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乔文彪，邢玉瑞，李翠娟. 中医理论发生学研究述评（二）.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3，36（1）：1-3+14

近十余年来，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方兴未艾，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学科深入探讨中医理论发生演变的过程、规律及影响因素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藏象学说的发生学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1 藏象学说的发生学研究

1.1 藏象学说的整体发生学研究

对藏象学说的发生学研究，是从将藏象学说视为整体，到分别对各个脏腑及其关系等研究不断深化的。李如辉着眼于藏象学说的演进过程，将藏象学说的建构轨迹梳理为创生、实体到功能态的演化以及藏象学说整体系统观念的最后确立三个阶段，揭示了解剖方法对于藏象学说创生的始基作用，分析了从实体到功能态演化的内因和外因等，浓缩地再现了藏象学说的演进规律[1]。并以肾藏象的演化为例，认为解剖实践的时代危机是肾脏理论从实体到功能态演化得以启动的内部机制，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肾脏理论顺利完成从实体到功能态演化过程的外部条件。这一演化既可视为中医学向传统文化的全面求合和回归，又可视为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文化选择与认可。其具体的演化在方向上存在着本脏肾藏象、阴阳肾藏象、五行肾藏象不同的选择，演化的三大方向分别对应于气学理论、阴阳学说及五行学说，三者之间同中有异[2]。

陈慧娟等认为，通过解剖观察，古代医学家认识了体内脏器及部分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而整体观察及逻辑思维方法的应用，无形之中扩展了中医脏腑概念的范畴，使它逐渐超越了最初的解剖学本质，成为解剖学属性、非解剖学属性兼具的混合体，五行学说的引入则促进了五行藏象体系的建立[3]。

鞠宝兆采用发生学方法研究《内经》藏象理论的形成，认为古代解剖学奠定了藏象学说的始基；文字发生学确立了所指脏器的特 定功能与形态，并体现其深刻的心理、文化蕴义；气一元论确立了藏象学说整体性、过程性的规律；阴阳学说建立了脏气阴阳的对立统一协调观念；五行学说最终建构藏象理论体系，形成庞大的五行五脏结构系统，并确立了重视动态功能的藏象方法；古代社会官制文化确立了藏象理论体系社会模式；观察方法、系统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医疗实践反证法等是形成《内经》藏象理论的主要方法[4]。其团队并分别开展了肾、肝、心、肺、脾藏象的发生学研究，但研究方法与结果并无创新[5－9]。

王颖晓等认为，运用发生学方法，将藏象理论回置于其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探析藏象之形质之象、生理之象、病理之象、外应之象的发生学依据，揭示藏象理论的发生由来、形成原委，以进一步加深对藏 象理论的认识与理解。要正确理解藏象理论的确切内涵，必须充分考虑司外揣内、取象比类、推演络绎等思维方式对其构建的作用，充分尊重同步发展的传统人文知识对其创立的影响，充分重视医疗实 践对其形成的验证[10]。

王国英等分别探讨了“脏”“腑”概念的形成及“脏”与“腑”的异同，旨在实现对脏腑概念的认识的返朴归真[11]。

2 肾藏象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肾藏象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是藏象理论发生学研究的热点，李如辉曾对肾藏象理论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寻，他认为肾藏象学说的建构过程可以划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①肾器官解剖及其危机，与原子论自然观相适应；②危机的化解与肾藏象学说的新生，与元气论自然观相适应[12]。有学者则从发生学角度提出“精水合一”是肾藏象的认识基础，是确立肾为生命之本的关键[13]。对肾藏象相关概念的研究认为，肾脏概念有“藏”（肾气及其流布）和“象”（内景之象、征象）两方面的规定，肾精系气的凝聚运动，肾气为肾脏的功能活动，肾阴为肾气中具滋润濡养作用的部分，肾阳为肾气中具熏蒸、温煦、激发作用的部分，在肾脏生理活动中具有主导地位[14]。

对肾生理功能的发生学研究认为：①肾主水理论的具体发生学 途径是以膀胱的解剖生理为基础，以肾合膀胱理论为中介，由腑及脏推衍出肾主水功能。②“精气溢泻”→“阴阳和”→“有子”之间因果关系的观察及其判断，是该“精气”生殖功能得以认识的依据；生长、发育与机体生殖机能发展的同步性，使《内经》将主生长、发育归结于生殖之精；“精气溢泻”之道与尿液排泄之道的“合一”，可能是将生殖之精归藏于肾的根本原因；肾藏诸脏腑之精理论的发生是和肾藏生殖之精理论相联系的，且以后者为基础，以翔实的经验事实为前提。③肾主纳气理论是在把握肺肾联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应用“肾者主蛰”理论合理外推的结果[15]。另有人认为肾主纳气理论的形成主要是临床观察、治疗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并可能受到古代导引术的启发[16]。“作强之官”系援引社会关系模式类比说明肾脏生理功能的结果，尽管由于人体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差异导致了这种运用在系统性、完整性上某种程度的缺如，但不能因此否定“十二官”之“官”为“官职”的结论；生殖伎巧、思维伎巧、行为伎巧无不由肾而出，故称肾为“伎巧出焉”[17]。

