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结论

农学阴阳论，从表面上说是传统农学中含有阴阳学说的部分，从形式上说是以“阴阳化”为基本特征的一种传统农学理论，从内容上说是以阴阳学说作为分析工具，阐明有利于作物生长的阳气与阴气互补配合的最佳方式，并对适宜的农作方式给予阴阳论解释，最终用“阴阳”语言写成的具有古老东方特色的理论体系。

气与阴阳是农学阴阳论的基本概念，其中蕴藏着理解农学阴阳论的奥秘。过去人们对“气”，一般先肯定其物质性，再探究其属性特征，这样可以全面合理地把握它然也可另辟蹊径，专从功能性视角审察之，认“气”为一系列功能性规定，可催生凝成万物、变化演进万物、充斥连系万物，如此可获得对“气”的一种简捷诠释。在农学中，气的功能则具象地体现为促进作物的生、长、成、杀。“阴阳”具有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层面的含义，更有具体科学层面的含义，在传统文化中，后者具有广泛应用。具体而言，“阴”与“阳”不是两种实物，而是两种相对立的性质，也可说是形容事物性质的相对性或判别事物属性的符号。“阳”概指积极的、雄动的、生长的，“阴”概指消极的、雌静的、衰亡的，故凡事皆可分阴阳，恰如“矛盾普遍存在”一样。科学层面的“阴”“阳”二字单独出现时，必在指代某物。更进一步，成熟的阴阳学说以公理为基础，以纯思维的想象展开、以纯本质的方式运作，不以经验为基础、可以摆脱经验而独立存在，满足“本质科学”的内涵要求，是一种本质科学；同时，由于其简便易用，阴阳学说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析工具之一，被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领域中。传统五行学说也具这种工具性本质科学特征。在传统农学中，阴阳学说被用来分析“气”，将其区分为阳气和阴气，阳气对作物生长起关键作用，阴气可促进作物成杀，而整个过程中彼此配合又为必要。此外，农学阴阳论中还有一些其他概念，如“风”“日”“水”“土”，简单说，前两者是阳气的提供者，后两者是阴气的提供者。正是有了气、阴阳这些概念，农学阴阳论的判断与命题才得以建立。

从历史角度看，先秦时期传统农学已与阴阳学说初步结合，《月令》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其中的阴阳论主要是用阴阳学说解释四季气候变换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联，如“仲春之月，……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可称之为农学的“物候阴阳论”，然其理论性体系性尚不完善。《管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古籍与汉唐宋元历代农书中的阴阳论如草蛇灰线，千余年来形成了不少理论成果，除继承和发挥《月令》的物候阴阳论外，还有以“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一入正月初，未开阳气上，即更盖所耕得地一遍”、“山中取栽，阳中者还种阳地，阴中者还种阴地”®、“（椒）阳中之树，冬须草裹”@为代表的作物生成原理、耕作时节、地宜土性、物性各方面的阴阳解释，然终纷陈无章、未成体系。可以说，宋元及以前的农学阴阳论尚处朴素形态。

