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宋怀常曾在其著作《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里，指出了常见的五大思维逻辑缺陷。我想，这也可以作为轴心思维的逻辑缺陷，进一步进行归纳总结，即探讨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与意象思维（野性思维）之间的差别。

1. 概念模糊

概念（Concept）是思维的基本单位，而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这来源于华夏文明开始的时候，故孔夫子有“必也正名乎”的呐喊，因为名正而言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时，首先要明确概念。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

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

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

第三个人说，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

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

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

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人们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智慧”“脑筋急转弯”来崇拜和宣扬，则会形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时，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

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

每一项都是模糊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便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

2. 不懂集合概念

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这就产生一个普遍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批评个人就等于批评集体；批判集体就等于批评集体里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集合概念”错误。实际上，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

比如，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比如，我在这里谈到的“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种结论，反映的也是此类逻辑谬误。

3. 类比推理，生拉硬扯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

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

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过多地使用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4. 非黑即白，二元思维

郎咸平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

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

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

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

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5. 乱立靶子，错误推理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

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

这位教授的逻辑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