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晚七时，姚梅龄老师走了，是夏章最先从群聊中知道的，似乎是病故于重症感染。我找他的高徒何秉儒医师核实，称其因于“心衰，呼衰，劳累过度引起的。”下图是他发的朋友圈。

刚才，何秉儒发来姚梅龄教授治丧小组的通知：

为沉痛悼念姚梅龄教授，兹定于2024年7月17日（星期三）上午10:00在深圳殡仪馆1号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大家可自行前往深圳殡仪馆1号厅。如需要坐车前往，请于2024年7月17日8:00前在南山区南海大道花样年美年广场停车场统一乘坐大巴前往。

姚梅龄教授治丧小组、深圳德馨中医馆

联系人：谢宜静 13970018723；肖 颖 13828860167。

2024年7月13日

这里，先将我2018-6-4 17:28的博文《江西姚氏中医》重新发表如下：

因为那次市卫计委来医院调研，我与姚梅龄老师有了交往。今天晚上，我们要谈一些事情，因此得提前做做功课。

网上获知，姚老师是中医世家，黄帝御医传承八百年，有家谱可查已祖传十代。这里，从他的叔祖父说起（作者是陈勉、姚梅龄和聂国林）。然后是他的父亲姚荷生，以及他的兄妹三人姚梅龄、姚椿龄和姚芷龄。

一、请了姚国美，死了也不悔

1. 读书，看病，为医当如斯

姚国美，天资聪颖，记性及悟性过人。14岁即考入江西医学堂；18岁行医，因个头矮，常跪于凳上诊脉开方，故南昌人称之“崽崽医生”；20岁始名声大振，患者排队候诊盈巷盈街；29岁因过劳即卸牌（因家门口原挂有“国医姚国美”之牌）至庐山休养，继学佛，为居士。由于其毕生活人无数，屡起沉疴，所以南禺有“请了姚国美，死了也不悔”的民谣流传。

著名中医学家姚国美的传奇故事就从这句民谣开始。

2. “请了姚国美，死了也不悔”

姚国美，名公裳，号佐卿，字国美，南昌人，1893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县姚湾村，其庄园老屋原在三家店中街（即今南昌市十三中对面），长而就学于江西医学堂。其家为世医，代代相传，有家谱可查的已十余代（注：到姚国美孙辈已16代）清光绪维新时期，南昌兴办了江西医学堂，堂址设在百花洲。堂长是江西省中医大师文霞浦，他为人治学严谨，声誉卓著，是姚国美步入杏林的启蒙恩师。

姚国美进人学堂之后，便以专心致志、苦学不懈的精神赢得了文霞浦的器重。姚国美家离学堂并不远，但他坚持在校膳宿，即便是寒暑假亦很少回家，他想充分利用时间，研读医学书籍：值班教师查夜，经常发现他在挑灯夜读。如此入迷，教师怀疑他整天沉浸在小说之类的闲书中不务正业。后来，经过堂长文溢浦的细心观察，发现他确是在专心研读各类医书，不禁对他的执著与坚忍深为嘉许，另眼相看，精心教诲；同时也指出了他在学习方法上的不足之处。文霞浦认为以他现在对中医学的认识程度来看，博览各家学说难免不得要领，因此，责令他要以《伤寒论》作为学医津梁重点研读，意在让他于重点深入中达到一通百通。

姚国美谨遵师教，受益匪浅，学业名列前茅。但他还是心有不安，他说：“学业贵专，而我虽敬谨受教，终以校中为各科齐头并进的需要，无法一门深人为憾事。”

1911年，年仅18岁的姚国美毕业于江西医学堂，因成绩优异而获得清政府公派去日本留学学西医的机会，却因其祖父年老而未能成行。于是他便成了清军标统里的医生。不久，文霞浦因器重姚国美的才华，特邀请他来江西医学堂门诊部工作，并对他潜心教诲，尽力奖掖。

由于姚国美医术高超，求诊者日渐增多，“崽崽医生”的大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为了胜任各种疾病的治疗，他不得不继续广研各类医籍。但是他对于《伤寒论》的研习之心，却自始至终也不曾放弃过，极力想领悟《伤寒论》精奥所在，然后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

后来为了维持生计，不到20岁的姚国美便在南昌市开业行医，初露身手，慕名前来求医者，与日俱增。面对病人，姚国美从不马虎应付，而是认真诊断、仔细分析，于大量流行病的共同矛盾之中，找出特殊矛盾，而后针对处理，所以疗效甚高，有如妙手回春，以致后来在南昌有“请了姚国美，死了也不悔”的民谣流传。