及至明清，《农说》与《知本提纲》承旧开新，充分总结农事经验、彻底吸纳阴阳学说、尝试建构理论体系，使传统农学理念充分收获了阴阳论解释，此为农学阴阳论的成熟形态。

在《农说》中，农学阴阳论是其主体内容。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作物生成原理进一步深化，可提炼并概括为“阳生阴成，阴阳互根，阳畜阴周，阴代阳体”。“阴阳互根”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独阳不生”“独阴不生”，二是“阳畜阴周”“阴代阳体”。对于农事活动，在作物生长时达成“阳畜阴周”的环境状态十分重要。《农说》完善了物候阴阳论，认为十一月到翌年四月属阳，五月到十月属阴；根据“阳生阴成原理，可知冬至到夏至间为作物生长期，夏至到冬至间为作物成杀期。换言之，根据生成原理中“阳畜阴周”的要求，再依据冬至到夏至间阳生于下，阳涨阴消，可知这期间的环境状态适合作物萌发与生长：根据生成原理中“阴代阳体”的描述，再依据夏至到冬至间阴气渐盛，阴涨阳消，可知这期间的气候条件可促使作物成熟与死亡。此为“天时阴阳论”，简称“天时论”。根据生成原理中“独阳不长”“独阴不生”的“阴阳互根”原则，多“阳”乏“阴”之土则济“阴”，多“阴”乏“阳”之土则补“阳”，具体而言，“原”系“阳”盛“阴”亏则深耕济“阴”，“隰”系“阴”盛“阳亏则浅耕就“阳”；过泄之田“独阳不生”则济“阴”，固结之田“独阴不生”则济“阳”；岁久不耕之田“独阴不生”则就“阳”。此为“土性阴阳论”，简称“土性论”。在《知本提纲》中，农学阴阳论是其儒学体系的一部分。较《农说》而言，《知本提纲》的作物生成原理呈现得更清楚，可总结成“阳变阴化，阴阳交济，阳极阴收阴敛阳藏”。阳气主“变”、阴气主“化”，“变”与“化”是作物生理正常运转的两个不同方面，而非生成的两个阶段；要实现有“变”有“化”，须“阴阳交济”；“阴阳交济”不是阴阳二气的无原则混合，而是须待“阳极”时才“阴收”，“阴收”时机过犹不及，是为“阳极阴收”：为了更易达成翌年的“阳极”状态，须当年掩藏阳气于土中，待雨雪敛之而保存阳气，是为“阴敛阳藏”。据此，“山原”宜“接地阴”、“隰泽”宜“就天阳”、“水田”宜“断草之宿根，耖起积泥，蹂烂极细”，对此权简称“田地五类型”：在耕锄耘耖方面，宜“宁燥勿湿”“纵横犁耖”“转耕返耕”“频耖频锄”，对此权简称“耕作四原则”。“田地五类型”与“耕作四原则”主要构成了“地官阴阳论”，简称为“地宜论”。根据“阳极阴收”，耕耢方式宜随季节有别，同时应“春耕稻田”“春耕宜迟”；根据“阴敛阳藏”，应“夏耕麦田”“秋耕宜早”。此为“时宜阴阳论”，简称“时宜论”。此外，还有几点农作技术的补充说明，也都得到了阴阳论解释。

《农说》农学阴阳论与《知本提纲》农学阴阳论小异大同。二者体系理念同一。它们都秉承“三才”观念，把“顺天时，量地利”作为理论的核心理念，也以三才框架开展理论，将“人”的因素寓于“天”“地”中，分创出时土二论。二者基本概念略有不同。作为最核心概念的气、阴阳在含义上并无二致，《知本提纲》增列了“新五行”，后者一般提法是“气、天、地、水、火”，在农学中具象化为“气、风、土、水、日”，后四行是阴阳二气的直接来源。二者理论内容表面上虽有不同，却各有关注重点，并无矛盾之处。《农说》区分作物生长期与成杀期，用“阴阳互根”解释作物生长成杀全过程，重点强调“阳畜阴周”是促进作物生长的最佳生理环境，而《知本提纲》不特别区分作物生长期与成杀期，用“阴阳交济”解释作物生长，重点强调“阳极阴收”是促进作物生长的最佳时机条件；《农说》重“天时论”、轻“土性论”，《知本提纲》发《农说》所未发，重“地宜论”、轻“时宜论”。纵向来看，农学阴阳论朴素形态中的大多数命题、观点都被成熟形态所继承和吸纳，而朴素形态中也基本包含了成熟形态的核心因素，只是未及系统地申明和发。成熟形态较朴素形态的主要进步是将其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主要表现为“阴阳化”的程度加强，各命题之间也基本具有逻辑关联。

过去一般认为农学阴阳论是哲学理论或说更接近哲学范围，而经过论证发现，它是“准科学”理论或说更接近科学界域。一方面，从科学划界标准看。科学划界标准可以提供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一般标准，西方科学哲学和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都对此标准都过专门论述。从科学哲学角度看，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标准、波普尔的证伪标准和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标准，都不能将农学阴阳论排除于科学范围，因为它可能被证实和证伪，也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农学阴阳论又基本满足自然辩证法学科所主张的划界的可检验性原则，它具有检验蕴含、可被实验检验、可被重复检验，同时也不违背自然辩证法要求“科学”须满足的其他附属条件，所以说它基本符合自然辩证法学科对“科学”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学科分类原理看。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标准来源于西方，而西方这种分类标准也有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古希腊很早就注意到科学和哲学两种学问的不同之处却未在名义上严格区分，康德、黑格尔使哲学与科学这两个学科真正实现了“分道扬镳”，再附以海德格尔等人的工作，科学与哲学的边界与论域变得更加清楚分明了。可以认为，科学一般是在“存在者”层面上通过经验或实验接受“现成性”存在者的有限的表象，哲学一般是在“存在论”层面上通过思辨或领会获得作为“可能性”的“存在”的无限的“真理”。农学阴阳论显然更接近于前者。西学东渐以来，出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人们也开始用西方学科分类方法剖裁传统文化，在蔡元培、胡适、冯友兰、张岱年、李约瑟、席泽宗等哲学史科学史大师的努力推动下，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因素与哲学因素得到相对意义上的划分。以此现有划分方式来看，将农学阴阳论归入科学范围更为适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从其自身形态及完备性还是从与西方近代科学相比较的角度看，农学阴阳论并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对科学划界标准只是“基本”满足，在传统文化中只能得到“相对”划分，故仅可称其为“准科学”，以标识其较哲学及其他非科学来说更接近于科学范围。

