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屈谱. 从巫医到道医：宇宙宗教背景下的医学转型.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8）：3915-3918

摘要：巫术医学的背景是泛灵论，人们认为病害来自于某种神秘力量，利用巫术来役神驱邪。至春秋战国时期，相关医学记载仍有巫术特点。与此同时，老子道家之“道”的提出、阴阳五行家宇宙论在世俗领域的拓展、齐地八神等宇宙秩序崇拜的建立，使得宗教、医学等领域迎来了一次基于宇宙宗教的转型，医学开始由巫术医学转向以“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传统中医学。随着天师道产生而出现的道医学，在形成之初多是继承如符水治病等巫术医学的内容，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主要内容才转变为传统中医学。

关于中医起源，学界多有研究，论争不断，有圣人说、巫术说、动物本能说和劳动说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劳动说一时兴起，动物本能说也较为繁盛，而巫术说地位有所动摇，如严健民先生在《论原始中医学》一书中认为“医学的萌芽、起源与巫毫无关系”[1]。目前，学界对中医起源的关注多是就点而论，缺少对演变过程的探讨。笔者认为，中医学起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医学思想的单独转变，而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随着社会思想做出的改革。

据现有材料来看很难说中医学的起源跟巫术毫无关系，但中医学如何从这一与神秘力量密切相关的仪式转变为以天人相应、自然规律为论证核心的医学活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另外，道医学在汉代产生，但道医学最初的主体内容并不是吸收同时代已出现的传统中医学，而是巫术医学，其原因值得我们深究。道医学的主体内容转向传统中医学的时间和原因也当一并梳理。

笔者试图从原始社会到东汉时期的宗教思想入手，重点关注春秋战国时期宇宙宗教论的兴起，并以前后宗教思想转变来探讨从巫医到传统医学的演变过程，以及道医学的内容主体从吸收巫术医学的内容，到转向吸收传统中医学内容的过程。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巫医：泛灵论与役神驱邪

巫医的背景是泛灵论。在原始蒙昧的时代，人们由于梦境等经历，认为人类存在一种不可见的灵魂。泰勒认为原始人无法分清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使得他们认为那些天然的物体也有二重性，拥有和人一样的灵魂[2]。这种灵魂又被称为超自然力、无限存在物（麦克斯·缪勒）、超世而具有人格之力（施米特）等。这种灵魂不可见但可以给人类带来影响，所以人们形成了各种自然崇拜或巫术行为，并以此来避害或寻求丰产、护佑。

在原始社会，巫师的职能就是通过驱邪而祛灾，往往担负着集体巫术与个人巫术两份职能。古代先民对自然界认识欠缺，对自然物、自然力和自然现象充满了恐惧，在这种恐惧中，会想象出并依托一种超自然力，这种超自然力可以很大限度地影响甚至主宰人类的生活。古代的自然灾害或雷雨闪电都是令原始先民畏惧的，他们寄托于巫术去联络或影响那个神秘的超自然力，以避免自然中产生的各种伤害。对于部落集体而言，巫师职能表现在沟通天地，以期风调雨顺。对于个人而言，人们对这些不可见物的恐惧，会让他们将自然灾害或人的疾病关联到那个超自然力或某种神秘力量或某种灵魂鬼魅上，认为是后者给他们生活或身体造成了伤害。于是，巫师这一沟通神鬼的职业便同时成为了医生。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最初的疾病是由某种超自然力造成的，而最早的医术也和巫术一样，以接神除邪为主。疾病就是一种个人之灾，在对病认知不清的时代，灾病并不能区分，巫师要执行其个人巫术的职能，通过驱除人体中致病鬼魂而使得个人驱邪而去灾病。

民族志材料中记载，“（斯拉夫人有）祛病法术仪式……如罹疾疫，则诉诸法术祛除，或借助于‘诺乌兹’（即符物）、咒语或供以种种祭品，将导致战栗之鬼加以驱除”“日耳曼人地区，以法术祛病禳厄的仪式颇为盛行，其手段则是念诵咒语、祈灵于火以及种种护身符物，或让病者通过掘于地下之洞穴，间或亦有借助于草药者”[3]。说明世界范围内的原始部落，广泛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病乃某种鬼魂或精灵所致，人们施行某些巫术，通过符等中介物，可以使得这些致病的鬼神得以驱除，从而祛除疾病。