同业中为探明其年轻名高的原因，趁其门诊繁忙之时暗暗站在他的身后，考察他的用方。有一次，发现他连续诊察了13个流感病人，虽连续使用了13次参苏饮，却方方有所不同，即在方中加减不同的两三味药，均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充分说明了姚国美辨证论治时，一定要遵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科学诊疗方法，故其出名绝非侥幸。

“仅看脉，便知病证”，又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姚国美的高超医术。曾从陆渊雷、章次公习医并著有《黎庇留医案评述》而蜚声医林的江西名医萧熙，在其文章《脉诊学的宝藏》中写道：“我在江西看见三位老中医前辈，能够一看脉便知道是什么病证，他不用人家讲，便知道十之八九了。一位是九江的蒋以庄老先生，生平看病，很少需要人讲，群众的威信很高。另一位是南昌的姚国美先生，也常是不必要病人自己述说证候，而疗效却很高……

据姚国美的后人回忆，南昌郊外某村有一个饶姓患者，得了伤寒，开始并不在意，以为是一般的伤风感冒，没想到几天后便“死”了。无奈之下，家人便将他移到门外，开始准备安葬事宜。恰逢姚国美经过村庄，饶家人便怀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将他请来察看察看。姚国美摸了摸病人的胸口，感觉心口还有微热，认为尚可医治，于是诊了脉，开了方，抓了药，给他灌下去。奇迹出现了，病人的手指开始微微地动了起来。姚国美毫不停歇，接连几天对病人进行调治。结果本应入棺安葬的“死人”竟然痊愈了。从此，姚国美声名大振，请他看病的人愈来愈多。

3. 以书为基，精研弘扬国医之道

姚国美读书，一向孜孜不倦。他曾说过：“读书，看病，为医当如斯。”对于他来说，行医是职业，读书则是吸取养分的方式。在诊务之余，读书是他唯一的乐趣和嗜好，以致传出不少笑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结婚过程中的趣事就是一例。婚礼那天，花轿已经抬进喜堂，但很久都不见新郎出来开轿门。众人纷纷寻找，结果发现他还在忙着看病。经催促他才急忙穿好礼服，可新鞋又被促狭朋友藏了起来，一时狼狈不堪，晚间闹洞房正当高潮，大家突然发现新郎不知何时失踪了。于是，众人又四处寻找。而此时，新郎官姚国美正躲在一处僻静之地读书，如此嗜书钻研，实是令人感慨爱看书的姚国美抱有精研医术、弘扬中医的伟大志向，读书，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父亲看到身体羸弱的他每天只知道看病读书，休息时间很少，就时常劝阻他，眼见尤效，老人忧心忡忡地向老友余某以类似托孤的口吻说：“我不久人世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国美。像他这样不要命地除看病就是看书，如此拼命攒钱，可怎么好！”

余姓老者将此话转给姚国美。姚国美非常惊冴地说：“中医当此欧风东渐之时，非有一番作为不足以振兴此道。但我终日忙于生活，无暇及此。我将尽十年之力，但求身家聊堪温饱，即将停止个人蓄积，赚一文就用一文。如何用法，我今天虽谈不上，但可向老父保证，决不胡作非为就是了。到那时所做的都是公益事，哪里还会像这样忙呢。”

果然父亲去世后，姚国美仍是看病读书，整日忙碌不停，由于过度劳作，29岁的他患上了三期肺痨（肺结核），一度病至大咯血，幸亏他夫人贤慧安贫，毅然劝他辍业，居庐山休养。他在庐山学佛、登山、栽花、种竹，用药只每日野百合一味，营养只鸡蛋两枚，历时十月即已痊愈。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以后赚了钱，多数捐出，做了很多社会公益之事。

姚国美精湛的医术是博览医籍、刻苦钻研的结果，有很多事迹可以说明。1924年的夏天，姚国美的亲侄姚荷生不幸身染虚劳，并发展为五更肾泻。姚国美那时在庐山一边讲学，一边疗养，一边出诊。于是，姚荷生的伯父姚介卿和老师谢双湖对姚荷生进行治疗，可是疗效都不佳，所以才把姚荷生的病情电告了姚国美，他仅开了一个药方，姚荷生服用了一月，即告痊愈。

姚国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事业。如果说博览书籍、刻苦钻研是他成为良医的基石之一，那么悉心救治危难病人，就是他的人生之道，是他矢志弘扬的中医之道。

