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条朴素的俗语道出了阶级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共同心声。

    在阶级社会中，如何“走”，怎样“流”？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阶级与斗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暴力”观念，贯穿了“成王败寇”的“赌徒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吹响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集结号。当然，也包含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腥风血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卧薪尝胆”、“谎言说一百遍成为真理”的“欺世盗名”、“无毒不丈夫”的“不择手段”。过去一个世纪在中国大地上演进着的这段历史，高效率地凝聚了中国人“上”“下”流动的与“斗争”、“革命”密切相关的命运交响乐。

    二是资产阶级的“温良恭俭让”，带着那个阶级固有的软弱性，“不以成败论英雄”。在他们看来，无论你是走到权力的顶点，还是财富的顶点，甚至是知识的顶点，如果“唯利是图”、没有教养，如果“不择手段”、道德败坏，仍然是精神上的“赤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教授、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书名原文为“Class:A Guide Through American Status System）就持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用生活品味考察人所属的社会等级是一个更为恒常、更为有效的标准。我们为什么经常看到腰缠万贯的富豪（暴发户），其举止和品位实际上还是“昨日赤贫”？因为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暴富，但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时候格调。从这方面讲，“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例如，我国历史上的刘邦，后来贵为天子，但他的人格品味仍然逃不出当年的“市井流氓”；朱元璋虽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永远摆脱不了幼年卑贱命运的报复心理、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和残酷无情。

    也许，保罗·福塞尔的观念自有其片面之处，但在当今中国却更加具有推崇价值。因为在他那里，社会阶级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志来确立，而不是简单的财富、权力标准，有产与无产、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多元社会。

    当然，中国社会离这样的状态还有很大距离，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和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