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纪刘岩，翟双庆，徐婷婷，袁娜，焦楠. 中医教材历史沿革与建设探讨. 医学与哲学，2024，45（8）：63-67

摘要：教材不仅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知识传递载体、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依据，也是高等院校开展教学任务的重要工具。按照时期划分教材的发展阶段，分析中医药高等教育第一至十一版统编教材的历史背景、内容特点，以此了解中医教材的历史沿革，并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从中医教材建设的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分析其演变规律，为中医教材的深层次研究开辟了新思路、新视野。有利于提升教材质量的同时，对丰富中医药高等教育统编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教材是中医药院校开展教学任务的一项重要教学工具，在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中医药行业管理部门组织编写，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普遍使用的系列教材[1]称之为中医统编教材。梳理中医教材发展史中各版教材的内容特点，对了解中医教育发展史，进一步探讨教材演变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中医教材发展史分为萌芽期（1956—1965年）、探索期（1966—1981年）、发展期（1982—2000年）、成熟期（2001—2014年）和创新期（2015年至今），分析五个时期的教材特点，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挖掘中医教材建设的内在演变逻辑。

1 中医教材的历史沿革

1.1 萌芽期（1956—1965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国家“制定了正确的中医政策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指导我们在发展现代医学的同时，努力继承发展祖国医药学，使中医药事业得到新生”[2]。1956年中医药高等教育建立。1959年，原卫生部制定了中医本科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为培养高水平的中医人才，与之匹配的系统教材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医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开启。在原卫生部组织与审定下，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5所中医学院于1959年4月召开会议，并于1960年出版第一版17门教材[3]；1963年10月在安徽召开全国中医教材会议，在第一版教材编写的5所院校基础上，召集天津、山东等 14 所中医院校和研究院代表参与，并于1964年出版第二版18门教材。第一、二版教材被作为“当时全国中医学院和西医学习中医班的试用教材”[4]。

第一、二版教材实现了中医教材从无到有的跨越，开辟了教材编写的新篇章，也为后续教材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5]。但此时中医院校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仍处于探索中，教材编写团队缺乏经验，也没有先例可借鉴。因此，这两版教材对知识描述的准确性有所欠缺，理论知识的系统性不足、体系不完善，对临床实践的教学指导作用还亟待增强。

1.2 探索期（1966—1981年）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教育事业经历了一系列艰难挑战，中医教材建设工作几乎停滞。1970—1976 年，中医学院开始招收从工农兵中推荐入学的学员[3]，1973年6月，经全国中医学院教育经验交流学习班协商决定，由 22 所中医药院校分工协作，编写第三版18门教材[6]。20世纪70年代末，高等中医药院校恢复招生，中医教材编写事业继续探索。为适应教育改革需要，1978年3月，原卫生部组织中医学院编写中医类教材，称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即第四版中医教材[5]。第三、四版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出现了打压中医与推崇西医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政策误读，中医被错误地当成“四旧”和要去除的糟粕[7]。尤其是中医经典类课程，其作为中医学的核心内容，构建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受到了剧烈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缺失经典类教材。同时，为支撑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开始出现，如《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等。另一方面，西医类知识在中医教育体系中比重增加。第四版教材中增加了西医独立教材，如《生理学》《病理学》等。同时，在此阶段将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尝试编入同一门教材，并在冠名时省去“中医”二字，如《内科学》《外科学》等[8]。

第三、四版教材力求系统阐述中医学基本理论和常见病的辨证诊治规律，反映中医学在防治疾病中的新成果。编写过程中，既要使教材有祖国医学的系统理论，还要能紧密联系临床实践，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促使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但不足之处在于各科教材之间的联系和协调缺乏统筹安排，名词术语不统一[9]。此外，由于这一时期对“中西医结合”的错误理解，中医经典被阉割，且中医类知识体系中生硬的掺杂了西医类内容，知识结构主次不清。

1.3 发展期（1982—2000 年）

1982年4月16—22日，原卫生部在衡阳市召开建国后首次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10]，此次会议的召开对推动中医药事业沿着正确方向持续健康地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作为教育教学手段之一的中医教材也不断地发展、革新。1982年10月，原卫生部成立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启动第五版教材的编写工作，涵盖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等共 32门课程[7]。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作为独立的中医药行业管理部门。1992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杭州召开了全国中医药本科教材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第六版 38 门教材的编写工作，称为“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11]。

第五版教材正式纳入了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旨在使中医理论知识分类更清晰，这在中医教材编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时，现代院校教育中的中医理论体系已较为成熟，且汇集了全国中医药院校诸多顶尖专家作为五版教材主编。在编写方面，此版教材力求既保证教材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又提高教材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与全面性。由此，使得五版教材成为现代中医史上影响最大的教材，对中医药学术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但五、六版教材也存在不足，在中西医学整合方面中医的主导地位仍不明确，西医内容占比仍然过大。尽管“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趋势，中医仍应保持独有的特色与独立性[12]，这一理念在这一时期仍未得到充分重视。