1949年，南昌解放时，姚国美虽卧病在床，但策杖出迎，见者无不感慨。人民政府重视中医学，拨款在南昌创办江西中医实验院，并邀请姚国美出任院长。他虽因病未就任，却由衷感激政府，深慰平生夙愿在新社会得以实现。

惜乎天不假年，直到逝世前一天，他仍带疾起坐，为人看病。逝世之后，吊者盈门，出丧之日百姓沿途设祭，络绎不绝，其医德、医效之深人人心由此可见一斑。他不仅留下了中医典籍《病理学讲义》、《诊断治疗学讲义》（此二书时隔70余年于2009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取名为《姚国美医学讲义合编》）等，还留下了那句“请了姚国美，死了也不悔”的民谣，让人至今仍在他行医留下足迹之处传诵不绝。

4. 中医办学不屈不挠为后人景仰

姚国美精湛的医术不只体现在治病救人方面，他兴办学校，培育了大批人才，同样印证了他的医术。1930年，姚国美与张佩宜、张心源、姚稚山等在南昌创立神州国医学会江西分会，被公推为会长。1932年，在刘文江、江公铁的支持下，他创办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每日除处理校务、兼任教学外，还坚持应诊，以应诊所得充实办学基金。他常编写教材至深夜。任教六年，他为江西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后来大都成为各地中医骨干。

民国时期，中医长期受到歧视和排斥。姚国美年轻时即曾向父亲保证：“日后只要身家聊堪温饱，即将以个人全部收入用于重振中医。后来他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除广办义诊以普济贫病外，还大力兴办国医学会以交流经验，兴办中医院校以培养后继人才，其不屈不挠的毅力和精神，为后人所景仰。

起初姚国美致力于重振中医学非常困难，处处受到掣肘。他先从筹建神州国医学会江西分会着手，购买了六亩土地建筑新的大厦，以供集会交流医学经验之用，并形成课堂、医院、药圃的雏形。但由于当局对中医实行种种歧视与限制政策，规定中医办学不能纳入财政规划，也不能向教育部备案等，所以国医学会的运转步履维艰、难以为继。

从《南昌神州国医学会会志》可以了解到，最初创建时会无定址，费无定资，天长日久，渐遂不支。姚国美等同仁沿户劝募，筹集资金以维持学会运转，但应募者不多，只好改由同仁认捐，然而同仁半数侨居，聚散无常，捐率渐减，卒无以济，学会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姚国美对学会筹建的劳苦功高，《会志》也有记载：“尤佩国美舍一己之利为众人之利。”“赖国美之力，高闸闳，厚墙垣，已堂臻轮奂，制达美备矣，愿继国美而起者，代有人焉，则斯会不朽，而国美亦不朽也！”其赞美之词，跃然纸上。

姚国美的中医办学意志非常坚定，并不因为当局对中医的歧视和阻挠而裹足不前。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于1929年带头将自己的数万元诊金收人改充佑民寺修建基金，通过曲线兴办中医事业。他在重建佑民寺山门时，将左侧改建为佛经流通处，兼售中医书籍；右侧则改为大规模中医门诊部，就诊者日达千余，业务之盛，远远超过“医学会”（西医）门诊。

姚国美乃寺中奇人。因为他在这里开设中医诊所，平日施医舍药，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将药金所得，用来供奉寺中香火油金和办学筹备金，从而形成了佛医共生的美好景观。后来，此处还被作为医校毕业生实习基地，供中医教学之用，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

为改变中医教育靠“父传子、师传徒”的单一方式，以振兴中医，培养人才，姚国美不仅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后又在庐山开办高级中医人才进修班，将优秀毕业生加以提高。其中姚荷生、张海峰、姚奇蔚、万友生、孙书伟、杨卓寅、王家瑞等，后来均成为江西中医界的中坚。

当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欲立法废止中医未能得逞，姚国美因此而受震撼，深感“中医如不图自办院校，培养人才，真传行将暂晦”，遂锐意兴办中医教育，置身于中医教育的具体事务之中，并为之呕心沥血数十年而不已。1930年后，由于时局动荡，各县名老中医集南昌，寻找安身之地。姚国美几次都想趁机兴办医校，但都因为担心当局限制中医的条规而裹足不前。后来经过磋商，刘文江愿意出任校长兼妇科教员，江公铁愿意承担外事交涉事务，他自己则专任教务主任兼教病理、诊断、治疗学，这才决意积极推进办学。