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看，农学阴阳论应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合力作用下才能产生与发展。其产生年代难考，当时的社会条件已无从挖掘，故仅可从文化传统角度着手分析。传统的重农思想、“顺”的形上假设、“天地人”三才观念、阴阳说作为分析工具和中医学作为理论范型，这些古代研究传统中的组成要素可能都是促使农学阴阳论产生的重要条件。农学阴阳论在先秦产生后至宋元千余年来在理论性、体系性上未有实质性突破，而独于明清时期跃然迈向成熟、形成理论体系，这自然与马一龙、杨双山的忧农劝农的儒者情怀难逃干系，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具备了两大社会条件，一是明清时期兴起的经世致用的时代学风，作为实学的农学研究受到积极鼓励，二是当时盛行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之学，不仅赋予了“农”的合理性，即由“农”达“理”成为可能，也为农学的进一步理论化提供了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基本概念、命题判断。当然，这些仅是对农学阴阳论产生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部分重要条件，也许是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因为一个理论的发展何其纷繁其与社会的关系可谓盘根错节，所有因素概难尽举。

农学阴阳论是一种传统农学理论，其与传统农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农学阴阳论与传统农学在核心理念上一脉相承。传统农学向来以“三才”作为指导思想，“顺天时，量地利”。最迟至汉代就已凝成为传统农学的核心理念，传统农学以此为中心，不仅推演出了一些理论、学说，还发展成特色别具的耕作技术体系，可以说，传统农学整体上就是以“三才”为研究范式。农学阴阳论也在“三才”范式内，它坚持“顺天时，量地利”的核心理念，并以此为框架建构理论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可谓是与传统农学整体合辙同轨。其次，农学阴阳论可谓是传统农学的理论化成果。传统农学主要趋向于建构完备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但同时也向来具有一种将自身理论化的倾向。历史早期，朴素形态的农学阴阳论、农学五行论都是其初步理论化成果；历史中期，又形成了一些具体学说，如地力常新壮说、风土说等，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看作“理论化”的努力。而在历史晚期，朴素形态的农学阴阳论走向成熟，其理论化程度之高、体系性与逻辑性之强、对传统的兼容范围之广，成为传统农学空前绝后的理论化结晶。美中不足的是，农学阴阳论并未实现传统农学的全面彻底总结，比如对“物性”就未作阴阳论的系统发挥，致使“时土物”三宜说错失了成为传统农学理论总结的机会。最后，农作经验为建构农学阴阳论提供了材料依托。在农学阴阳论中，经常可见传统农书、农谚的技术总结，只是其中融入了阴阳学说或受到阴阳论的理论润色。然而反过来看，农学阴阳论是否曾指导农作实践呢？尚无有力材料证明农学阴阳论曾大范围地指导农作实践，在小范围内对个别人或一些人农作实践的指导作用虽不能排除，但从理论上讲，对一般农作活动而言，拥有农作技术的经验总结并演变为耳熟能详的农谚广布民间似已足够，精深的理论总结或无太大必要。此外，农学阴阳论成熟后百余年，传统农学在理论上就被西方近代农学取而代之了，农学阴阳论也就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了。所以，农学阴阳论有可能仅作为“书斋里的学问”而被束高阁，但其作为农学史、科学史上的灿烂一笔，历史意义不容小窥。

农学阴阳论在科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科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单从作为理论来讲，其或可与中医学及历史上的少数几种理论“华山论剑”而“各雄一方”。然而，本研究所及的农学阴阳论乃至传统农学，都主要限于一般意义上狭义的“耕”范围，也旁涉到“桑、树”，对“畜”则并未收录，至于对区别于耕地农业的草地农业的相关内容，更未收在文章的范围之内。以此来说，关于“畜”的理论、尤其是草原农业史上的“畜”科学，可能是中华科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二、延伸讨论

