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朱建亮. 古书真伪考辨的基本方法及其综合利用——以梅献《古文尚书》和清华简《尚书》为例. 国学，2023：96-113

在传承古代优秀文化，让古代图书文献都“活”起来的过程中，古书真伪的辨识和版本鉴定工作是基础的重要的一环，图书档案专业的学者不可不察，不可不重。古代图书档案有真伪，版本流传有异，有善本和非善本。清朝人做了很多辨伪工作，辨出了大量所谓伪书，竟出了一部伪书目録，叫《伪书通考》，后来又出了续编。其辨伪方法主要就是阎若璩的所谓“由根底而之枝节”法。用这种方法，就连现存唯一的晋代梅赜所献并流传下来的《古文尚书》中的25篇也被定为伪书，该版本尚书因而被称为《伪古文尚书》， 这25篇被称为《晚书》，导致这部治国思想极为高明的、被用得甚多甚广的古书，自此谁也不敢再研习利用了。清华简被发现以后，研究者进一步认定《晚书》确为伪书。近期甚至有人对整部梅赜所献并流传下来的《古文尚书》都予以否定，认为它是晚出的伪造之书，只有清华简的几篇《尚书》如《金滕》《咸有一德》等是真《尚书》。

清朝学者阎若璩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作的所谓最后判定，得到了疑古派的一致认同，被称为“铁定”。学者公认梅献《古文尚书》中的25篇伪书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谐》《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这个判定虽有学者质疑，但仍为学界所公认。此后研究《尚书》者虽多，但都排除了《晚书》，基本不理不问。1990年，周秉钧译注、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尚书》把这25篇独立出来，明确标题为 《伪古文尚书》（以下简称《伪书》），作为附件放在书后。清华楚简研究者的代表李学勤等进一步证明了《晚书》确为伪书。但是，若反复阅读这部伪书，参证先秦案多古书，就会发现若球的辨伪方法在实践中有周题，这25篇《晚书》并非伪书。本人认为对古代文献真伪的辨识应该是多角度的，要综合利用多种方法不能只凭一种方法。本人总结出古书辨伪有五大基本方法：一、引文分析法；二、书馆传统分析法；三、思想内容分析法；四、字统计分析法；五、文引和史志记分析法。用这五个基本方法研究梅献《古文尚书》和清，本人甚感周若球的判断值得质疑而阁氏所谓“由根底而之枝节”的方法只是古书辨伪方法之一，且难以实践，故其结论无疑有片面性。对待清华简的研究同样应持此态度。

一、引文分析法

袁玮在《阁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辨伪成就试论》一文中说：“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古文尚书疏证》定案为‘伪书’。这是档案辨伪学上的头等大事，是非常成功的‘证伪案例’。他被学界尊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閪若璩的这种‘由根底而之枝节’的方法，言之就是先论定某种结论，然后以之作为原则去检验勘正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并以之作为伪造的证。若‘根底’一旦确定后，而其他工作就显得有据可依且轻而易举。”①文章说若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古文尚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了东首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结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②。闾若璩此举在清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竞说，自间氏始“渐开学者疑经之风”，而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之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这样，把很多本来并非伪书的古代文献（达1000多种）都打成了伪书，而且使我国圆书馆学史上的杰出学者刘歆在学术史上蒙冤，若璩实在误人不。

阁若璩考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根底”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先凑出真《古文尚书》的残句，然后用这所谓真《古文尚书》的残凑文句去与25 篇晋代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文句作比较，因与所谓真《古文尚书》被引的文句不合，故被判定为书。这些残句包括先秦学者引用的和从汉代就已存在的《今文尚书》和孔壁《古文尚书》在常时者作注或残片石经里的零星句子，这就是他所谓“根底”之一。其实这就是引文分析法，只不过他又加入了个人的主观臆造来做“根底”。所谓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辨，他都是引文合与不合来分析的。氏引了百余条引文来进行分析，凡不合他的“根底”者，都打为伪造。感常说，他这种“由根底而之枝”的方法在理论上看上去不错，可以说是重要的古书考辨方法之一，引文分析法。不过，引文分析法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的“由根底而之枝”在实践中行不通。

