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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余论》与宋元理学

已有 4642 次阅读 2010-8-31 17:20 |个人分类:思考中医|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杂谈, 朱震亨, 《格致余论》, 宋元理学

    《格致余论》是代表朱震亨学术思想的重要医学著作,为什么要用一个理学概念命名呢?这得从作者的生平谈起。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金华人(1281~1358年),因世居丹溪,又有“丹溪”之称。朱氏自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文章辞赋,一挥即成。宋元时期,金华号称“小邹鲁”,来讲学的儒者接踵不绝。当时,浙东朱学名家许谦(字文懿)在东阳山讲学,从者数众,朱氏往拜之,得朱熹四传之学,成为东南大儒。因此,金华的府志,朱氏不在方技传,却在儒林传[1]。朱氏生在乱世,虽深得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学,无意功名;又因其母患脾痛病,众工束手,于是立志钻研医学,30岁读《素问》,40岁再次研究,后从学于罗知悌,得河间、载人、东桓、海藏之传,而为一代名医。可见,朱氏集儒医于一身,二者互相援引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格致余论·序》所云:“古人以医为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

    一、“理在事先”、“从心到物”的认识论

    “格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之中,原文是“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格”是推究的意思,推究什么“物”呢?这有两种决然不同的含义。在儒学的唯心主义体系里,此“物”不是自然之物,而是“天理”、“天命”。如程颐解释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遗书·卷二十五》)。在唯物主义的体系里,可理解为“通过接触事物而获得知识”。正如“since”这个词16世纪从西方传到中国和日本,两国都把它译作“格致”,直到19世纪末,才引进“科学”二字取而代之。那么,《格致余论》所“格”为何“物”呢?我们说,实际是后者,而作者偏偏倒过来说成是前者。

    毫无疑问,在朱氏的著作中,基本来自他对临床实践的总结和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格致余论》所载医论40余篇,有察色诊脉的经验,有妇、儿、杂病的疗效观察,有处方用药的体会,有养生方法的搜集整理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医疗实践的精华汇萃。然而,毕竟朱氏生活在那个时代,深受理学熏陶。他在著作中多次引用周子、邵子、朱子、许学士之言,自以为画龙点睛之笔,殊不知画蛇添足,多有牵强附会。他在《相火论》中写道:“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周敦颐的原文见《太极图说》:“神发智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焉。”)拎来“从心到物”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来说明“欲起于心、火动于妄”的医学观点。因此,他强调保健之道,应遵“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动于妄也。”具体措施是“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所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即是要“人欲”服从“天理”,思想言行服从封建道德的标准,又变成客观唯心主义的论调。朱熹的原意是,道心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发出的,是至善的;人心来自人的愿望,是从具体的气质之性发出来的,可善可不善。超凡入圣的修养方法就是使人心服从道心。朱氏援儒入医,并以此作为其主要理论依据,是不足为取的;然而从另一角度,即用理智控制情欲的养生观,又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引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是属于“理在事先”、“理生万物”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特别是朱氏的另一本医学著作《丹溪心法》,明明是临床观察的总结,却偏偏要冠之为“心法”,都是为了顺从理学而牵强附会、倒立的说法。

    二、“太极”、“太虚”的宇宙观

    朱氏生活的时代,张载的“太虚”为万物之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很盛行,在《格致余论》中可见其明显痕迹。如《夏月伏阴在内论》中,有“天地以一元之气化生万物,根于中者曰神机,根于外者曰气血。万物同此一气,人灵于物、形与天地参而为三者,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菕。”这和张载的元气本体论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张氏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即是“气”或“太虚”;世界的现象只是“气的聚散”。所谓太虚就是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见张载《太和篇》)。在当时,张载提出了“太虚”这一表示物质性的范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进步。它表达了“物质第一”的观点,又阐明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即气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人和万物同源一气,生死成毁都是气运动的结果。但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由于其不彻底性,常常和唯心论搅在一起。朱氏在接受“太虚说”的同时,又生吞活剥地接受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对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作了经典的描述。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土金木,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朱氏完全照搬了这种论点,他在《相火论》中一开始就写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为了引入到医学理论中,他对“火”作了发挥,“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外阳,主乎动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行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从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火,故谓之相。”何谓“太极”?正如朱熹所注:“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语类·理气·上》),“太极乃天地万物自然之理”(《太极图书解》)。总之,无论是“太虚”还是“太极”,朱氏只是顺便使用,要旨在于阐明医理,并无心作更深入的探讨。从引文可以看出,他对基本精神完全照搬,至于字句的略约,并非对原理的修正,也不能说他就把《太极图说》改成唯物论的了[2]