姚国美兴办中医学校的宗旨，就是振兴中医学、培养中医人才。这一宗旨体现在其校歌中：“黄农学理浩无边，垂跃五千年，万民蒙福利，百姓赖安全。美西欧风东渐后，玉函金匮几湮然。愿同胞，齐奋起，谋兴教育继前贤。多士一堂须努力，使我中华医学悠悠万古耿中天。”这首校歌不仅赞誉了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贡献，还巧妙地指出了当时中医所处的危困之境，号召莘莘学子奋起救亡图存，锐志潜修，光大岐黄，扶大厦于将倾，拯中医于危时。

当时中医办校，很少成熟定例。迫于当局压制，校名几经周折，才由“国医专修院”（本科）改称“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大专）。但姚国美坚持一定要达到本科高等学术水平，为此不惜延长在校年限，学制为四年，包括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又因为筹建医院，医师不敷使用，不得不招集毕业同学与即将毕业的学员举办研究生班，继续深造。

筹办学校诸事，千头万绪。姚国美日间处理校务与应诊，晚间编写教材，常达深夜，无间寒暑，五六年如一日。同学们为其精神所感动，无论走读、住读，无不刻苦用功，社会人士见者、闻者亦交口称赞，广为传颂。

此事惊动了当局，并引起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关注。熊式辉想用姚国美及其创办的江西中医专门学校作为门面摆设，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于是他派南昌市长龚学遂出面找江公铁说：“你们的学校办得不错，熊主席十分重视呀！为了使毕业同学有实习场所，省里拟拨款五万元创办中医院，并嘱我设宴邀请姚国美先生亲临共商办法。”江公铁认为这是大好喜讯，迅速向姚国美汇报。

不料姚国美淡然视之，不拟赴宴。江公铁急了，一面极力劝说，一面鼓动学生们去请求。姚国美面对学生，不禁喟然长叹，说：“你们太天真了！他们哪里有诚意办院，只不过是借机点缀门面罢了！中医院当然是我们必须办的，但所难的不是钱而是人呀！你们只想到医院去当医生，并没有想到中医办院并无好的成熟经验。例如，中医临床究竟应该观察什么？护理、食谱究竟如何才适合中医需要？这些都有待于摸索。我的想法是，你们毕业后必须首先充当一年实习医生兼带从事护理，从实际工作中拟订一套住院的医护规章制度，这样中医院才有光明的前途！你们愿意吃这种苦吗？”大家立即齐声答应：“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姚国美当时非常感动，遂答应前去赴宴。

谁知龚学遂在宴会上说了一番熊式辉的德政之后，谈到具体的五万元拨款之事时，却拟用一栋破旧楼房折充。姚国美始终默不发言。龚学遂探问究竟需款多少，姚国美只好婉转答话说：“目前中西医处于竞争时期，没有20万元无法追上西医医院。不过关键始终都在人才，请允许我把学校办到推出几届毕业生后，再谈办院如何？”宴会毫无结果而散。姚国美回校报告情况后，原来抱有天真幻想的学生们也觉悟到，只有脚踏实地用功学习，按照学校自力更生的计划前进，才是当务之急。

中医研究生班几经寒暑结业。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南昌也遭到侵华日军轰炸，各县来的师生纷纷归去，南昌师生也需择地逃避。姚国美只好带着家眷逃隐庐山。在抗战八年当中，姚国美在庐山双鹤轩药号坐堂门诊，生活虽备尝艰苦，然看病、读书、讲学始终未綴，并开办了高级中医人才班，为江西培养了大批的中医中坚力量。

1947年10月，全国中医师第二次高考，在江西取录了21名，而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所培养的学员即占13名。如此成果，传为佳话，轰动一时。姚国美亦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年轻时向父亲许下的诺言，在暮年变为现实，他终于不会愧对祖先了。

二、姚荷生：我的学医之路

按：姚荷生，江西南昌人。少时师从清江名孝廉沈叔樵研修古文，18岁拜清江名医谢双湖为师学医，20岁回昌从其叔、江西名医姚国美侍诊3年，1933年遵叔命考入江西中医专门学校，于1938年以优等生毕业，后悬壶南昌，医名鹊起。解放前，曾任吉安启轩中医学校教务主任兼《伤寒论》教员。解放后，历任江西省康复医院管理局中医医疗组长、江西中医实验院副院长、江西中医学院院长、名誉院长、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江西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江西分会副会长、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科协常委等职。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获政府特殊津贴。