（一）第一个行不通，是所凑起来的引文和残句，起不了“根底”作用。

1.先秦学者们引用的句子不能认定为绝对准确

管子、孟子、墨子、荀子甚至老子、《论语》等对《尚书》都有引错。例如，《管子·法禁·泰哲》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人而一心。”① 此引所谓《伪古文尚书》，原作武王说“受有臣亿万，惟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②显然，这段话属书面语言，《管子》的引文将之口语化了。“受”是商王的名，《管子》则直接说“纣”。如果所谓《伪古文尚书》为后人拼凑，就应照抄。《孟子》引“自作孽，不可活”《伪书·太甲》为“自作孽，不可追”④，显然后者合理，孟子做了偏激的引述。《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我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龑丧厥师。”《非命中》《非命下》所引略同。《伪书·仲虺之诰》作：“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为了论证其“非命”（没有天命）的思想，竟然改动原文，将《仲虺之诰》中“式商受命”一句路去（《非命》三篇皆然）；而“商受命”是当时一句流行语，在商朝的文告中俯拾皆是。窜改《书》意为其立论作证，本是先秦诸子的一贯手法。老子《道德经》作“心欲取之，必固与之”，而《周书》是“心欲取之，必姑与之”。显然，老子引错了，因“固”“姑”谐音，用“固”字不合文义，《伪书·周书》正确。《荀子·尧问》记楚庄王引“中（当作‘仲虺’）之言”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已若者亡。”④《吕氏春秋·骄态》亦记楚庄王引“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已者亡。”《伪书·仲虺之诰》作：“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⑤《论语·曰》作：“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⑥ 在疑古派认定的真《尚书·尧典》里根本没有这句话，倒是在《伪书·大禹》中有“天之历数在汝躬”，但是“汝”，而不是“尔”，后隔17个字才是“允执厥中”，又隔34个字是“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穷困，天禄永终”①。《论语》和《伪书》的句子哪个合理？显然，孔子的学生编《论语》是抽出几句凑在一起的，读起来不通顺。阁氏为何不以此作“根底”？因为《论语》明显引错。要说所谓《伪古文尚书》是照抄先秦学者的引文而作伪的，那为什么没有照抄所有上述先秦错引文句？说明它不是照抄先秦文句，它不是伪书。相反，是先秦学者作了错引。错引的原因很可能是凭引述而出错，或根据民间抄书人抄错了的版本而引用出错。阁若璩们用这些明显文句不通或口语化等引错的句子作“根底”，显然不严谨。

2.汉代文献凑成的残句更不足为据

阁氏说：“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著者得其真。今文停自伏生后，惟蔡邕石所勒者得其正。今文出孔《书》：‘昧毂’，郑曰‘柳毂’；‘心腹肾肠’，郑曰‘爱肾阳’。”②《尚书》在孔子之后传习者甚多，致使版本出现多样性。郑氏、蔡氏的所谓“真”“正”不过一是孔壁本，一是伏生的版本。晚出孔《书》不能排除为战之异本，尤其不能排除为孔安国在献出经过他改写为隶书的《古文尚书》时留下来的一个副本。就常理而言，儒家极重自家经典，孔安国在献书时不可能不留下一个副本以便研究、学习，并传之后代。而所谓《孔传》完全可能是他献书以后写的。氏竟没有想到孔家可能有自留本。这孔安国家传本几经传抄又会产生错误，但仍然不失为正本，怎么只有伏生本是正本、郑康成纔是得其真本呢？口口声声尊孔的人，偏偏要否定孔壁本，奇怪！

阁氏又说：“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氏《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响国百年，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傅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③ 这就已经说明不同版本造成的文字有异，连孔安国献本与伏生本都有差别。更何况，“碑云高宗之响国百年”明显是溢美之词，他竟然相信！而“今《书》之五十有九年”这么具体，他竟然不相信。查真《书·无逸》明明记载“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他竟然避而不谈或似根本没有看见。至于“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查真《书·无逸》，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完全是以此为据的，碑则以传序为次，是碑作者自编的，可见碑文是不可靠的。他连《书·无逸》都没有读过或有意回避，因此，他凑出来的“根底”是不可靠的。

（二）第二个行不通，是氏造的古代例更不能作为“根底”。

1.从篇数、篇名来看，因版本不同而不足为据。孔壁《古文尚书》多了16 篇，实则24篇，因为《九共》实为9篇，有1篇之差，完全可能为分合造成：有5名不同完全可能是孔安国把古文字改写成隶书之误或家停本之误。

2.从典制方面来看，闇氏说上古三代没有族刑，实则真《书》之《吕刑》中就记载有“断其后嗣”的族刑。真《书·吕刑》篇记载了以前是有过酷刑的，说苗民也是滥用酷刑的。周穆王说，苗民“杀无辜，爰始淫为劓黥。越兹刑并制，差有醉”。“罔差有辞”即不减免无罪的人。又说对于这种滥用酷刑的苗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罱，乃絶厥世”①。“乃絶厥世”即断了他们的后嗣，即族刑。

3.地理与官名方面，氏说“四岳”乃唐“官称”，而《伪书·周官》把“四岳”“百揆”都当作官名了。其实，在唐时代，“四岳”原本就是地名，即束、西、南、北四岳，并非正式的官称，“四岳”“百揆”属借代为两类官名的总称，氏竞臆造“百揆”为他物来做“根底”，说“‘百揆’则不然”，其实也是借代官名。《尧典》明明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句，“四”和“百”都是数字。“四岳”“百揆”都不是正式的官名，正如“三公”“九卿”都不是正式的官名一样，“三”“九”是数字。《伪书》并没有把“四岳”“百揆”常作正式的官名。

