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邢玉瑞. 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述评（五）.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3，36 （4）：6-9

（五） 中医相关哲学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1 阴阳五行学说的发生学研究

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对其发生的研究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叶新苗等通过对《诗经》《易经》及有关史料考证，认为中医阴阳学说的渊源，其上限不出公元前802年，其下限当在《内经》早期作品成书时，医学与自然观阴阳相互渗透，多方面结合，成为中医理论[1]。

笔者对《内经》三阴三阳模式研究指出，三阴三阳模式是《内经》经络学说、运气学说以及热病辨证论治体系等建构的基础，三阴三阳的划分是依据阴阳气量的多少，阳明与厥阴虽然一言最盛之时，一言盛极而衰，但均为阴阳双方盛极将衰之时；三阴三阳模式的发生源自于中国古代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和时空六分的宇宙观念[2]。

彭华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广泛结合传世资料和出土资料（“二重证据法”），全面梳理阴阳和五行的历史发展进程，并综合考察了先秦诸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他指出，阴阳观念产生于对自然的观察，“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商和西周时期，“阴阳”字眼已经出现，春秋时期，“阴阳”己经分别和物质性的概念“气”结合在一起了，在老子和孔子手里，“阴阳”被提炼为一对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范畴，阴阳思想日益成为一大“公共思想资源”，人们普遍用它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降而至于战国，阴阳思想在理论上又有长足的发展和大幅度的深入。中外各民族虽然都存在着普遍的“二元对立”思想，但西方是倾向于排他的“二元对立论”，中国是倾向于互补的“二分对比论”。“五行”最初是表“地”之五种物质，后来才借以表“天”之五大行星，再后来又以“人”之“五常”附会“天”“地”之“五行”，后来五行图式泛滥成灾，举凡宇宙万物皆可囊括其中。“五行”概念正式提出的时间，应当就在殷商末季。从春秋到战国的五百余年，是五行思想大突破、大发展、大完善的黄金时期。在五行图式上，被配入图式的事物由简单而复杂，由自然而社会，直至包举宇宙万物、囊括天地人。就五行学理而言，西周末年，周太史伯提出了“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命题；分析春秋时人的名字，可知“五行相生”思想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七世纪晚期（公元前 636 年）；“五行相胜”思想出现的时间略晚于“五行相生”思想，但肯定不晚于公元前 620年；继“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说之后，又出现了“五行无常胜”说。通观阴阳五行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它们大体有三个走向：一是自然主义的科学化的走向，二是抽象的政治化和伦理化的走向，三是实用的数术化的走向[3]。

胡百涛研究中医学思维方式的发生认为，中医学是由甲骨医学发展而来的，而后者不是独立的医学形态，整体上是作为巫术而存在的。甲骨医学的思维也就是巫术的思维。就其寻求事物的一致性（合一，混沌），追求事物之间的和谐这个意义来说，它又称之为“和”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下，“帝”的观念使得以数字“二”与“五”来思考事物的取向产生出来。周代商以后，“天”的观念同化了“帝”的观念。由于“天”这一概念固有的自然性，再加上东周（春秋）时期世俗与神性的逐步远离，春秋时期对天地事物（包括人）进行了自然主义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医学中的贬石与药物疗法彰显出来，但由“帝”而来的“二”“五”思维取向作为社会大的观念背景也保留在了医学中，并奠定了中医学基本的思维方向。到战国时期，这种思维被聚象为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思维体现了中医学象数思维的基本特征，也是广义巫术思维亦即“和”的思维的演化[4]。

笔者探讨了阴阳五行学说与原始思维的关系，指出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种对待、解构世界的理论模式，体现着系统整体和辩证的思维结构，但是在其庞杂的体系中也一直未能完全扬弃原始思维的类比互渗的质素，其中阴阳五行 的类比联系既有感性经验基础上的理性体验，也有以原始思维为模式的强制性附会，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原始的类比思维的特征；阴阳五行系统中宇宙自然和社会人事之间以及系统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交感互渗性的联系[5]。