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该时期相关记载也多具有巫术特点。《逸周书·大聚解》载：“卿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4]；《论语·子路》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邢昺疏：“巫主接神除邪，医主疗病”[5]。以上说明，先秦典籍中巫医不分而疾灾也经常连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神医扁鹊受长桑君禁方，一方面长桑君“忽然不见，殆非人也”。另一方面扁鹊服用禁方之后 “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6]2785。完全如原始社会巫医一样可以通过“通神”而祛病，只是巫医是可以发现致人病的鬼魂（超自然力），而扁鹊这里所可以视见的是五藏症结，后者虽然已将致病因素改变，但巫术通神和扁鹊透视似乎在性质上并无二致。

传统中医学：宇宙宗教与天人相应

1. 爱因斯坦宇宙宗教论和老子道家之道  爱因斯坦在 1929年4月回答纽约犹太教堂牧师赫伯特·哥耳德斯坦所问“你信仰上帝吗？”时说道：“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7]365。这里爱因斯坦从另一个角度，不是谈上帝（宇宙）生成万物，而是从自然万物和谐运转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即是上帝（宇宙）。这比斯宾诺莎更进一步将上帝（宇宙）具化为了一种万物生成和运转所依据的宇宙（自然）规律（秩序），而且这种自然规律必定是让世间事物和谐的。“爱因斯坦对上帝的崇敬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性或必然性的崇敬”[8]。

爱因斯坦认为“恐惧宗教”和“道德宗教”等“所有这些类型的宗教所共有的，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应当是“宇宙宗教感情”“自然界里和思维 世界里却显示出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7]404-405。“他（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7]408。很明显，爱因斯坦所提到的“宇宙宗教情感”就是对一种理想宇宙秩序的认同，而这一理性的宇宙秩序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相对于西方自然神论、泛自然神论和宇宙宗教论在17世纪至20世纪出现，中国古代相关的讨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展开，特别是道家和阴阳五行家。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兴起，其中老子道家回溯到原始社会对自然的敬畏，提出了“道”的概念。道家的文化渊源当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低生产力及其伴生的低效率采集经济和早期农业经济。在落后生产力的情况下，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受制于自然，使得人们较为关注自然界状况，认为自然界的某些现象具有关联性和因果顺序。这一观察的结果，往往会形成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逐渐形成族群共同的一种思维观念。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产生对自然界运作规律性认识的依赖，即在生活、生产乃至政治管理行为中贯彻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观念。

老子道家之“道”的唯一宇宙实体的性质和生成自然万物的功能都与斯宾诺莎泛自然神论和爱因斯坦宇宙宗教论中的上帝（宇宙）极为相似，“道”也是自然（宇宙）万物生长运转的规律，都表现出了一种动态。这是世间万物运行各有永恒的、不变的“常”，即是我们所谓的自然规律，“道”的“常”状态也就是上文爱因斯坦所谓的“自然规律的和谐”。

2. 阴阳家对宇宙论的发挥和运用与传统中医学的产生  老子道家的这一宇宙论被阴阳五行家接受并扩展，阴阳五行家将道家所注重的宇宙生成和秩序用于世俗领域，将伦理秩序和自然秩序相结合。在宇宙宗教思想兴起背景下，齐地八神所代表的宇宙生成和宇宙秩序要素受到尊崇，四时作为一种抽象的运行秩序也被神格化[6]1367。以上说明，在该时期从血缘关系为主构建的祭祀体系（礼制宗教中以孝为主导和核心）回溯到自然崇拜为主的宇宙秩序祭祀体系中。

在此背景下，巫术医学所依赖的泛灵论和巫术仪式受到了冲击，人们在各领域，特别是宗教层面，开始重视宇宙秩序，医学也迎来了转型，即从前文的巫术医学转向传统中医学。冯友兰谈道：“知天然后可以事天，乐天，最后至于同天。此所谓天者，即宇宙或大全之义”[9]。即只有了解了宇宙秩序，然后顺应它，最后就可以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天地齐，庄子道家思想肉体自由的理想人格（仙人）和中医天人相应所达到的健康长寿都是如此。

中医重视自然，但并不是像巫医一样认为致病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某种恶灵，而是认为大自然的一切，特别是生物的生存和发展，直接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人体健康和气候不能分开。对于治疗疾病也不是使用巫术来役神驱邪，而是提倡人与自然环境相适应才能无病和长寿。在宇宙宗教“同天”的基础上，中医将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领域，以达到“天人相应”。中医用阴阳学说来建构思想体系，将其运用于中医学中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药物等各个方面[10]2，9。《素问·阴阳离合论》载：“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11]。传统中医学还按五行的属性，将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在一定的情况下归纳起来，同时以生克的关系说明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10]14。