4.从历法方面来看，他说有干支纪月纪日的篇章，一定要先说“某月”：“今晚出《武成》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已，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以亥、甲子，是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之以二月，非今文书法耶？”这完全是他凭主观想象的古代文法，殊不知如果是记録的言论则不然，《武成》“既戊午……”就是记録武王说的一段话。问氏不懂记言的史官是照配的，王侯说的话可以不先说月序而劈头就是某目，如他们定的真《书·洛诰》就有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又《费誓》有周公说“甲戌，我惟征戎”。而且，在“一月壬辰”后有“厥四月”，他竟避而不谈。“复继以亥、甲子”，明明属五月，他以为是二月之四日、五日。他缺乏起码的法知识，说别人不懂文法。以上臆造的这类“根底”怎能可靠？用这样的“根底”去作考证真伪古书的标准，怎么能说“在辨伪学术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呢？

至于清华简，既然说它有多篇《尚书》，竟没有被引用过，常然，在这也不必作引文分析。李学勤们拿清华简来否定《晚书》，而认定清华简是真的，但除了几篇《尚书》，还有他书，都那么重要，竟然没有被任何文献引用过，这不可疑吗？

二、图书馆传统分析法

古代文献除在地面流传外，还有被埋人地下者。同一文献，如果地面流停和地下发掘者有异，人们一般认为后者可靠。例如，有者认为楚简《老子》和马王堆出土的帛害《老子》比地面流传的王弼《老子》、河上公《老子》更接近祖本。对于《古文尚书》也是如此。张政娘先生曾说过：“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① 后来真盼来了几篇清华《尚书》。清华楚简出来后，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等说进一步证明了《伪书》确为伪书。这就是过于相信地下发掘者。

李先生等的证据是郭店简《缁衣》《成之闻之》、上博简《缁衣》多次引证《尚书》包括《古文尚书》，其中有篇名和引文是《伪书》不能对应的。廖名春先生说，《成之开之》篇有“大禹曰”，内容当靥于《尚书·大禹谟》，“为《古文尚书》（指梅氏所献）晚出的又一铁证”。郭店简和上博简都有《缁衣》篇，与《礼记·缁衣》对应。姜广辉先生推测，《伪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陈》当系后人抄撮今本《缁衣》引文，敷衍而成②.显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地下发掘的文献比地面流传的不只是可靠，而且认定那就是真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还是引文比较法。其实，这是一个区。地下发掘的文献比地面流传的不一定更可靠，必须具体周题具体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和引文分析法不足以说明周题时，我们还应考虑从我国圆书馆文化的事业传统来进行分析。这是目前所有研究者还没有注意到的。

中华文化里有一个非观念的优秀传统，即政府藏书及其校书制度。周就有国家藏书和各诸侯王的政府藏书。这些藏书一般为作者原创，并自愿予政府。《周礼·地官》记载，周制规定，“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登于天府”即藏于国家图书馆或部门资料室，“内史贰之”即内史抄録一个副本作为档案保存。至于《书》本是史官的记録，本来就密藏在国家书馆和案馆。因此，政府所藏文献是真实可靠的。但是，由于兵火盗掠，特别是改朝换代时政府图书馆多遭破坏故随着新朝的建立，又重关政府藏书或“广关书之路”以补充藏书。政府藏书一般不向一般读者开放，所藏图书多被当作历史资料保存，当存在版本问题时就以藏书为底本进行校勘，有专联其事的官员，多叫校书郎，并形成了一门学问，之为校或校勘学，以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版本学。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校雠”是刘向等人在校理古籍时所用的一个词，汉代刘向刘歆都当过此领域的官员。刘向于汉成帝时“奉命领校秘书”，并有校书记録。刘向死后刘歆奉命子承父业，继续作国家圆书馆图书的校对和整理工作。官员们对待这种校书工作很认真。“刘向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仇（）。”就是甲捧着原本核对乙正在读的新进本，乙新本给甲，这样校对，如有不对的地方，就记録下来，有时就形成目，如向的《别》。校时甲、乙雨人相对如仇，这是多么认真！如刘向在《晏子》一的叙中说：“臣向谨与长社尉臣（杜）多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在《关尹子》一书的叙録中说“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可见官方流传本即国家圆书馆的藏本应该是严肃的是经过专联官员校对过的。