姚老临证不仅经验丰富，医技高超，屡起沉疴，而且诊疗操作严格规范，早年就对中医的辨证论治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给出了精确的定义，提出：祖国医学限于历史条件，临床时全靠直觉感官收集患者病因干扰机体的异常现象（信息），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证状，综合分析其是否符合病因（包括六淫、七情、痰、水、瘀、虫、中毒、外伤、饥饱、劳逸等）特性，干扰机体某部（包括脏腑、经脉、器官等）生理功能（包括营卫、气血、津液、精神），以致影响整体，产生阴、阳、寒、热、表、里（包括上、中、下）、虚、实各有偏差的病理变态，其间规律厘然不容少混，如果发现不符之处，必有待于门诊的“问所当问”地反复追求；一定要达到对病机全部解释得通，才能初步得出比较合理与近是的结论（诊断），而后针对病情发展的轻重缓急，采取补偏救弊、因势利导的对策（治法、战略），选方择药（战术、阵容、兵种），以求取得“知所自来，明所自去”的预期效果（全程预后与阶段预后）。这才是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正规要求。姚老根据上述项目，早自抗战时期始，就自订了一套合乎中医需要的病历记录表格，严格要求自己，病历对四诊突出审问所得，对诊断把病名列于附属地位，而于效果一项，则有意分为“预测”与“事实”两栏，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后记载其证状的应有变化是否相符，以便从铁的事实当中考察自已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符合程度如何，以此检验自己真实的学术水平。

姚老在1953~1965年期间，作为江西中医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先后主持开展了中医治疗伤寒、乙型脑炎、传染性肝炎、血吸虫病、慢性肾炎等病的临床研究，在全国开中医临床科学研究之先河，并编著成《三年来的中医实验研究》一书，产生了较大影响。主持华东区卫生局下达的中医藏象研究科研课题，完成了《藏象学说在诊断应用上的文献探讨》中肝、脾、肾三个分题的编撰任务。该课题为中医文献研究指明了方向，实为中医文献研究的典范，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还担任“湖口病”临床研究组副组长，开展中医治疗“湖口病”的研究，取得满意疗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表扬和嘉奖。

1970年被调到江西药科学校编写《新医药学》一书，发表了“病因辨证”“脏腑辨证”等精要之作，尤其是对中医古今争论存疑的三焦学说，首次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证理法方一贯到底的要求，独具发挥，提出了“三焦腑病辨证”的系统框架，认为三焦应该是-个有形的脏器，它的实质应该是在体内遍布胸腹。胸腹腔的-大网膜，包括胸膜、肋膜、肠膜、腹膜等等，所有脏腑部分居在它上、中、下三个地带，受着它的包裹与保卫。同时心包络与它相为表里，肌腠（腠理）为它的外应。它的功能主要是行水。不过，水在它的上、中、下的不同历程当中，可以产生“上焦如雾（如水之蒸）、中焦如沤（如水之泡沫）、下焦如渎（如水之沟渠）”的不同生理现象。同时它又为肾之火腑，游行相火，主宣通气血津液。所以它的病理变化，绝大多数为水饮泛滥，形成肿胀，其中也夹杂火热为病，少数为“气郁（气分）”“血瘀（血分）”。但气郁则水不行，“血不利则为水”，仍与“水分”密切相关。其发病虽有上、中、下的侧重不同，但每互相牵涉，甚则弥漫三焦。

姚老作为当代江西中医之泰斗,不仅学验俱丰,而且品德高尚,毕生以振兴中医为己任，矢志不渝，为弘扬中医药学，竭尽了毕生精力，堪称江西现代中医界之楷模。早在建国之初，为求中医学术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他亲笔撰写“中医之自我检讨与自身改进”一文上书毛主席，坦诚建言献策，提出中医研究“一方面要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如实总结已有文献，以求达到较完整地继承前人经验；另一方面要尽量利用一切科学成就，严密求证，以求达到发挥祖国医学特色，充实崭新科学内容”的主张，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视，当即得到卫生部复函肯定。1950年，先生携此文参加中南区卫生工作会议，争取到中央拨款在江西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医实验院。现虽事过境迁，但先生在50多年前对改进中医的真知灼见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姚老在世之际，总为中医队伍中存在的信仰危机而忧心忡忡，曾不顾八旬高龄，时常伏案灯下，研读批写，为振兴中医求索道路。当读到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后，不禁为这位国际友人的科学精神与独到见解而慨叹万分，一再赞誉李氏乃是真正精通东西方两种科学思想的世界学者，极力倡导有志于中医者应视其著作为必读之书，认为这将对树立中医应有的自信心提供有力的启示。为此，他在身患恶疾、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之际，不顾病势日重以致水米难进、举笔艰难的情况，持续七天之久，撰写了“读李约瑟论‘阴阳五行’有感”，此为其最后的遗作。