围绕农学阴阳论的考察与分析已告一段落，但有一个贯穿理论始终的重要特征尚未得到申明，那就是：农学阴阳论具有“属人”性，即一直包含着对人的关怀。它的相当部分命题都是要求或告诚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与我们对科学的通常理解并不吻合，因为科学一般只讲“是什么”或“能做什么”，并不特别关注“应该”。对农学阴阳论的这一特征，有必要分析一番。然而，这种“属人”特征绝非农学阴阳论的专利，传统科学或都有这种性质。"那么，讨论的范围须扩展开来，将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在对人的关怀问题上作几点比较，考察不同类型的科学与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对进一步理解传统科学尤其是农学阴阳论将大有裨益。

“科学乃是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所言及的科学仅指西方近代科学。即使在科学层面上，存在之物也会以其他方式向人呈现，如中国古代科学。西方近代科学以牛顿物理学为范型，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后继发展与成熟模式。中国古代科学拥有农、医、天、算四大传统学科，但具有理论体系、可以作为传统科学理论代表的恐怕是医学与农学了，作为政治学问的天学次之。张岱年说：“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然而根据前述研究，农学阴阳论作为传统农学的理论化结晶，其理论发达程度可能稍逊于医学，但较其他各科当略胜一筹。可以认为，西方为科学而科学，无用的物理学当居众科学之首；中国古代求达生，与生活紧密关联的农学与医学成为东方科学的象征，而农学阴阳论（尤其成熟形态）又是传统农学的理论代表。

海德格尔说：“今天人类活动于其中、并且试图坚守于其中的现实，越来越受人们所谓的西方--欧洲科学的共同规定。”@科学的样态规定了人类现实活动的样态，而在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那里，“今天人类活动于其中、并且试图坚守于其中的现实”正是一种无家可归状态。以下试图基于科学史作出反思，在外在现实层面示西方近代科学与人类无家可归状态间的关联；相对比地，考察中国古代科学又系连着人类的何种栖居方式。

（一）科学接纳“人”吗？

西方近代科学大厦无“人”居住。首先，作为西方近代科学范例的牛顿物理学不包含人的因素。在牛顿那里，人作为宏观世界的一分子，其施力与受力与他物并无二致，人并不居有异于他物的地位，人的意志因素并未进入物理学的考察范围。其次，生理学、进化论与遗传学都不包含人的因素。生理学把人体生理作为物，作为客体，作为对象而进行类似于物理学的研究。进化论是关于物种进化规律的假说，遗传学是关于生物遗传规律的学问，二者中涉及的人都是无情感的物，它们对人的意志因素视而不见。可以说，生理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在本质上都是物理学。再次，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性科学也不包含人的因素。相对论是传统物理学的延续，旨在探求客观物的规律。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虽构成了对传统还原论的反动，但却并未将“人”正式且有意地划归其中。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只是人的主观意志因素对物理学大厦的无意闯入，它并未成为人们研究主观意志与客观物间关联的起点。因此，西方近代科学无一例外地是关于物的学问，即便是人的生命和意志，也对象化为物；它对置性地拷问自然，迫使其呈现规律，并不关注主观意志与自然物间的关联；人的因素从未成为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方近代科学拒绝“人”。