书籍流传广泛与时间长久后，必然版本多，差错误亦随之丛生。特别在雕版印刷盛行以前，圆书流布多依赖于手工抄写，几乎是一本不同于一本。所以校勘的工作与书籍之流行相伴而生，历史悠久。《诗·商颂谱》说：“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孔颍逹说：“考父恐其舛误，故就太师校之。”足以说明此句中的“校”是指校正文字的错误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孔子晚年删定《诗》《书》《礼》《乐》，序《易》，作《春秋》，是以个人的力量首次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订正文字、厘定篇章的校勘学工序孔子的学生子夏（卜商）擅长文献考订，继承师学，善于校勘。《吕氏春秋·行论·察传》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 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己’之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子夏不但正确地校正了错字，选指出了造成错误的原因就是“形近之误”（在篆文中“已”与“三”、“豕”与“亥”字形十分近似），提示了校误的一种方法。这说明校勘学或校雠学起源甚早，民间传抄的错误较多，而政府藏比较可靠。就是说，地面上流传的政府图书馆藏书，一般来说要比地下发掘的民间传抄的版本可靠。以为后者胜于前者的理念应当改变。

以此分析梅赜的《古文尚书》，就可以说，它不一定是伪书。它不是地下发掘的，完全有可能是国家藏书或某诸侯国的政府藏书，在战国后期因战争而流落到民问，清华楚则完全有可能是民间停抄的异本。史载，晋代梅赜献先人停下的《古文尚书》时，家书馆的校书制度是一直沿下来的，如果他自己知道所为伪书，不是要冒着欺君之罪？如果国家图书馆的官员只是人藏此书而不校勘，岂不失？当然也可能因为当时无底本也无法校勘，但是，自东晋经南北朝、隋唐到五代，这多书馆的文再家难道没有人做过一点研究？晋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说：“书三写，‘鲁’为‘鱼’，‘虚’为‘虎’，‘七’与‘士’，但以倨勾长短之间为异耳。”指出了书经过多次传写，多有错误。“鲁”为“焦”属脱缺半字例，“虚”为“虎”乃形近之误，“帝”为“虎”由于虎字以蒜书，也属形误。此类研究人员尤其是图书馆官员并没有提出对梅《尚》的异议。其时政府圆书馆所藏孔壁所谓真本《尚书》和梅孔传《古文尚书》一直流传到唐代，《隋书·经籍志》都有记载。如果梅所献为伪书，就不会人政府圆书收藏，更不会立益官学，尤其不会取代孔壁鄚、马注本。

这些说明图书馆的传统分析法是可用的。例如，王本《老子》是根家图书馆藏书作注的本子，河上公本《老子》是神学家一代代传下来的，两种本子都是地面流传的差别极小，都比地下发掘的楚简《老子》和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可靠。楚《老子》和马王堆《老子》一多语气词，是传抄时朗读所致。如原本就有语气词，传抄者絶不会删去而原本没有语气词，传抄时加上去则完全可能。二有半省字，“大器晚成”抄成了“大器免成”①，这舆“书三写，‘鲁’为‘鱼’”类似，属脱缺半字例。三是有故意家改，如“人亦大”改为“王亦大”，又“冲气以为和”改为“中气以为和”②。可见，民间传抄的多有错误，尤其是楚简靠不住，只能叫作地方版。

至于清华简，李学勤们认定是古代真的重要文献，既然如此，那么，它在古代书里就应当会有收藏，在当时其他贵族或文人那里也会有收藏，怎么在这一处掘到？目不说它是地下发掘的，即使内容属实也不如地面流传的可靠，单它没有被多处发掘而仅此一件，就非常可疑。

三、思想内容分析法

古书考辨的图书馆传统分析法可以说无人提及和利用，至于思想内容分析法更是如此后者是一种重要的古书考辨方法。正如张大千鉴画认为一是看笔墨，二是看敷色，最重要的是看神韵，即从思想气质来分析。所谓《伪书》有25篇之多，束汉距夏、商、周有两千多年，东晋距夏、商、周有一千多年之久，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伪造那么多、那么久远的历史文献？梁启超说，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之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被《伪书通考》证伪的多达1100 多条，在《续伪书通考》里增加了很多。刘歆有那么大的本事伪造其中那么多古书？就算只是那25 篇《伪书》，恐怕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多时间来伪造吧？刘歆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宗正向之子。歆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也是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诸，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唇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确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较今天的精确值只差了约0.0131。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歆为“学术界的大人”。书馆学史更是尊刘歆为伟大的文献学家、目録学家、古学鼻祖。其父刘向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继绩繁重的校勘工作，后来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七略》。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康有为认定的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由刘歆伪造为不可能，就是这 25 篇，他都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伪造。再说，他既然是个对学有贡献的大儒，特别还是国家书馆的官员，怎么可能丧失联业道德、冒着欺君之罪而伪造古书，更不可能造富含道家思想的古代文献。《伪书》富含我国古代许多伟大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是夏商周时期确实存在的。不要说刘歆这样一个图书馆专家不可能伪造，其他任何学者也均不可能伪造。由此观之所谓《伪书》之“判”结论值得质疑。

