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树仁，马润娣. 从刘向父子五脏配五行观谈《黄帝内经》. 河南中医，1998，18（3）：138-139+191

摘要：刘向父子的五脏配五行观是心配土说，这与西汉“国运”为土德有关，因此认为《黄帝内经》当是心配土说体系。东汉初改“国运”为火德，且东汉重文治，重视图书的整理编校工作，因而产生了与“国运”一致的包括《灵枢》《素问》在内的许多心配火说的书籍。

《灵框》《素问》是否即《黄帝内经》（下称《内经》），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怀疑，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上作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领导校定《内经》的刘向父子“五脏配五行观”入手，将会非常有益于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汉代曾流行过两种五脏配五行，即心配土说（心土、脾木、肺火，肝金、肾水）和心配火说（心火、肝木、脾土、肺金、肾水），这两种五脏配五行的出现，与两汉“国运”的不同有关[1]。

1 刘向父子的五脏配五行观

1.1 刘向 刘向除去“诏领校中五经秘书二十余年”外，“向乃集合《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汉书·楚元王传》附传）。刘向《洪范五行传》虽佚，但许多内容保存在《汉书·五行志》及其它典籍中，从面尚可窥其梗概。史家公认《洪范五行传》是依据《尚书大传·五行》或称《尚书五行传》旧题伏生所撰（实为伏生学派传人所撰集），来推衍阴阳灾异的，所谓“刘氏《鸿范论》发明《大传》”（《汉书·刘向传赞》。《尚书大传》今虽残，但其“五行传”这部分却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很清楚，《尚书五行传》是明白无误的“心配土说”，据此可知，刘向是心配土说，《南齐书·五行志》引刘向《洪范五行志》佚文“心者，土之象也”，确切证明了这一点。

1.2 刘歆 简略说来，汉代古文经学主“心配土”说。刘韵是古文经学的奠基人，当然是心配土说。从东汉学者许慎《五经异议》的学术渊源追溯起也证明了这一点。汉人有颇重师法、家法的特点，“师之所传，弟之所守，一字不敢出入，”许慎《五经异议》云：“今文《尚书》欧阳家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文）《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镇的古文《尚书》说从哪儿来呢？据许慎儿子许冲“上《说文》表”云：许慎“受古学”于贾逵（《说文解字》序）。贾逵是从其父贾徽受学的，并“悉传父业”。肃宗时，贾逵受诏撰《欧阳、大小夏候（尚书》与古文（尚书》异同》一书，此书无疑是许慎《五经异议》的依据，逵父贾徽是从刘歆学习《左传》，兼习《国语》《周官》又从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后汉书·贾逵传》），涂恽是西汉末传授古文《尚书》的专家。

古文《尚书》西汉时只在民间传授，一直未列入官学。西汉末，刘歆建议将包括古文《尚书》在内的古文五经列入官学，置博士，设弟子员。此建议遭到许多高级官更的反对，刘歆结果被排挤出朝庭。王莽立国后，依刘歆建议，立古文《尚书》等古文五经为官学，设博士，刘歆为王莽国师时，掌握学术和教育大权，这时涂恽得到韵重用，甚为显贵，成为传授古文《尚书》的主力（《汉书·儒林传》）。无论古文《尚书》得以立为官学，或涂恽得以显贵，都与刘歆大力支持分不开，古文《尚书》家心配土说与刘歆的五脏配五行观无疑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我们的“西汉无心配火说”的结论也是一致的[2，3]。

刘向父子不仅领导校定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许多书籍，面且刘氏父子也是懂医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刘向幼年即“诵邹衍重道延命方”；刘歆更是“方伎（医学）术数，无所不究。”（《汉书·楚元五传》附传）桓谭《新论》载其与刘韵讨论养生之事，证明了这一点。刘向父子懂医这一点是无疑问的，刘向“每一书（校）已，辄摄其旨要录而奏之。”刘歆又将所校之书依内容编目为《七略》《汉书·艺文志》即依此书为蓝本，《内经》为医经之首，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刘向父子一定阅读过此书。问题是《灵枢》《素问》除个别篇章外”，通篇贯穿着心配火说，今天凡习此二书者无不奉心配火说为圭臬，而刘向父子却偏偏笃守心配土说呢？这个问题不解决，认为《灵枢》《素问》即《内经》是无法服人的。