姚老一生文笔严谨，著述务必精益求精，故问世之作不甚多见，但文稿见解深邃、独具慧心，大量遗作正有待其弟子学人发掘整理、编撰出版，以传承后学、造福后代。（江西中医研究所）

我家世业中医，良师益友不乏其人，按说我学习祖国医学应该是一帆风顺、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我因立志不早，用心不专，以致学习过程中，虽然有过一些收获，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据实写来，或许对有志于斯道的青年会有一些帮助！

童年读高小，曾因听讲国耻史而愤激填膺，以为不学机械（当时幼稚心灵实着眼于枪炮），决不能雪耻救国，作文明志，大有以此为终身奋斗目标之慨。年十四知识渐开，日常见伯、叔父以中医活人，重病得救者感谢于长跪涕零。

又以先父患伤寒真寒假热症甚危，延传清江名老中医谢双湖先生会诊，谢见其高热面赤，烦躁不寐，但露手切脉时立即引被自覆，未免触目惊心，及见其脉洪大而空，毅然断为阴盛格阳无疑，急投姜附重剂，并预期夜半子时入睡，既而果然！高明如叔父姚国美，也不能不为其辨证论治的精确入微所折服。

我当时亲侍在侧，更是对祖国医学之精妙惊叹不已，因而引起叔父与谢师的注意，并由谢师指点，改从清江名孝廉沈权樵老先生专攻古文，为日后学习中医打好基础，并一再启迪我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于汝志何损哉了！”幸赖沈师循循善诱，历数月而文风质变。年十八始正式从师学医。

学医之初，谢双湖先生坚守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劝读十则》之诫，极力主张初学不宜庞杂，指定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难经》，暂时不准涉猎他书。

奈我年事已长，虽不敢妄废苦读，但对六经、六气、经络、脏腑、阴阳、标本从化以及营卫气血等基本理论，迫切要求了解其所以然，不免偷阅各家有关论述，遇到不懂的地方，也不敢提出疑问，一味自求解答。

于是终日纷纭，所追求的都不外理论解释，谢师有时谈到：“少阴提纲，乃包括寒热两大证，寒证则应脉微细而迟，热证则应脉微细而数”；“湿温证的‘或不大便’，应知其言外之意有或大便反溏；“临床时曾视见结胸证‘如柔痉状’乃胸疼妨碍头部转侧，并非项强使然，故曰如”；“白虎加苍术汤乃燥湿相兼的典型方剂”，等等。有关辨证论治的教导，当时虽亦知洗耳倾听，却不知其精义之所在！

年二十学习告一段落，回家再从叔父姚国美学习，叔父命我侍诊，发现我对普通感冒都不能诊断鉴别，通常使用的参苏饮也不能应声写出，便当着病家斥我以“白大”（南昌俗语，自自长了这么大的意思）；而我却自命所学为经典、为基础，时病、时方非我所计来强自宽解！

叔父又默察我的用功方法，见我终日对理论解释分依博采，寻章摘句，连篇累牍，大有“乐此不疲”之慨，又斥我以：“像你这样用功方法，那里像在读书，简直像在著书呵！”我也坦然受之，不予置辩。

叔父见我执迷不悟，一时很难理喻，乃舍我而口试其门人程幼庵说：“你读过《伤寒论》，知不知道大、小结胸具有些什么脉证！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应该采用什么治法？方药有无不同？其所以不同又是什么道理？”程兄期期作答，一时未能扼要；我当时骤然听到这一系列发病机理、证候鉴别、治疗原则、选方择药以及方理、药理的问话，也不免暗自惊慌，觉得对答不来！

因思：“这正属于经典《伤寒论》的范围，是我应该研究得比较清楚的问题呀！怎么会惊慌失措到如此地步呢?”这才觉悟到，空谈理论，无补实际，必须及早回头，注意“学以致用”！幸加过去在东翻西阅当中曾留意到《医诀串解》等区分证治的书籍，虽然未必能圆满解答上述一贯到底的问话，当不失为有力的参考。

于是根据自己对《伤寒论》的学习体会，试以六经主证、变证、兼证（含合病）、转属证（并病）为纲，以六气、表里、虚实为目，分别罗列其脉证、病因、病机、治法、方药，遇有《论》中病例不足时，则另取材于《金匮》《温病》病例之较明显者以补充之。