（一）遵从天道，安民治国

《伪书·大禹》记载大禹说，君主能够重视做君主的道理，下能够重视做臣下的务，就能使国家得治，民案能勉力于德行。具体说就是要遵天道而爱民安民。益曰：“罔违道以于百姓之誉，罔百姓以从已之欲。无怠无荒，四海来王。”舜帝告诉大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既有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所谓“道”就是指天道，亦即接下来益赞禹“时乃天道”之天道。《伪书》他篇讲天道的甚多如《仲虺之诰》有“钬崇天道”，在《诰》里有“天道福善祸淫”。在上古时代，人们自然的依赖性甚强，同时也最遵从天道--自然规律，并赖以治。比孔子年长的老子就极重天道，主张“以道莅天下”“尊道贵德”。因此，《尚书》讲“道心惟微”是必然的。这又极符合舜帝、大禹和皋陶的谈话内容。在公认的真《书·皋陶》里大禹说：“安民则惠，黎民懐之。”皋陶说：“天工，人其代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逹于上下，敬哉有土。”而且里面还讲了为官的要有“九德”。这就是依据天道安民治国的思想。《伪书·大禹谟》等与此一致。其实，孔子在谈中庸时也反映了类似的思想《礼记·中庸》记载说：“仲尼曰：君子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盛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① 其实这就是他对舜帝的理解。

（二）敬民以德，兢兢业业

上古圣王极重民意，他们感觉“民心无常”“人心惟危”，故敬民以德，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深渊。这在《伪书》、真《书》中都有反映。顾颉说：《伪书》“特别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是所谓‘竞、舜、禹相授之心法’成为宋、元、明理学的最神圣的信条，竟给氏推陷廊清，实在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中最突出的一件事”①。其实，仔细一看，上古圣王确实有此理念。《伪书·五子之歌》其一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真《书·皋陶》里就有“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是说治理国政的人不要食图安逸和私欲，要兢兢业业，因为情况每天化万端。熟读《尚书》的孔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在答哀公问政时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与？”② 在答子贡间治民时则直接引用《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驭六马”，只是“若”改为“如以”、“朽索”改为“腐索”、“六马”引成“奔马”了，说：“焉，如以腐索之驭奔马。”子贡问：“何其畏也？”孔子答：“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兽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④说明他是看过《五子之歌》的，而且加以发挥，甚有“人心惟危”的潜意识在。

（三）德安黎民的法治社会

爱民以诚，不可忽悠，德安黎民是上古圣王首先考感的。但是，同时也有对社会实施法治的思想，腐败朝代曾有酷刑。这一点《伪书》与真《书》相一致。有研究者说氏从典章制度上考证，“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尔，有之，自秦文公始。伪作古文者，偶见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之语，遂之《泰哲》篇中，无论纣不如是，甚而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④，以此说明此书为后出。这就是研究不够仔细得出的结论。《泰誓》一篇是武王伐纣的檄文，是讲商王滥用酷刑的，有过激之词在所难免，更何况如前所述真《书》之《吕刑》也记载了以前是有过酷刑的，说苗民也是滥用酷刑的。如前所述，周穆王就说过苗民“杀无辜，罔差有”，“罔差有辞”即不减免无罪的人；又说对于苗民“……苗民无辞于罚，乃絶世”，“乃絶厥世”即断了他们的后制，即族刑。当然，《吕刑》记载穆王最终听了吕相的建议，采用中刑，天下太平了。这也说明，此前是有过酷刑的。