中国古代科学体系“人”难离席。与作为科学精神产物的西方科学不同，中国古代科学更切近人的生活。在传统农学中，人是农学理论的当然要素。我国古代农学一向坚持“天地人”三才观念，《吕氏春秋》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两千年来农学理论的总纲。本文的主题农学阴阳论也以此为基本体系构架和前提预设。可见，人在传统农学中是“天地人”有机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缺少了人的因素，“稼”成为不可能。传统农学还一向注重人的因素与“天时”“地宜”间不可割裂的关系。《知本提纲》云：“居表而运行以施种者，天之职也；居中而承载以生化者，地之职也。……参天地，和水火，有余者损，不足者益，更需人道以著裁成之妙，而后物类繁昌矣。”@天、地、人各有职能功用，三者互补配合才能相得益彰。另方面，中医不仅继承了三才论，而且理论地包含人的情志因素。中医认为，人是天地中的人，天地生人，必在人身上遗刻有它们的性质，而人的生理节律必因随天规地则而消涨生息。例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随着天地草木在春季荣发，人体生理也好似经冬初醒，重新进入一个蓬勃上升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人的情志因素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黄帝内经》云：“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④人的情绪意志受天地影响，“苍天之气”的“清净”与人体的“志意治间的关联被建立起来。《黄帝内经》还论及五脏与五情的关联，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人的情志会对五脏的健康产生影响，如“怒伤肝”“思伤脾”。相对比，西医虽对人的情志因素有所考察，但其基本理论中并不包含类似中医的情志与生理间的对应解释。在中医中，人是人；在西医中，人是物。所以，中国古代科学视人为人，而不简单化地视人为物，故人的意志因素成为关注重点；它从未对置性地面对自然，而是心物不二，重在考察人与自然间的关联：它宽容地包含人的因素，人的因素作为必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概括而言，中国古代科学接纳“人”。

（二）科学规束人之所为吗？

西方近代科学不作价值规束。西方近代科学宣称自己客观地反映自然规律，旨在求真。近代科学摆脱神学束缚，不以任何外在目标——如明证神性的启示话语——为宗的追求，以研究为本质，以数学为工具，以实验为方法，强硬地抽取所谓的自然规律。“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其本质乃是研究。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程式建立在某个存在者领域中。”@数学与实验（甚至隐喻），都是“研究”的具体手段，研究的目的则是绘出自然的规律之图。在欲想洞悉宇宙奥秘的科学精神的簇动下，近代科学追求精确性的同时，也宣称客观性。从此，区别于价值断判，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宇宙规律成为科学的界域。近代科学将价值规约的功能推让给道德和法律，并不断冲破对自身的规约。科学仅负责求真，求善的职能则归属给伦理学。牛顿以降，求真的自然科学与求善求美的人文学科泾分明，二者的距离愈来愈远，彼此对对方的轻视和指责远大于学习和借鉴。科学与人文的鸿沟产生了，科学确实对人文开战了，虽然是不宣而战。然而，在与人文的“交战”中，科学不纠结，不迟疑，毫无疑问地胜利了。作为胜利者的科学被推上神坛；非科学则惨遭蔑视。从此，人类只知科学，行为也放任无度。科学无关于价值，科学不规束人之所为，也无一物可规束科学之所为。近代科学在人类为之修筑的高速公路上极速飞驰。当人类面对这人造物组成的世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时，本真的生活却渐逐隐遁了。

中国古代科学邀人顺天应地。首先，在我国古代农学中，人所能为者，唯顺天应地也。中国古代农学理念可集中概括为：顺天时，量地利，尽人事。人所能施、可以为之处须以“顺天时，量地利”为基本原则。“阴阳交济，五行合和，自然万物生育”@，农学阴阳论正是运用阴阳为分析工具，理论地阐释了天时和地利的节律演化和时节性质等规律，并规定人应该如何“顺天时”与“量地利”。《知本提纲》云：“相土自然之种而因其利，观天一定之候而乘其时，其于耕道之大，已思过半矣”，不适时播种与收获，未因土地特殊性质而采取适当操作，都不为传统农学所允纳。《农说》云：“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人只有安顺地依一方风土种植适宜的作物才合理。其次，中医更以人顺天应地为基本前提。中医总体上规定人的作息宜因随并遵守天地自然的节律。《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曰：“法于阴阳，知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合乎天地流转，顺乎阴阳涨消的起居饮食规律是中医对世人生活方式的基本规定，也是中医的一贯追求。进一步言之，顺从自然生长休息的节律，则身体健康：违反它，则生理紊乱，疾病多发《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曰：“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以春季为例，春天的特征是“天地俱生，万物以荣”，顺应春季的气候特征，人宜“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若不如是活动，则“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中医也强调对时节地域水土的顺应。以饮食为例，人宜食用居住地周围土地生出的食物，食用外来食物则宜谨慎；不适宜地食用它乡水果和蔬菜，会对人体生理产生伤害：食用反季水果和蔬菜，对人体的伤害可能更加严重。

综上而言，西方近代科学不但拒绝“人”，而且拒绝规束人的行为，完全听命于科学的人类在价值上陷入迷惘：中国古代科学接纳“人”，而且规束人的行为，教人顺天应地，安守于其中的人们惯于处顺安时。

