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pulmonarytuberculosis）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但可累及全身多个脏器。排菌病人是社会传染源。人体感染结核菌后不一定发病，仅于抵抗力低落时方始发病。本病病理特点是结核结节和干酪样坏死，易于形成空洞。除少数可急起发病外，临床上多呈慢性过程，常有低热、乏力等全身症状和咳嗽、咯血等呼吸系统表现。

有研究表明，结核菌起源于非洲，并已经在“旧世界”进化了300多万年。通过对古人遗骸的研究，英国考古学专家确定在2300年前，肺结核就存在于英国一些偏僻的村落。中国在2100年前埋葬的古尸——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女尸也发现左肺上部肺门处有结核病的钙化灶。在埃及也曾发现感染了结核病的木乃伊。

从文献记录看，《黄帝内经》中即有记载：大骨苦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䐃。此为肺结核晚期症状的描述。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脉症病治》有虚劳、马刀（腋下淋巴结结核）的认识，并附薯蓣丸作为治疗方法。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传尸，即认识到该病具有传染性。“死后复传旁门，乃至灭门”，为家族性传播的慢性传染病。8世纪唐王焘《外台秘要》有关于肺结核预后的判断。元代葛可久所著第一部治疗肺痨的专著《十药神书》，为肺痨的系统化用药奠定基础。明清时期医家更意识到肺痨的治疗和患者的营养条件关系密切，如《痰火点雪》中详述了獭肝、鳖肉、猪肝、猪肚、羊肉等各种适合肺痨患者的药膳食材。但是，直到11世纪的北美和中世纪晚期（12-16世纪），这种疾病才真正地多起来。贫困、贸易的发展，及工业革命过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转移至城市，为肺结核大流行提供了潜在条件。

肺结核的确切诊断来自于1882年，罗伯特·科赫首次描述结核杆菌，并发现了它与肺结核的相互关系。1895年，康拉德·伦琴发现了X射线，这为诊断肺结核提供了新方法。1897年，确立了肺结核通过飞沫感染传播的理论。1902年，全球抗结核联盟成立，推进肺结核防控，包括病历发现、接触者追踪及提供药品和休养。二战期间，X射线检查的普及，导致更多肺结核被诊断，同时推进康复计划。20世纪50年代开始接种卡介苗（英国），及健康教育、牛奶巴氏消毒、抗生素得到广泛应用等，肺结核的治疗有了里程碑的进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肺结核发病率有所下降，可能与生活条件和饮食质量的改善、更好的诊疗、健康教育、疫苗接种、牛奶巴氏消毒及将肺结核患者实施隔离有关。1980年代末，肺结核在发达国家被认为已经得到控制并几乎被消灭。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由于贫困、艾滋病和耐药等，肺结核仍然是部分国家的“超级杀手”。据WHO估计，全球每年新增肺结核患者约为 1000 万人，因结核感染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 150万人。随着耐药性结核分枝杆菌的扩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COVID-19疫情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结核分枝杆菌对人类的威胁有加重趋势。

2014年，WHO提出了“2035年终结肺结核流行”的目标。该目标要求至2020年肺结核发病率每年下降4%～5%，到2025年加速至每年下降10%，然后2025—2035年平均每年下降17%，从而达到终结肺结核流行的目的。与2015年比较，2020年全球肺结核发病率累计下降11%，仅完成该阶段战略目标的55%，疾病发病率仍处在较高水平；肺结核死亡人数减少仅9.2%，与2035年终结肺结核流行目标相去甚远，只达到WHO提出至 2020年目标的1/4（2020年目标为死亡人数减少35%）。2021年，COVID-19疫情进一步延缓了全球终结肺结核流行的进程，2022年全球新增结核 病患者相比2021年不降反增。COVID-19疫情给肺结核高负担国家和地区完成终止肺结核流行的目标带来更大的挑战。

近30年来，中国在控制肺结核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0—2010年经病原学检测诊断的肺结核患病率和病死率分别下降了63%和80%。1990—2017年，中国肺结核患病率和结核相关病死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耐多药肺结核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同样保持下降。2020年，中国肺结核新发病例84.2万例，发病率为59/10万人，新发感染率处在国际中下水平，但肺结核患者数量仍位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总数8.5%，WHO 在2022全球肺结核报告中将中国列为肺结核、艾滋病相关肺结核和耐多药或耐利福平肺结核高负担国家。因此，治疗肺结核患者、控制肺结核流行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