1.4 成熟期（2000—2014年）

进入21世纪后，中医药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形成多层次、多专业、多学科的办学模式。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当下中医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6]，编写符合新世纪形势和发展需要的配套教材迫在眉睫。200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的教材建设机制[13]，成立负责教材建设工作的专门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依据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了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教材建设从内容到知识体系都逐渐成熟。在这一时期，2001年、2005年、2012 年陆续出版了第七、八、九版教材。从第七版教材开始，高等教育改革提倡一纲多本、形式多样，中医教材开始由两个或多个出版社出版[5]，体现了教材发展的多样性和守正创新的发展趋势。

在新世纪形势下，教材建设更注重“精品战略”，对各步骤都严格把控，经过专家组反复论证与完善。政府−学会−院校−出版社多方协作的运行机制，也为教材编写质量提升提供了保障。同时，对中医药高等教育本硕博三个教育层次多个专业教材的结构进行优化，重点建设基础、核心课程教材，强化提升实验实践类教材建设。同时，更注重对学生临床操作能力的提升及高尚医德与良好医风的培养。

成熟期的教材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学科教材间出现内容交叉重复的现象，且名词术语不尽统一，表述的科学严谨性仍需增强；部分学术内容夹杂个人观点，专业权威性不足；经典引用、译文的准确性和来源可靠性不足；内容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不能充分反映内容的内在联系及中医专业特有的思维方式。

1.5 创新期（2015 年至今）

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指出“把继承创新贯穿中医药发展一切工作，正确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中医药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14]。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教材建设也开始呈现 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发展态势。为全面提升教 材质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了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的改革工作方案和建设工作总体方案，并于 2016 年陆续出版，涵盖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与护理专业教材共109门[15]。2021 年 2 月，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主编会议在北京召开[16]，对此版教材的建设进行研讨。此套教材首发的本科规划教 材包括中医学、中药学的主要教材与针灸学、中医骨伤科学的教材以及护理学教材共126门。此外，中医药类教 材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包括国家级规划教材类的中医药 类精编教材、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中医药类系列教材、21世纪课程教材等多个系列，为统编教材提供了有益补充，在促进学科与中医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5]。

这两版教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突出立德树人理念，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二是坚持“以本为本”，更突出教材的“三基五性”；三是为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中医人才，与执业中医（药）师资格考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工作紧密联系；四是进一步突显中医思维的培养与强化，提高中医经典内容在教材中的比例。此外，在编写形式上，为更好地适应信息化发展背景，将数字化建设作 为重点，采取纸质版教材与数字化课程同步出版的方式，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多元的学习平台。

但由于不同学科的教材因属不同主编和编委，名词术语表述方面存在差异；教材知识内容系统完整性仍需进一步加强；不同学科教材内容存在交叉重复，与课程群不够衔接；中医经典内容引用不够，对经典条文解读不充分，中医经典理论知识在教材中的体现需进一步强化；教材内容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仍需增强。

2 中医教材建设的演变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 80年代初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之一，强调用中观制度的改革来联结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社会事实[17]。从这一视角看，中医教材的改革既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医院校教育的重点变迁历程。在分析过程中，应首先寻找制度背后更具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以解释特殊的制度现象；其次，在普遍存在的基本因素与特殊的制度现象之间，通过关注其中的行动者，建立逻辑联系[18]。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变迁的深层结构、路径依赖与动力机制，这为中医教材改革演变提供了分析依据，对于开展中医教材历史变迁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基于此，本文形成了中医教材历史变迁的制度逻辑分析框 架，见图1。

图 1 中医教材历史变迁的制度逻辑分析

2.1 中医教材建设的深层结构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社会发展背景密不可分，与政府决策、思想观念、社会需求存在黏结性和依附性[19]。

2.1.1 政府决策起主导作用

中医教材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决策，在不同时期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萌芽期，教材建设延续了1952 年《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的社论中“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 先进教育经验”的要求[20]，借鉴苏联教育模式下的教材编写经验开展工作。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毛泽东提出“教材要彻底改革”，力求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但由于中医被错误地当成“四旧”，中医经典“被阉割”，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出现。中医教材建设继续探索后，1978 年《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提出要“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新生力量”[21]。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院校参与中医教材的建设，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中医专业的发展，中医院校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层次不断健全[22]，中医教材体系也更丰富。1982年10月，原卫生部成立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承担中医教材编审及相关教学工作的业务咨询职能。1985年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材编审由国定制转向审定制[23]，12月，原卫生部在上海召开中医院校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决定各院校可以试行自编—协编—规划编写教材办法[24]，教材建设开始呈现多样性。