从思想内容看，《伪书》、真《书》相一致的思想有很多，不少思想高于孔孟。老子、孔子有些思想就是从中吸收过来的。颗然，在古书考辨过程中，不可不就思想内容也考辨一番。

（四）杰出的中庸治国理念

阁氏认为《伪书》之伪尤以《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为典型。《大禹谟》记载了大禹、伯益和舜帝谋划政事的史事。如前所述，舜帝对自己选定的即将继之登上帝位的大禹说了一段成为千古絶唱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著名的虞廷之训，是被儒家历代称道的“虞廷十六字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也是古圣最杰出的治国名言。宋代大儒朱熹曾在《中庸章句序》中对“虞廷十六字诀”盛赞说：“夫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德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则‘允执厥中’者，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诚，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加于此哉？”① 就是这个朱熹，因《晚书》稍稍易懂就了疑之先，但当他看到这段非圣王不能有的廷训时，就对自己的懐疑产生了怀疑：“其授受之际，丁宁告诚，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加于此哉？”即感到治国理念已高到无以加了。这个治国理念到底高明在哪儿呢？高就高在是用素的辩证法即中庸思想来治国和管理社会。中思想是一种朴素的辩证的控制论思想，其要旨是使管理的对象达到中和的目标。“中庸”思想正是孔子研究《大禹谟》之后从舜帝的这一大段话中概括出来的。舜帝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孰厥中。”意思是，要注意：人心是危险的，道心即德性、思想、道理等是微妙的。要坚持前后统一的道心来治国和管理社会，坚持那个中和的目标。这个中和是不是绝对的不偏不倚的中呢？不是。要达到絶的中点是不可能的，肯定会有左右变化。舜帝的意思是要偏向人心方面一点，即要努力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从舜帝在此“十六字诀”前还有的那句“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就可以看出。舜帝指出，在德方向上顺从人民的欲望来治，人民会高兴。但这种民欲的满足不能太过，否则就会陷人无政府主义，造成社会大乱。故要用道心”来控制“人心”。但控制也不能太过，否则也会造成压抑，使社会不安。因而要随机调整治理的方针政策。舜帝紧接上述十六字咐说：“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庸”即用。意思是毫无根据的话不要听，没有咨询讨论过的谋略包括偏激的谋略不要用。纞之是要得“中”而“庸”，中庸思想由此而来。

显然，中庸之道是很了不起的理念。不要说古代不在帝位者不可能有此高深理念，就是古代其他帝王也达不到舜帝那种高度。

又《五子之歌》和《泰哲》等篇中的民主思想也是后人无法摹仿的。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种杰出的民本和民主思想，谁能伪造？

四、字频统计分析法

张岩先生着有《审核古文〈尚书〉案》一，逐条斥了若球的证伪之误，同时还批评了清代其他著名学者对所谓《伪古文尚书》的同类论证错误。他用了一个极为有效的方法--字频分析法。

考古学里有一个判断古文物的科学方法叫同位素“碳-14年法”。它为何能准确地测定古代遗存文物的年龄呢？原来，这是因为宇宙射线在大气中产生的放射性碳-14 能与氧结合成二氧化碳，而后进入所有活组，先为植物吸收，后为动物纳入。常植物或动物生存着，就会持续不断地吸收碳-14，并在机体内保持一定含量。而当有机体死亡后就会停止呼吸碳-14，其体内的碳-14 便以5730年的半衰期开始衰变并逐渐消失。这样对于任何含碳物质，只要测定剩下的放射性碳-14的含量，就可推断其年代。笔者认为，同人类语言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其字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必然有其时代特点，这是规律1.同时代的文献出现的字频率必然大致相仿；2.语言是由简到繁地猴展的，加上文献交流会由官方发展到民间，因而某些官方书面用字会减少，而某些介词和语气词会增多，新字词也会增多。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文献的时代特点，不失为重要的文献年代判别法。岩不仅用网络检索解决了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快速査找资料的周题，以“一网打尽”取代了清朝学者的“皓首穷经”和“大海捞针”，还用此字频统计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了今、古文《尚书》与春秋战国至汉代等的多照性文献出现的字频有很大的差异。他列举了70个字在多字组（频率高）和少字组（率低）中的字都有差别。而古文《尚》（即所谓《伪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即疑古派认定的 29 篇真古文《尚香》，亦即伏生《尚书》）的字频则大致相同。例如以下几种情况：

（一）多字组

“乃”在全部古文《尚书》包括《晚书》中的每万字含量是146字，在参照文（如《诗经》《周礼》等共 55 种）中平均万字的含量是 19 字，在古文和今文《尚书》篇章之间万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50字，两者接近。另外，查得志基先生的有研究，指出在西周金文中“乃”为181字，就是说，频率也是很高的。这说明“乃”字的使用在随时代减少。

“惟”《尚书》中的万字含量是260字，在参照文中平均万字含量是2字（其中很大一部分出现于《尚书》引文中），古今文篇章之万字的含量比例是328字：233字（按参照文献包括“维”和“唯”），两者接近？。另外，查刘志基的有关研究，在西周金文中“唯”的万字含量是118字，就是说，频率也是很高的。而在后来文献中惟字则逐步减少，并且发展了“维”和“唯”。

“于”《尚书》中的万字含量是237字，在参照文献中平均万字含量是110字，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244字：236字④，两者接近。另外，查志基的有研究，在西周金文中“于”的万字含量是225 字5，就是说频率也很接近，但毕竟在减少。

（二）少字组

“之”在《尚书》中万字含量是138字，在参照文献中平均万字含量是421字，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140字：136字⑥，两者接近，说明“之”字用得多起来了。另外，查刘志基的有关研究，在西周金文中“之”的万字含量更多，是763字。这是因为西周文化发展了，语言也发展了，所以用“之”多了起来。为《尚书》中万字含量是21字，在多照文献中平均万字含量是108字，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24字：21字⑦，两者接近，说明“为”字用得多起来了。另外，查志基的有圆研究，在西周金文中“之”的万字含量是118字，与参照文献都多于古今《尚书》。