    三、“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的方法论

    “天人相应”观念是先民们对人和自然的长期观察而获得的早期印象,后来就变成了一种“取类比象”的方法论手段。它不是理学家的专利,却为理学家所热衷,也是朱氏的得力武器。

    在《格致余论》中,朱氏的一个著名的学说——“阳有余阴不足”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论证的:“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他用天大地小、日圆月缺的直观现象,推演宇宙和人体都存在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所谓规律,今天看来似乎十分荒谬,但在当时以至后来多少年,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在阐明“相火”的功能时,他又以“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来类比,可见其运用普遍。周敦颐为了解释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也通过这种比喻把“刑法”说成是自然的法则——天道:“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可见,这种“天人相应”的论调纯粹是为我所用。

    从《格致余论》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强调“天人相应”思想的?他说:“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气,外应皮毛。《内经》谓阳为外卫,非皮毛乎?此天之相也;其包裹骨肉脏腑于其中,此地之相也;血行于皮里肉腠,昼夜周流无端,此水之相也。合三者而观,非水浮地、天摄水、地悬于中乎?”“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均《天气属金说》)。

    “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的思想方法,在《内经》中成为一条主线,朱氏兼通医、儒,运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但是,这种方法只能为我们扩大眼界、开阔思路,提供一种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思想方法,其推理并不严谨,结论仅供参考,如果生搬硬套必然陷于“诡辩论”的泥沼。以上可见,周敦颐用来说明政治,朱氏用来解释医学,二者同工异曲,均貌似有理,结论仍然须进一步求证。后来,明代医家张景岳又用此方法,引证另外一些现象来批评朱氏的理论,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也在医学史上留下烙印。

    四、“主静”、“节欲”的养生观

    翻开朱氏的《格致余论》,开卷之首即是《饮食签》、《色欲签》二篇,其后又有《茹淡论》、《房中补益论》等等,反复强调“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饮食色欲签叙》)如果说“阳有余阴不足”是滋阴学说的理论基础,那么饮食色欲贯穿全书,则是“阳有余阴不足”的立论依据。其理学渊源,也是有待揭示的。

    宋元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学派,宣扬一种变相的僧侣主义、禁欲思想。他们鉴于自然农业时代的生活资料明显“求大于供”的现实中,一心维护朝廷,而把下层人民求生的正当要求斥为“人欲”,说成是万恶之源,教人尽生遏制。宣扬“人人安命”的天理,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什么是“人欲”?主要是饮食男女。朱熹解释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分明是要广大人民降低生活要求,放弃对现实苦难的反抗,而统治阶级却可以任意恣为。然而,朱氏将其引入医学领域,意义却有变化。

    朱氏认为,饮食色欲乃人身自然之理,但陷溺其中,则又妄动而生变:偏食厚味,爽口作疾;贪念情欲,火动精走,阴气暗亏,百病由生。他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对于形成“滋阴学派”、发展祖国医学理论,仍然是功不可没的。他认为,养生的关键是“主静节欲”。如何“主静节欲”?朱氏认为“无欲则静”,其要点是“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并主张“医之立教,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以防相火妄动。他指出,凡动皆属于火,火动于妄则致病。“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则病而死矣”(《房中补益论》)。于是,养生之道归结为:茹淡、节食、远帷幕、保天和。总之,朱氏“主静节欲”的养生理论是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翻版。关于具体措施,也是大同小异。例如周敦颐主张“静”和“慎动”;张载主张“寡欲”;程颐兄弟主张“闲邪存诚”;朱熹主张一个“敬”字(即“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有所畏谨,不敢放纵”);许衡主张“存养”和“省察”。

    车离教授在《儒医辨》一文中曾评价:“元代朱震亨是儒医,他‘参以太极之理’,用理学唯心主义论解释‘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规律,是应当批判的,但他在临床上的滋阴法则对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这是公允的,无论如何,宋明时期的理学盛行,形成了哲学向祖国医学的第2次大规模渗透。当时,学派林立,诸家争鸣,学术空气浓厚,虽然产生了一些消极思想,甚至把医学研究进一步带进“避实就虚”的思辩主义歧途,但也产生了一些对临床医疗有益的观念和认识。

参考文献

 唐玉虬. 医林儒林合为一人的朱丹溪. 新中医药,1957,(4):

 朱丹溪谈“参以太极之理”的是非得失. 医学与哲学,1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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