进入新世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成立，承担教材编写指导与管理职能，使得教材建设更加规范。同时，国务院颁布《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中医药教育与中医人才队伍建设的方向更加明确，教材建设逐渐成熟。

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提到“重点培养中医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及中医药 临床科研领军人才”[14]，对中医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中医教材的建设也要顺应形势、寻求创新，更加多元化与前沿化，满足中医人才培养的不同需要。

2.1.2 思想观念起先导作用

教材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承载着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指示、思想和价值，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思想观念则直接影响教材建设的属性及价值导向[25]，影响着教材的变迁，是教材体系建设的先导[26]。

建国之后，在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基础，从整体、系统、功能出发的中医，与当时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无法很好地兼容，其有效性与合理性尚无法在现代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理上被证明[27]。1950 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改造旧医实行步骤草案”，以推动实现“中医科学化”[28]。但这场改造逐步错误地演变为以西医改造中医，以为“科学化”就是“西医化”[29]，导致此时的中医教材西化严重[30]。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更是被错误地当作“四旧”，中医教材建设因此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后，伴随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的发展写入宪法[31]，民众思想的开放使得社会对于多元 文化更加理解和包容，对于我国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也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新世纪后，受现代意识形态发展与思想观念进步的影响，中医教育事业充分发展，中医教材建设呈现出朝气蓬勃的趋势。

2.1.3 社会需求起导向作用

在中医药院校教育招生之前，我国的中医传承主要靠传统的师带徒模式，多是口头传授或实践教学，教材的应用需求较小。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亟待发展，专业化、全面化人才培养需求增加，院校教育模式的探索也需要专业、规范的教材作为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医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况发展时期。社会对中医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尤其是应用型基层中医人才[32]。因此教材建设要突出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进入21世纪后，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和中医人才需求，也必须增加不同类型的教材。一方面为了培养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中医人才，教材建设要更凸显实用性与专业性；另一方面为了培养面向科研的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才，教材内容要更深入与细致，知识体系要更多元与前沿。

2.2 中医教材建设的路径依赖

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路径依赖，制度一旦被选择，就会不断自我强化锁定在某一特定路径上[33]，即制度变迁具有自我强化机制[34]。教材建设工作需要政府、学会、学校、出版社等多方协同合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政府部门把握教材建设方向，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推进教材建设工作，中医药院校参与教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医药教育领域专家参与教材编写与修订工作，医药 卫生类出版社承担编排工作，中医课程授课教师与中医学等专业学生使用教材。由于教材的变迁涉及多方协作问题，变迁成本增加，多方已经形成联动的链式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都会恪守制度形塑的规则关系，并努力适应当下的制度环境[35]。

2.3 中医教材建设的动力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重视制度变迁的内生过程与力量[36]。制度发展取决于政策成本—收益的良性评估，实现制度供给与实际需求间的平衡，这意味着要在维护利益相关者权利前提下，实现相关主体间的博弈平衡[37]。在中医教材建设工作中，政府为培养高水平中医人才，要不断探索提升教材质量的路径，发布相关政策指引教材建设方向；学会为确保国家意志的落实，要参与到教材规划与编写指导等工作中，促进提升教材质量；院校为响应国家指示，自编创新教材，积极参与到教材编写工作中；出版社为在竞争中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要扩大自身影响力，顺利通过市场筛选；教师与学生作为教材最直接的使用者，可以对教材质量作出评价。各方为了促进自身发展，必须寻求自身变革，又由于各方的联结关系，一方的变革引起多方的链式反应，提供了中医教材建设的动力。

3 中医教材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3.1 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中医药教育连接着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两大战略，至关重要。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形势的变化，中医药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对中医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增加。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要保证其规范性、权威性和严谨性，也要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贴合社会对中医人才的实际需求，既要传承守正，又要开放创新，引入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科学知识，实现自身守正创新发展。

3.2 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相适应

教材的编写为专家、学者、临床一线教师和广大师生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与进步[38]；教材变迁也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医教材的建设应与时俱进，与当前学科建设重点和人才培养趋势紧密联系，积极探索教材编写的新方式、新内容、新特点。此外，在教材建设中，政府、学会、学校、出版社、使用者等形成积极联系的链式关系，多方联动，利于为教材建设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中医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3.3 注重中医教材建设特色发展

在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要遵循其成长规律，坚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促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特别是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融通[14]。在中医教材建设中，要注重突出中医药本身的实践性、整体性、系统性、辨证观、时空观、治疗观、预防观和方法论[39]，引导并培养学生形成中医思维，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实现学习方法与思维理念的传授，使教学的内容与活动有机统一，以推动中医教育在新时代实现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