2 心配火说的确立与流布

光武帝刘秀是位太学生出身的开国英主，深知思想控制对政权巩固的重要性，他是以“赤伏符”受命夺天下的，立国第二年即建武二年（公元26年），宣布“汉为火德”（西汉定国运为土德），同时诏命薛汉、尹敏等人校定图谶（也称谶纬），去掉为王莽政权服务的部分。“校”是次要目的，“定”才是主要目的。从目前断代可靠的传世文献看，心配火说最早出现在《白虎通·性情》等篇。该书明引或暗引“元苞命”“乐动声仪”等都属于纬书（也叫内学）经光武帝钦定的谶纬，在东汉是“国宪”，其地位甚至超过经学（外学），是获得利禄的工具，是功令必读之书，如果不讲求谶纬，不但有碍仕途，且可能招致灾祸。《后汉书》关于这方面记载不少，陈元、桓谭、尹敏等都吃过这个亏；东汉孔旻谓孔彦秀曰：“今朝庭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即谶纬）君独治古义，则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玉先谦《后汉书·儒林传》集解引《连丛子》文），孔旻之言反映了一般人的心态。东汉王朝推行谶纬是软硬兼施，“心者君主之官”，心配火说既是“汉为火德”的产物，又是为“汉为火德”服务的，由于谶纬是“国宪”，在朝庭恩威并施推行下，很快就广为流行，并渗透到医学中去。由于和利禄挂钩，许多医家本身就是积极热情的参与者（见《后汉书·桓谭传》。

顺便提一下，《汉书》中所谓“刘向父子以为……汉得火焉”，是浑而言之，其实倡“汉得火焉”的只是刘歆。刘韵目的是为王葬篡汉造理论依据，大造舆论，关于这方面近代学者崔适《史记探源》和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中谈的很清楚，刘秀宣布“汉为火德”，则是利用刘韵造就的舆论，趁势“光复旧物”，中兴汉室。

3 东汉王朝对图书的校定整理

人们每提到两汉书籍文献的整理，往往想起刘向父子。是的，刘向父子在图书整理校定上不仅质量高，也是奠基性的，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但更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为我们留下丰富翔实的资料，而《后汉书》却令人遗憾地缺少了这方面的内容。许多学者指出：西汉尚武功，东汉重文治，这是正确的。其实东汉王朝非常重视“以校而信汉家法”来校定整理图书工作，光武帝就很重视图书的收集保存和校定，东汉除殇、冲、质三个皇帝在位极短外，其余九个皇帝中的七个都进行过图书的校定整理工作，其中涉及医籍的至少有两次：安帝永初四年（公元 110 年）“令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正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安帝纪》；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诏（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李贤注曰：“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后汉书·伏湛传》李贤注）其实医籍的校定恐怕不止这两次，只是史载过于简略罢了。又《后汉书·桓谭传》云：“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李贤注曰：“伎谓方伎医方之家也”。可知在东汉初改定图书，编造谶纬中，医家也接合进去了——这大约是残存纬书中有不少医学内客的缘故。这些进入谶纬的医学内客（包括心配火说），在以后的医学典籍整理中是具有非常的权威性的。

东汉王朝对图书文献（包括医籍）的校定必然是依据“国宪”谶纬心配火说为指导的，这样才能与“汉为火德”相谐调，这时就产生了除个别篇章外[4]，以心配火说为纲的《素问》《灵枢》《难经》等医籍。关于《灵枢》《素问》中有语言古朴，甚至合于上古音韵之处，合理的解释是：对原理论体系解架在心配火说指导下，利用新的医学成果，重新改造构架新的医学理论体系。犹如拆旧房，利用可资利用的旧砖瓦木材，加进新的材料，重新建新房一样。东汉近二百年的历史，足能完或这样的工作，即刘知几《史通·曲笔》所说：“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矣。”刘知几的话也许能解释东汉而下，人们奉心配火说为圭臬的原因。

4 小结

刘向父子的五脏配五行观无疑是心配土说。从而推知《黄帝内经》也是心配土说，这与西汉“国运”是一致的。东汉改“国运”为心配火说。从而产生了心配火说，并以“国宪”的形式确定下来，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予以推行。《素问》《灵枢》等心配火说的医籍只能出现在东汉，谓《素问》《灵枢》即《黄帝内经》是轻信皇甫谧的附会之言（皇甫谧好附会，余另撰文论之）。

参考文献

1 田树仁，两汉改制与心属火说的演变. 中国医药学报，1989，（3）

2 田树仁，等.《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兼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 中华医史杂志，1991，（3）

3 田树仁，等.就西汉无心属火说等问题答质疑. 中华医史杂志，1995，（3）

4 田树仁，等.《灵兰秘典论》与心配土说.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