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春雨. 中医发生学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思考——《中医发生学探微》写作心路. 中医药文化，2015，10(1)：4-7

摘要：研究中医发生学是当今科学主义信仰时代中医学正确继承发扬的前提基础。在中医发生学研究方法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定中医学发生形成的大体时代,二是分清中医学的文化要素层次,三是把握中医学的认知思维方法,四是认识文献文物资料的优缺,五是高度重视义理逻辑研究方法的应用。

拙著《中医发生学探微》出版已一年有余。作为作者，对于这样一部与现代主流中医界观点有诸多不同认识的学作，直面领域之中诸多前辈同仁们的审视，心怀忐忑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令笔者初感欣慰的是，许多读过拙著的前辈同仁们给与笔者这部学作很多赞誉与肯定。思考再三，决定以“中医发生学研究的意义及研究方法思考”这个题目来梳理一下拙著《中医发生学探微》的写作心路，也期待通过此文抛砖引玉，引发学者对于中医发生学的关注和思考。

一、中医发生学的研究意义

人类与生俱来就有意识地和疾病作斗争，所以医学不仅有最为悠久的历史，也有最为广泛的人类智慧沉淀。悠久的历史过程，广泛的智慧参与，意味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医学必然会因随各自发生形成时期文化基础、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具特色。中华民族的主流医学先后经历了原始经验医学、巫祝医学、中医学以及近代以来的科学医学阶段。毋庸讳言，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主流话语权已经交接到科学医学。但与此同时，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仍然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人类医学舞台之上，这其中最广泛、最重要者，非祖国传统中医学莫属。

然而，对于今天仅仅接受了科学文化思维教育熏陶的人来说，在感恩中医学带来生命健康，感慨中华先民这一冠绝千古的杰出文化创造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无法回避的困窘与尴尬；传统中医学这个和现代科学医学在理论上、实践上皆截然不同的医学文化体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是什么？今后又该如何扬弃发展？

“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质”，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解答其他两个问题的基础。因为不能正确回答中医学的起源发生形成过程，就很难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而不能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就奢谈如何扬弃、如何创新，无异于盲人摸象，胡乱弹琴而已。由此可见，中医发生形成学的研究在中医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基础性地位。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基于儿童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认为，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知识的构造有严格的逻辑规律，知识的每一次构造，总是以前一阶段知识结构为基础，体现为对前一阶段知识结构的扬弃与创新，知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度，总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为标志，知识建构逻辑规律的时空过程是可以认识和再现的[1-2]。

中医学的理论实践体系同样经历了千百万年的不断创造积累构造过程。中医学的每一次知识构造创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其独特的构造思维逻辑及其构造机制规律。在今天科学思想观一统天下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借鉴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理念，从文化发生形成学角度，探讨其绵延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漫长构造过程，阐明其思想内涵及其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可以再现中医学内涵思想产生形成演变的规律过程，还原其内涵本质，提高其临床应用价值，指导其规范化、客观化、标准化的确立，为其科学本质研究提供正确的前提基础。

其次，可以发现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中的各种逻辑问题及其结构缺陷，为其进一步修正完善、扬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可以为当今科学信仰时代中医学的学习理解提供正确的视角方法路径，提高其社会接受度。

此外，中医发生形成学的研究还能为展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境界。

二、中医发生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1. 确定中医学发生形成的大体时代

任何文化知识的发生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要正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置身于其发生时代的自然社会环境极其重要。要解答中医学是怎么发生形成的，首先需要将认知视野置于中医学的发生形成时代。中医学到底发生形成于什么时期，是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秦汉之际，中医学的临床理论实践体系已经完善成熟。

人类任何一项文化创造，都不会是一夜之间一挥而就的。特别在早期人类社会，受制于诸多不利条件，文化创造更是有着漫长、艰苦卓绝的探索积累过程。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在先秦前后已经形成，但是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的金元明时代，才形成了一次比较显著的体系内丰富完善。而这一千多年，得益于生产力的显著进步、相关知识空前的丰富积累、文化传播 速度的显著提高、知识创造人群的极大扩展等因素，中医学的文化创造、汇通、完善速度肯定比先秦之前快许多倍。由此推论，中医学的发生形成时期肯定远早于战国秦汉这个时代最少数千年。

中医学是一门以人体生命学为核心的，汇通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宇宙哲学、人文社会学等 多种文化知识的高度复杂学科。在远古知识信息流通非常迟缓的自发文化交流汇通时代，学术上要将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水乳交融般地整合在一起，也绝非百千年，甚至是数千年时间能够做到的。这就是说，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形成的这个问题，时间上必须从春秋战国及其之前数千年，甚至是上万年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入手。

2. 分清中医学的文化要素层次

不同的文化知识不仅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还有其特定的文化知识基础。要准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的内涵精髓，把握其直观的研究对象知识无疑是必须的，但作为构建这门文化知识体系的深层次基础性知识也不能忽视。而要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全面了解构建形成中医学的文化要素类别，进而确定整个研究的知识着力点及其结构逻辑关系线索也非常关键。

中医学首先是一门关于人体生命学的文化知识体系，所以医学身份无疑是其第一文化要素。中医学的生命学理论实践体系是在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指导下构建形成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是中国古典宇宙哲学观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古典宇宙哲学是中医学的第二个文化要素。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又是基于天文地理学以及气象历法学形 成的，所以天文地理学以及气象历法学是中医学潜藏在深层次的第三个文化要素。