南伟认为，五行学说作为一种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很难说起源于某种具体的观念或现象，上古时代的宇宙观念、数字信仰与祭祀、天文历算占卜等基础知识，还有生产方式等等共同构成了五行源起的一个“场”，后来众多史卜、巫者、日者的实践，逐渐补充丰富着这个体系，最后由哲学家尤其是邹衍将其系统化定型[6]。南氏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体悟到五行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多源流综合的过程。

叶磊认为五行说的发展流变虽然极其复杂，然而有两条线索清晰可见：一条是由“五方四时”，“尚五”及五数为极观念共同开辟而来的日益扎实的五行配位图式，另一条则是在金木水火土“五材说”的基础上抽象演化而成的万物的功能概括和生克制化关系。前者构成了把世间万品分门别类的形态学分类体系，后者成就了解释世间万象相生相克的动力学功能系统。两方面的结合才使五行上升为一种同时具有方法论和宇宙观色彩的哲学理论体系[7]。

陈吉全考察了五行学说的源流，认为其两个主要源头是五方说和五材说，在五方说基础上古人初步形成了时空配位图式，在五材说基础上形成了注重物质功能和特性的原始五行说。哲学五行学说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五行学说萌芽时期，主要成就是五方说与时空配位图式的初步形成、五材说与五行生克关系的初步形成，并且通过五方说的发展形成了自发的天人相应意识；二是五行学说初步形成时期，《管子》提出“精气说”，实现了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成功地整合了五方说以来 的时空配位图式与五材说以来的哲学化了的表明 事物性质和功能的五行，并形成了自觉的天人相应的意识；三是五行学说继续发展时期，《吕氏春秋》五行学说提出了“四季盛德观”，五行配位图式日益丰富，天人相应的意识日益强化；四是五行学说成熟时期，《淮南子》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模式，正式提出了全面的五行生克关系。在五行学说的发展中，气象学、物候学、依时寄政思想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繁露》首次将人的情志纳入五行配位图式，总结了五行生克的常规机制是“比相生、间相胜”。《内经》中五脏与五行、五脏与四时 配属问题的解决，五行生克关系的医学化表达的完成，中医五行配位图式的形成，表明哲学五行学说己经成功进入中医，医学五行学说正式形成。并指出在中医发展过程中五行学说为中医提供了衡动 的整体观的方法论和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8]。

关于中医五脏配五行的发生，张效霞等通过对《黄帝内经》、春秋战国天文历法及相关文献分析后认为，五行与时空配属关系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过程：由生活常识和理性思维归纳出木、火、金、水四者与四季的对应关系；从对北斗星斗柄所指方向一年四季变化的观察中，推导出东、西、南、北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基于“土”与“中”在五行和五方中最为尊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念而将“土”与“中央”联系在一起[9]。并通过对比《尚书》古今文两种文献，认为古文《尚书》说是以五脏解剖位置与五行所属方位相比拟而来，今文《尚书》说则是以五脏与五行各自阴阳属性相互匹配的结果，即五行的阴阳属性是火为太阳，木为少阳，金为少阴，水为太阴，而五脏的阴阳属性，则是心为阳中之太阳，肝为阴中之少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肾为阴中之太阴。要想使二者的阴阳属性相符合自然应当是心属火，肝属木，肺属金，肾属水。“土”于五行居于“中”，较之东与西、南与北可以两两相比来说，“土”之属阴可视为一个特例，而脾为阴同样也是一个特例，故脾配土[10]。

笔者也曾研究过五脏配五行的问题，指出五脏与五行的配属本身也有其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五脏与五行配属关系的早期形态，是根据时令、月令里的时空方位一体化原理比拟而来，其对应关系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现代通行的五脏与五行配属关系的形成，既与汉代的社会思潮有关，又源于长期临床实践对五脏功能及其特性的认识。从医学角度而言，五脏与五行的配属关系模式的转变，可以说是从实体解剖脏器的五行方位配属，发展到了五脏功能的五行特性配属，这标志着中医理论及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及突破，也是在当时社会科技条件下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11]。