（三）科学旨关人的本真生活吗？

西方近代科学远离“生活世界”，放逐人类至无家可归。地心说是错的，但它符合常识：日心说是对的，但它违背常识。哥白尼发表《天球运行论》以来，近代科学开始与常识悖离。生活世界并不关心真与假。西方近代科学追求的客观性，宣称得到的客观真理，实则是人类为自然制作了“一件非常合适的理念外衣”，即把“自然数学化”®。人类本来生活在无比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它确实在那里，并与我们朝夕相处，休戚与共。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为西方近代科学提供了一副素朴的眼镜，西方近代科学将之改装升级，把一副精美绝伦的眼镜免费赠予了人类。从此，人类将这眼镜当成真实的眼球，丝毫没有识别其中的虚假。但“‘被看的’东西总是比我们关于那个东西‘实际上真正’看到的要多”@；人类被允许看到的，只有被抽空了生活意义的冰冷的单纯标记着数字的自然。“在混沌一片中，字谜画的碎片就渐次展现；人们摸清了大自然的脾气，服从大自然，又能控制大自然。”®近代科学用一幅虚假的图画欺骗了人类，但人类毅然推之上神坛。科学方法侵略着人文学科，科学主义浸染着人们的观念，科学霸权外化为政治霸权。人类对自然的筹划、摆置与强求已不可遏止；惟余的点点尚未被垦殖的自然之土早已被科学家头脑中的数学公式反复推演。除了占有，已无别物可以刺激人类空虚的心灵；除了欲望，更无他者可以保促人类社会的续延。天地中的人将天地视为资源贮存站，自然之子反倒将自然当作垃圾箱。人类食罢珍馐海味便倒向锦玉床而呼呼大睡，睡梦中也从未忆起自己究竟为何生存。人类遗忘了本真的生活，遗忘了人生的意义。人类从此无家可归......

中国古代科学规设本真生活，安顿人们以安居于乡。人所为之顺天应地塑成了中华民族先民们安时处顺的生活态度。安时处顺，恰是本真生活的一种具象表现。任凭外物沧桑，生活层面的心态平和在任何道德体系下都应是本真生活的一种体现。正如《庄子·人间世》所言：“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讲，在中国古代科学所规设的生活状态中，人们不存机心，恰如“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一样。在总体上，人与自然天人合一，对自然没有索取性的筹划。中国古代不摆置自然，也不利用数学公式在头脑观念中控制自然。人敬畏自然，自然给予人风调雨顺；人顺应自然，自然给予人身心康健：人与自然相守，自然供给人谷果肉蔬。在具体活动中，古代科学的整体语境主张安顺，禁阻破坏性地改造自然。这种禁阻的原因，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敬畏，不如说是对安宁内心的呵候。“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成为先辈们技术活动的准则。朱憙也说：“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中国古代的技术不具进攻性。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讲，中国古代科学造就诗人，人生在世无时无处不感受着“天·地·人”三重奏。一方面，诗人必“轻视外物”，诗人必“对现实熟视无睹”@。安然而不遁天，平和而不纵情，多顺应而少索取，禁筹划而绝机心，正是古代科学赠予诗人的礼物。另一方面，在西方，陪伴孤单的终有一死的人的是不朽者（神）；而在古代中国，人虽必死，但却与天地共生，人从不孤单。在古代科学规设的生活方式中，人，上随天阴阳交替，下同地五行生消。其为农，则直面天地风土其为医，却因顺暑往寒来。人之空间，贯穿星日移转；人之时间，因随四季更流。人头顶青冥之高天，脚踏苍茫之大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生存若此，其非“天·地·人三重奏者欤？这是哲学与诗意层面上的本真生活，是“诗意地栖居”。人们安居于乡。

西方近代科学拒绝“人”，拒绝规束人的活动：它远离了生活世界却又登上神坛人类唯科学之命是从的同时，陷入了价值迷惘的荒漠，是为无家可归。为人类顶礼膜拜的西方近代科学拥动并代言了人类栖居的无家可归状态。

中国古代科学接纳“人”，主动规束人的行为；它刻绘本真生活又教人安时处顺。人们“诗意地栖居”，演奏着“天·地·人”的交响，是为安居于乡。为人类弃若敝屣的中国古代科学规约并标记了人类栖居的安居于乡状态。

西方近代科学的背后是现代技术，现代技术背后隐藏着人的“意愿”；中国古代科学的背后是东方智慧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追问的仅是表面的关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