综上，医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道家之“道”的提出、阴阳五行家宇宙论在世俗领域的拓展、齐地八神等宇宙秩序崇拜等思想风潮的背景下进行了转型，从巫术医学进入了传统中医学。

道医：巫医与传统医学的合一

早期道医学多承袭自巫术医学。“符水咒说”“跪拜首过”就是巫医使用的方法，非传承自传统中医学。据孙兆杰[12]梳理研究，《太平经》中的药物记载集中在卷五十中的两篇，分别是《草木方诀》和《生物方诀》，但《太平经》中没有药物数量的记载，也没有提到任何一味具体的药物，任何一首具体治病复方甚至单药。与传统中医学认为的服药治病的目的不同，《太平经》中，服用药物有令人长生等宗教性目的。另外，《太平经》中多有提到经络，但纵观全文，未见关于经络的命名，没有论述经脉的起止循行，也没有论述经络所主之病。所以还不能说《太平经》已有经脉学说。这样看来，早期宗教性经典并没有融入所谓的中医学，而是继承的巫术医学。所谓草药等治病方法，只是作为一种治世救人的说明，而非单独的医学。

道医学内容主体的转化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于汉代道医的救世目的，神仙道的追求使得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养生长生。治病是长生的必要前提。总的来说，汉代时期的道医学是巫术医学的衍生，是宗教化的观点，是以传教为目的，治病也是一手段，而未对医理药方等深入研究，强调的往往是巫术方法。而至魏晋时期，转向上层的神仙道没有了传播的急迫性，更加注重个人养生，随之对医学治病也产生了兴趣。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兼长医术的著名道士，如葛洪和陶弘景，前者有《玉函方》《肘后备急方》和《神仙服食药方》等医学著作，且葛洪还明确开始反对巫术医学，《抱朴子·道意》载：“碎首请命，变起膏肓，而祭祷以求痊，当风卧湿，而谢罪于灵祇，饮食失节，而委祸于鬼魅，蕞尔之体，自贻兹患，天地神明，曷能济焉？”[13]，认为人之病害若求救于鬼神，以祈祷神明来试 图治病是行不通的。

说明葛洪所在的时代，道医学已经与巫术医学渐行渐远，虽道医仍有许多方术用于治病，但总归于是宗教仪式和行为，并不能代表大部分道医学之观念。抛弃巫术医学的同时，道医学更多地融合了传统中医学，道医学生命哲学中的“天人相应论”“阴阳五行论”和道医四时服食疗法中的“炼养合时”思想也是来自于传统中医学，其思想渊源也是春秋战国宇宙宗教的变革。

另外，盖建民先生将方仙道为代表的求仙炼丹等活动称为方士医学[14]，笔者认为单论方仙道，他们所求取的仙药和炼制的丹药，其目的都是直接成仙，而非基础的治病，这种宗教性、目的性很强的物品，是否可以称为医学里的药物尚有商榷余地。金晟焕认为“方技”是统称与人的生命有关的理论以及知识体系的古代用语，《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是基于医药学和养生均为共享生命理论的知识体系[15]。这样看来，似乎有关人类生命理论可以分为治病之学和长生成仙之学，但在所谓方士医学的时代，这两者并不是同一类人所为，至少对于方仙道而言，他们所追求的仙药成仙仅是后者的体现，是关注于从人到仙的质变。

小 结

最早的医学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行为，在巫医不分、疾灾连用的原始社会，巫师往往担负着集体巫术与个人巫术两份职能，前者祛集体之天灾，后者祛致病之鬼魅。治病的巫术一开始就以压制鬼神为特点。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神医扁鹊受长桑君禁方故事依然具有巫术医学的特点。同一时期，渊源于原始社会的老子道家开始重新宣扬敬畏自然的宇宙观。老子道家之“道”的提出、阴阳五行家宇宙论在世俗领域的拓展、齐地八神等宇宙秩序崇拜的建立，使得宗教、医学等领域迎来了一次宇宙宗教的转型，医学开始由巫术医学转向以“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传统中医学。因为早期天师道具有救世济民、构建新社会的倾向，所以随着道家 产生的道医学最初主要是继承了巫术医学的相关内容，构建组织。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开始转向修身养性的神仙道，道医学的内容也转向以传统中医学为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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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晟焕.黄老道探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