“者”《尚书》中万字含量是2字，在参照文献中平均万字含量是155字，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7字：1字，说明“者”字用得多起来了。另外，查刘志基的有关研究，在西周金文中“者”的万字含量是105 字®，同多了起来。

另外他还研究了零字组，如

“且”《尚书》中万字含量是0字，在参照文献中平均万字含量是9字，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0字：0字，两者相同，说明“且”字用得多起来了，而古文和今文篇章相同。

“也”《尚书》中万字含量是0字，在参照文献中平均万字含量是213字，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0字：0字2，雨者相同，说明“也”字用得多起来了，而古文和今文篇章相同。

如果古文《尚书》为伪作，谁能达到字如此相吻？

商代至西周时期文字少一些，战国时期文字增加了很多，如也、且、唯、维在 29 篇或25 篇《尚书》中都不用，而战国时期就用得多了。由此可以看出 25 篇《尚书》并非伪书也可以之证明清华简《尚书》是否有假。结果是，清华简《尚书》中出现了也、且字，有的还多次出现，如《金滕》《命》多次出现也字，另有文篇还多次出现了唯、维字，说明清华简至少不是商代至西周的原作，如果是原作，国人愿合照抄。它是很可疑的文献。据此检索文献，果然有人认为其是伪书。当然，不能用这一种方法来评判真伪，还要结合其他三种方法研究，但至少说明这是一种重要的考辨方法。

由以上可知，古书真伪的辨识方法应常科学而全面。被清代判伪的书速1000多种，很多优秀的束西被扼杀，殊为可惜。我们书案工作者有责任利用多种方法重新辨别，以免案多宝藏被判伪淹没。

五、文献原创年代和史志记録分析法

考辨古书真伪还要看文献创作的年代和史志目绿记载的情况。很多古是不注年代的这就要看其内容是有关什么朝代的，常时是否有其他文献反映。例如古文《尚》包括所谓《晚书》是记録尧舜至西周的事情，同时在《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等文献中有反映。这种反映不只是有引用，而且有只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及其后人的传承，在政府图书馆里曾有收藏，并在史志目里有记载。清华简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清华简的创作年代，据其研究者说，用碳-14 检测是约公元前350年，即为战国简。若说它是很重要的文献，连整理文献、删过《书》的孔子都没有记载和引用过，则它可能确是战国作品。这种很重要的战国作品应常在公私圆书馆或资料室有所收藏，然而目前看来，既没有有关它的记载，在以后的书馆中也没有发现有收藏。因为如果在国家书馆有收藏，便会记録于史志目録中，因为这些目録都是依据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目録照实编写的。例如《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尚书》在国家书馆收藏的情况：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

《传》四十一篇。

《欧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欧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 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

《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人刘向《稽疑》一篇。

这里的“《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就是孔安国献的孔壁《古文尚书》《经》 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歌阳经》三十二卷”，就是大、小夏侯和欧阳所注的伏生口传的 29 篇今文《尚书》。把孔壁《古文尚书》置于首位，把伏生口停本至于第二，说明常时图书馆和史官的重视程度有别。束汉以后，今文即伏生本《尚书》逐步失，失的原因与汉代长期的今古文争论证明孔壁本更可靠、更有价值有，选可能因其与孔壁本重复目有脱字和错字。

到隋唐时期，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孔壁《古文尚书》和东晋梅颐所孔传《古文尚》在《隋书·经志》有如下记録：

《古文尚书》十三卷淡强淮太守孔安圆传。

《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传。

《尚书》十一卷 融注。

《尚书》九卷 郑玄注。

《尚书》十一卷 王注。

《尚耆》十五卷 晋祠部郎谢沈撰。

《集解尚书》十一卷 李题注。

《集释尚书》十一卷 宋给事中姜道盛注。

《古文尚书舜典》一卷晋像章太守范宁注。梁有《尚书》十卷，范注，亡。

《尚亡篇序》一卷 梁五经博士刘叔注。梁有《尚书》二十一卷，刘叔注：又有《尚书新集序》一卷。亡。

《尚书逸篇》二卷

《古文尚书音》一卷 徐邈撰。梁有《尚书音》五卷，孔安国、郑玄、李轨、徐邈等撰。

《今文尚书音》一卷 书学士甗彪撰。

《尚书大传》三卷 郑玄注。

《大传音》二卷 撰。

《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 汉光禄大夫到向注。

《尚书驳议》五卷 王。梁有《尚书义间》三卷，郑玄、王肃及晋五经博士孔晁撰；《尚书释问》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尚书王氏传间》二卷：《尚书义》二卷，吴太尉范顺问，毅答。亡。