肾开窍于耳主要依据在于五行学说的介入，观察及治疗反证虽然为这种归纳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这种依据并不充分。肾开窍于前阴实际上是肾主水及肾藏精理论的“衍生物”，应用类比是肾开窍于后阴理论可能的发生学途径。肾在液为唾这一理论宜修正为“涎唾同为口津，并主于脾肾”[18]。

肾主骨、生髓、通于脑理论的发生学依据有：①解剖方法；②肾藏精理论，③对骨（齿）与生殖机能发展的同步性、骨与肾的病理联系及治疗反证的观察；④五行学说的介入。肾“其华在发”的发生学依据主要有对发与生殖机能发展 同步性的观察及五行学说的介入两个方面[19]。肾藏志之“志”所指系狭义之志，即意志及记忆，肾藏志理论的发生以肾藏精理论为基础，有赖于“主体思维”方法对意志与行为关系的把握，同时，对健忘的治疗反证亦是归纳肾藏志的依据之一；对惊恐太过致病征象的观察，以及情志相胜法实践对肾—恐（惊）配式合理性、科学性的证实，是肾应惊恐理论赖以发生的主要途径[20]。

对肾脏生理特性的发生学研究认为，肾主蛰理论的发生缘于：①脏气法时理论；②肾应冬的类比推理，同时有着实践的作用的检验及选择。“肾主虚无实”，乃是着眼于五脏的病理传变过程，久病多虚，所谓“无实”，乃为强调早晚不同病理阶段之间的区别而已。并认为“肾苦燥”乃“肾苦寒”之讹[21]。

另外，他认为异质方法先后参与共同建构肾藏象学说所形成的同体异构现象导致了肾藏象学说的如下逻辑矛盾：①非解剖方法用以获取解剖知识；②解剖形态学发现作了非解剖解释；③非解剖概念比附于解剖；④解剖实体用治非解剖实体的实践[22]。

另外，付东升等研究认为，在肾藏象理论的发生过程中，解剖观察使人们发现了肾和膀胱等脏腑并赋予它们最初的解剖概念，使人们认识到膀胱的主要生理功能，促进了肾与膀胱脏腑相合理论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肾脏本身的某些生理功能，尤其是肾主水液和主骨生髓通于脑的功能[23]。

魏凤琴对“肾为先天之本”理论进行了认识发生学剖析，提出水崇拜为基础的“水生万物”思想是“肾为先天之本”理论的认识根源。在当时人类思维中以“互渗律”为主导的认知方式实现了从“水生万物”到“水生人”“肾主水”，到“肾为先天之本”的认识过渡。在此认知方式的基础上，结合人体的生理病理实际，后世“肾为先天之本”的理论观点具有了内涵上的演变[24]。

张光霁等则认为，自体肾为子代的先天之本或父母的肾为 自体的先天之本，只代表了代与代之间的关系，除此无实际临床意义[25]。张家玮等则认为，从人体发生学和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与其称“肾”为“先天之本”，似不如称“命门”为“先天之本”较为合理而准确。因为若将作为人体后天五脏之一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则不仅会给中医学理论研究带来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同时也扭曲了中医学对于人体生命发生学的有关认识[26]。

笔者对元阴、元阳概念的发生学研究认为，元阴、元阳的概念虽然由明代医家张介宾首先提出，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则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元气阴阳学说和传统文化中的生殖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元阴、元阳不能单纯理解为功能性概念，而应该是物质与功能的统一体[27]。

张天佐选择中医基本术语“先天”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形成的文化背景入手，阐释中医“先天”概念的多层次含义，以及在医疗实践领域的应用情况。认为中医“先天”观既吸收了易学、内丹学的概念，又结合生命存在的基础（胞胎时期），具有多层次含义：①以有形无形的意识层面划分先天、后天；②无形之气为先天，有形之质为后天；③“火”主先天论；④以胎儿的出生为先后天分界，即胞胎时期为“先天”。并探讨“先天”概念为基础对中医哲学基础概念（阴阳、水火、五行）的解释；考察中医以“先天”观念构建的形体功能观，包括构成生命最基本的要素，精气神的先天含义，脏腑经络结构的先天生成，生理功能（营卫三焦生化）的先天本源以及体质的“先天”因素；研究了中医“先天”概念在临床诊疗及养生中的应用[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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