另外，周琦研究了今古文经学对《内经》学术传承的影响，认为今古文经学因汉代文字的今古不同而起，所倡行的五行学说又有今古文之别，这些经学上的争端均影响着《内经》的文字与五行理论。《内经》与经书一样经历过秦书同文与汉代文字隶变的过程，其五行理论受到当时今文五行配属的影响，而间残有非今文五行配属的痕迹。从今古文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出发，审视杨上善《太素》注与王冰《素问》注语之不同，可见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同样也渗透进后世医家对于《内经》的注疏、发微之中，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医学术渐至形成有类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两种不同治学态度[12]。

2 中医和谐思想的发生学研究

中医理论认为人的形与神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中医的治法、组方用药中也贯穿着和谐的思想，故有学者从发生学角度探讨中医和谐思想之源流。如贾世敬基于传世较为完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先秦时期文献典籍和中医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对其中与“和”相关的论述进行梳理、解读与比较研究，一方面剖析挖掘先秦典籍中各具特色的“和”思想内涵，对“和”字涵义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解读；另一方面，整理《黄帝内经》中“和”的涵义，分析《黄帝内经》继承先秦各家的“和”思想，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医学“和”思想的特点，还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和”思维方式与西医思维方式的比较，论述了中医与西医思维 方式的各自特点，并试探寻造成这种差异的本质原因[13]。

李国臣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整理“和谐”文字的起源、字音、字形、字义及文化内涵，发掘、阐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周易、儒学、道家、佛家以及墨子、管子、淮南子等其他思想家对“和谐思想”的表述、尊崇和实践应用，研究了“和谐思想”在关于形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方面，在阴阳、气血、营卫、藏象理论构建方面以及在治法、组方、用药方面，对中医药的全面渗透和深远影响，并研究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情况下，“和谐思想”在中医各流派关系、中西医关系、医患关系等新问题解决方面所起到的思路指导和实践推动作用[14]。

严世芸认为“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征性的哲学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贯穿于万物中，许多古籍中都已有论述，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理念，对国人的思维、行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孕育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历代医家学术思想和理论，都渗透了“和”的理念。具体表现为生命观——精气神的和谐，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为特征，失和则为致病的根本原因，治疗的目的在于达到“和”，这些理论最终发展成完整的体系，为中医学之核心准则。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具有中医特色的“和”之理念，为现代医学所不能取代，无论其学术理论还是具体治疗方面，必将在未来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15]。

李笑宇等认为，中医“和法”思想植根于先秦诸子，研究先秦“和”思想，有助于从发生学角度认识中医“和法”的理论基础，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杂家等都有关于“和”的大量记载，“和”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基础[16]。

参考文献

[1]叶新苗，唐云. 中医阴阳学说源流研究[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9，23（2）：9－10.

[2]邢玉瑞.《黄帝内经》三阴三阳模式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8）：517～519.

[3]彭华. 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4]胡百涛. 中医学思维方式的发生[D].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5]邢玉瑞. 阴阳五行学说与原始思维[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1－3.

[6]南伟. 论阴阳五行之起源[D]. 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6.

[7]叶磊.《内经》五行源流考辨[D]. 河南中医学院硕士论文，2007.

[8]陈吉全.《黄帝内经》五行学说源流及应用的研究[D]. 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11.

[9]张效霞，张鹏. 五行配时空的演变过程及其原理溯源[J]. 中医文献杂志，2003，（4）：16－18.

[10]张效霞，王振国. 五脏配五行原理溯源[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8，20（3）：4－6.

[11]邢玉瑞. 五脏配五行研究[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5（4）：1－4.

[12]周琦. 今古文经学对《内经》学术传承的影响[D]. 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论文，2010.

[13]贾世敬. 先秦典籍与《黄帝内经》“和”范畴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11.

[14]李国臣. 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对中医药的渗透、影响与推动研究[D]. 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11.

[15]严世芸. 中医学的思想原则—和[J]. 中国中医药报，2010，3，10，3.

[16]李笑宇，王志红. 中医“和法”先秦哲学思想溯源[J]. 中医文献杂志，2011，（5）：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