《尚香新释》二卷 李顺。

《尚书百间》一卷 齐太学博士翩歌撰。

《尚书大义》二十卷 梁武帝。

《尚杏百释》三卷梁国子助教巢猗。

《尚书义》三卷 果撰。

《尚者义疏》十卷 梁固子助教费。梁有《尚书义疏》四卷，晋乐安王友伊说，亡。

《尚耆义疏》三十卷 萧行司徒蔡大资攒。

《尚书义注》三卷 吕文撰。

《尚书义疏》七卷

《尚书述义》二十卷国子助教刘炫撰。

《尚书疏》二十卷 甗彪撰。

《尚书闫义》一卷

《尚书义》三卷 刘先生撰。

《尚书释间》一卷 虞氏撰。

《尚书文外义》一卷。

右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 通计亡书，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

《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遭秦减学，至，唯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生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于张生，以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从子建，够为小夏侯之学。故有，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最盛。初武帝时，鲁恭王孔子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并依古文，其篇第，以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会巫业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园之传，奏之，时又《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傅郑义。至隋，孔、并行，而氏甚微。自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这里的“《古文尚书》十三卷淡淮太守孔安国传”，就是孔壁《古文尚书》。“《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就是梅献孔传《古文尚书》，是用隋唐的楷书写的。十三卷与十四卷基本相同，差一卷可能是字体不同所致。因内容相同，而今字更便阅读，孔壁后来就失传了，保存至今的就只有梅献孔传《古文尚书》了。而且，目编者特别说明了“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于是始列国学”。把梅献本列为国学即国家颁行的教科书，这是-件大事，就是说国家已经认定它是真本正本，怎么能相信唐代以后的人说它是书呢？

至于毫无古代文献记录和史志记录的清华简是真是假，其实没有记这一点就可看出其问题很大。众所周知，《尚书》记录的是上自舜下至西周的王侯言行，在文字已经产生以后，本应是当时史官的记载，怎么会是由国人创作的？例如，《古文尚书》的《金滕》篇记录的是周武王、周公时期的事情，而清华的《金滕》是战国时期即李学勤们考证的公元前 350年时的作品即原创作品，此时离周武王、周公时期已700多年，谁会相信数百年后还有《尚书》产生？

《知乎网》上有这样一篇文章：《清华简百分之百是造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互相证伪》。此文先是质疑说：有人撰稿“极力为清华简唱赞歌，却没有列举任何一项现代法学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清华简为真。但是，该稿件却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在清华大学‘购买’这批竹简时，‘当时的文物市场上，假简横行’。请问，清华简是不是假简”“再强调一遍：这篇稿件没有列举任何一项现代法学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清华简为真。另一方面，此前有报导称，清华简送去做碳-14检测的样本，是两片无字残片。两片无字残片怎么可能证明清华简为真？”然后，作者列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说对清华简的评议。他引述说：在清华简真伪未辨的情况下，根本不愿该展开大规模的研究连篇累牍地发表清华简释读的所谓论文。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清简到底是真是假。古人云：书非校不可读也。辨伪存真，是文献校勘释读的第一步，清华做到了吗？现在间题清楚了--清华简百分之百是造假，清华简首先公布的所谓“《保训》篇”就出现了无可弥合的大漏洞，这个大漏洞跟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结论构成互相证伪的关系。什么大漏洞？清华简首先公布的所谓“《保训》篇”，明确写到了周文王在位五十年驾崩，生命垂危之时向武王（太子姬发）训治之道。大洞就是文王在位的时间按李学勤对“《保训》篇”的释读，简文开始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而《逸周书·小解》记载，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发生了月食：“惟三十有五祀，（文）王念曰，多口，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文章下来说，“如果《逸周书》记载的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是假的，而清简偏偏有此记载，则清必，清百分之百是假的。如果《逸周书》记载的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是真的，而清偏无此记载，则清华简必伪，清华简百分之百是假的”，并作了详细的论。

另外，张岩的一篇被拒絶参加讨论的长文在结语里说：“（1）清华简《咸有一德》和《说命》中的作伪破绽十分明显，其文章质量非常低劣，可以被确认是今人作。（2）在李学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对漏洞百出的简文所作整理研究中，存在许多不感有的失察、失误。在本文的结语部分，考察劣质（指文章质量）伪及其整理结（假作真）正在中国学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结束此事的必要性。”②

据《汉书·艺文志》，古书就有真伪，并有多个版本：“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衡，真伪分乎，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这里明明指出《春秋》《诗经》《易经》有多个版本，战国图书有真伪。清华简如果真的被碳-14检测为战国简，也许为那时的书亦未可知。

总之，古书有真伪，版本有多种，考辨方法多，判断宜慎重。以上议论，谨供多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