这样才对理论结合临床初步有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并进一步觉悟到：中医的生理病理原来大多是根据人身正常与异常的实际体会，结合观察到自然界的常变现象比类推论而得的一一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者，如果脱离临床，即将无法验证，这就是叔父之所以千方百计引导我走向理论紧密结合“辨证论治”正规途径的苦衷！

两年后，叔父以《六经各有主证，试评其义》命题，文程兄与我分别作出论文，亦有意把我的论文留待谢师评改，谢师认为我对中医已有比较明白的认识，面许以后已可纵览群书而不致面对众说纷纭歧途莫辨！适（1931年）江西神州国医学会力促叔父出山，创办国医专修院（轭于当道偏见，后改名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并兼任《病理学》《诊断治疗学》教员，叔父命我一面投考该院本科（预科未读），一面协助编写讲义，正好得到纵览群书的机会。

面对各家论点，往往会联想到《伤寒论》作一贯的理解，因而悟到中医学说尽管千差万别，甚至如伤寒、温病、杂病、内伤虚证还有各承家技的门户之争，不过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人、因事、因时、因地不同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罢了，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不可统一的矛盾。如果能下定决心，客观地全面地分类搜集整理，综合探讨其短长，写出教材不但不会引导后学出主入奴，反可以从他们的争论中得出相互补充、渐臻全面的效果！

自此对书本知识好像产生了些豁然贯通的快感（在祖国医学未经全面分类系统整理，很少循序渐进的完整教材，只有依靠多读深思、触类旁通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模糊感觉）以后，才对临床跃跃欲试，自知方药不熟，很难满足应用要求，不得不遵照叔父明训，一面分类编辑《药用专长》，一面要求程幼庵兄挑选名方编歌熟读。

惜当时程兄因经谢师启发，正向医学经典加工补课，对我的要求应允帮助，却力劝我少分心于方药，使我至今都感到掌握名方不多，有如着棋临阵棋谱不熟之苦！俗语说：“初剃头就碰上连边胡子”。

在我单独临床的第一天，确曾有过这样不愉快的遭遇，至今印象犹新：1935年冬，我舅父戴某贫困久病，邀我前往诊治，我因为第一次单独临床，喜恨交加，通过严密诊察，发现他削瘦神疲，脘腹痞硬，毫无食欲，便秘而无所苦，长期低热，午后较甚，每当热盛之前，自觉微寒如疟，舌质黯淡、苔灰白粗糙，脉细弦而紧，断为土败木贼，预后欠佳！拟用小柴胡而虑党参力薄，拟赠高丽参而未敢逸投。

返校皆质之叔父，叔父嗤我神经过敏，命驾亲往复查，结果认为诊治无误，喜而归告婶母（我九岁丧母，素赖大家庭尤其是叔父母照顾教育）说：“这人病居然被荷生看准了哩！”历三日而戴舅果逝。丧葬刚刚办完，外祖母又以病告，证如舅父而较轻但年高精神恍惚，脉细无根，急求叔父与谢师前住抢救，经重用独参，一度神清气爽，次早又安然死去。令人颓丧至极而心有未甘！

次年春，我家保姆突患高烧微恶风寒，牙眼肿痛剧烈，彻夜呻吟不寐，便秘尿赤，舌红苔黄厚，脉浮滑数。我诊断为太阳阳明风温为病，拟与大剂银翘散加玄参、玄明粉，取决叔父，蒙嘱原方加僵蚕祛风消肿，一剂而痊，私心少慰！

紧接着以麻、桂、九味羌活等方治愈不同类型的流感，尤其秋季服务于俗民义诊所时经治其邻近一妇人，头痛剧烈，舌赤，烦躁易怒，一见而疑为肝风挟火之龙胆泻肝症；及至仔细观察，发现脉细弦弱不静，舌质与苔均无显著变化，天未大凉而身披棉被，时而自己拉紧，时而撩扰又欲弃去，询知心悸口渴而喜热饮，通过反复斟酌诊断为厥阴寒热错杂，拟投乌梅丸加吴茱萸、川芎而未敢自信，嘱病家持案从数就正叔父，叔父亦未敢立决，随病家来所就诊，同意原方照服，一剂而病大减，三剂而愈。自此声誉渐播。

婶母闻之，再以“荷生的技术究竟怎样”探询叔父，叔父慨然答曰：“我出手（临床）太早（18岁），一面看病，一面摸索；荷生却是摸索得比较清楚之后才看病的呀！”