中医学的这种文化要素特点，决定了其任何学习研究都不能仅仅简单局限在人体生命学领域，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皆不可偏废。尤其是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这些领域的知识把握更为重要。中国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人文社会学等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所以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在知识视野上，除了需要高度关注中医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汲取大量相关知识。

3. 准确把握中医学的认知思维方法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的不同，即便面对同一事物，也常常会因为认知思维方法的不同，形成大相径庭、形式各异的文化建构逻辑方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文化认知也具有类似的规律，只有置身于相应历史文化的特定视角环境中，才能真实体验感悟同一事物却有成“岭”成“峰”的巨大差别。

同样，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只有深切体会其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式，方能准确理解其思想内 涵特点及其体系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生逢当今主流科学医学的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法大异于传统中医学的文化语境时代之中，学会如何有效利用中医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独特文化方法学来研究解读其一系列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关键。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源 自中原黄河流域的原始农耕文化。原始农耕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成熟过程的各种时空环境因素，以及自然界生命万物的起源发生形成过程。

原始农耕文化的这种客观内在需求决定了中华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宏观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之中。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天人合一”整体关联宇宙观、“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动态变化宇宙观思想等，正是受启于这种宏观的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文化认知而形成的。从微观到宏观、由简单向复杂方向的，以“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3]、“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物负阴而抱阳”[4]，等观念诠释的思辨性宇宙演化学及生命发生学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科学医学根植于科学文化土壤之中，科学文化源自远古欧洲原始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提高狩猎的成功率，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个体技术与实体工具的创新。原始游牧文化的这种内在需求决定了欧洲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微观个体事物的结构实质研究上。包括科学医学在内的科学文化所秉持的静态解剖实证观念、微观物质本体论思想等正是基于这种个体事 物认知思维而形成的。与之相适应，强调从宏观到微观、由复杂到简单方向的，倡导个体物质技术创造的，遵循从物质整体到组织分子，再到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强子、夸克等的实验性自然科学文化观，以及生命科学构建逻辑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显然，相较于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化方法学。而这种文化方法学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对包括人类等自然界生命万物在内的宇宙天 地自然万象发生存续机制的认知解读出现了巨大差别。身处当今强势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了解中西两种文化方法的区别，并能够自由合理出入于两种文化方法之中，是非常必须的。盲目地以西解东、评东，或以东解西、评西，都将造成相应文化的人为灾难。

4. 正确认识文献文物资料的优缺

研究中医发生学这个问题，除了需要确定正确的研究时代、准确的研究对象，并掌握其独特的文化方法学之外，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同样关键。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文化史学研究范畴。而研究历史，最常用的依据非纸上文献莫属，但仅凭纸上文献，很多时候又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特别是远古史，这一问题矛盾更加严重。

首先，由于各种因素，天地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大小事情真正能被记载下来者少之又少，有些事情即便当时记录下来，也可能因为各种变故而再次亡佚，类似的情况历史越悠久，程度必然越严重。

其次，现存涉及先秦尤其是三代以前的文献，大多是经过春秋战国及后期多次反复的翻译、辑佚、传述之作，其中难免不实、以讹传讹之词，如何去伪存真是一门高深艰涩的专学。

因此，在中医学文化史考证中，如何弥补、纠正文献信息这些难以避免的缺陷，是古今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的问题。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二重证据法”是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创新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倡导以地下出土文物来验证、弥补、纠正纸上文献信息的可靠性：“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5]

二重证据法的史学考证价值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地下出土文物作为一种固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证，后世难以完全伪造复制，所以一旦某一历史事件得到当时出土文物的资证，其可信性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过，这不等于说二重证据法就是一种可以解决所有史学玄疑的完美无缺的考证学方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上，当初造作的物化证据本来就很少，而这些证据要保存下来难度更大。同文献史料的流传一样，固化的文物也随着时间的迁延，亡佚毁坏程度而日趋严重。

在史学考证中，寻求地下文物的考据支持，虽然理论上非常理想，可现实的难度几可比肩大海捞针，如果仅仅苛求胶柱于这种考证方法，大概三千年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几无确切历史文化踪迹可言，中医学尤是如此。

5. 高度重视义理逻辑研究方法的应用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6]朱熹认为，研究判定某一事物历史真伪的方法有两条原则：一是“义理之所当否”，二是“左验之异同而质之”。

所谓“左验之异同而质之”，其实就是指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得到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等的资证。而“义理之所当否”则是强调研究结果是否合理准确全面的解释阐明研究对象的本意，研究结论的结构秩序组织是否符合相应的文化理则规律。用现代术语来诠释这个观点，就是强调研究结果得出的全部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就文化知识的发生形成而言，任何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形成不仅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还有其内部诸多文化元素之间的严密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及其规律过程。借助于义理逻辑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门文化内部文化元素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发现其规律过程、再现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还原其内涵本质，为辨别真伪打下可靠的理论依据，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其体系中的各种问题缺陷，为其进一步的修正完善、扬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出入儒释道各门，纵横百家之学，洞明汇通数千年国学之精蕴，创造形成新的文化思想理论，成就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研究方法上，亦得益于这种独到的义理逻辑研究法。

中医学是一门荟萃诸多不同文化类别知识元素，结构关系非常复杂、建构过程相当漫长，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知识体。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医学内部不同文化元素的形成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特点，客观合理地阐释它们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过程，最大限度地揭示还原其内涵本质，直至中医学的修正完善及其扬弃创新发展，义理逻辑研究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应用价值。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流派的色彩纷呈以及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宋明理学所青睐的义理逻辑研究方法的使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