我听到叔父这种评语，当然非常高兴！但立即转念到，我学医虽近十年，而用其所学只是开头！所谓“摸索得比较清楚”，不过是指我对书本知识自经师长指点以后，有了一点比较系统的模糊认识，不致完全“临证茫然”罢了！

即以书本知识而言，祖国医学文献号称万种！究竟读过多少？其中独立论点记得多少？已经大成问题！运用过多少？验证如何？那就更谈不到！何况祖国医学限于历史条件，临床时全靠直觉感官收集患者病因干扰机体的异常现象（信息）；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症状，综合分析其是否符合病因（包括六淫、七情、痰、水、瘀、虫、中毒、外伤、饥饱、劳逸等）特性，干扰机体某部（包括脏腑、经脉、器官等）生理功能（包括营卫、气血、津液、精神），以致影响整体，产生阴、阳、寒、热、表、里（包括上、中、下）、虚、实各有偏差的病理变态。

其间规律，厘然不容少混，如果发现不符之处，必有待于门诊的“问所当问”地反复追求；一定要达到对病机全部解释得通，才能初步得出比较合理与近是的结论（诊断），而后针对病情发展的轻重缓急，采取补偏救弊、因势利导的对策（治法、战略），选方择药（战术、阵容、兵种），以求取得“知所自来，明所自去”的预期效果（全程预后与阶段预后）。

像这样真正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正规要求，我都能随时掌握，不致发生大的偏差吗？敢于面对现实严格考验自己吗？于是根据上述项目，制订合乎中医需要的病历记录表格，对四诊突出审问所得，对诊断把病名列于附属地位，而于效果一项，则有意分为“预测”与“事实”两栏，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后记载其症状的应有变化是否相符，以便从铁的事实当中考察自己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符合程度如何？也就是自己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当然治疗过程中难免受到气候、情绪、饮食、起居等过度失常的影响，但如果对发病规律了如指掌的话，还是可以事先相对地估计到一些的。（在吉安经治傅氏女就发生过没有估计到足以反证的突出事例）

严格执行之初，每遇病机比较单纯的病例，以外感时病为多，填表就比较顺利，预后符合事实的也较多；如果病机比较复杂—以内伤杂病为多，填表就煞费斟酌，预测与事实也就很难相符，甚至如邪正混为一家、寒热虚实疑似太大，那就简直有些茫无所措！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中“恨”字的真实意味！幸赖叔父及时提醒说：“这正是长进过程中的应有现象呀！并且还将不断出现的哩！正应该利用它逼着自己不断学习与思考，才符合‘做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欲速则不达’焦急烦恼有何用呵！”这才不得不耐心坚持约达三年以上。

无奈家累日增，诊务渐忙，不能不以谋生为重而被迫停止，就连原有的材料也因抗战转徙流离而全都丢失！战后又以诊务、家务、会务百废待兴，始终无法认真恢复！好在习惯已成自然，至今每遇病人，都会无形中或多或少地按照这些要求操作下去，才不断尝到一些活学活用经典著作取到预期效果的甜头。

如以葛根芩连汤治疗鼻炎之属于阳明风热者，以当归四逆汤加减治疗关节炎之属于血亏风湿者，以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射干、杏仁等治疗小儿百日咳、哮喘之属于热饮犯肺者等，都经常使用，获得比较广泛或根治的疗效，尤其是对急传病变，如肠伤寒、乙脑等，敢于纯用祖国医学，“辨证论治”方法取得较好疗效，几乎为中西医所默认，正因为理论指导临床运用得较熟，无论讲课或偶尔发表论文大多比较能够互相举例、互相发挥，解放后竟因此项侥幸获得省称‘第一”，部称“专家的专家”，当然对这种过奖、过誉，从不敢以此自信、自夸；不过在临床方面有人作过，“问得较详，自然误诊较少”，在为文或讲学方面有人作过“言之有物”、“逻辑性强”、“所讲的都是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见解”（当然“问得罗嗦”、“水平不高”、“弦作解人”也不是没有人在）等评语，倒似乎有点搔着痒处！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1974年的一次临床考验。应西医老儿科主任王某某邀请，按中医的严格操作规程，会诊2例同属小儿夏季热、极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分别作出不同类型的诊断与处理，并且符合预期不同过程而达到同样的良好转归，引起王的极度重视，曾对我说：“中医特点在于辨证论治，我以前只是听过却从未见过，通过这两个实例，真正体现了中医确有一定特点，如果不能按照这样踏实做下去，那中医将会被西医吃掉，你相信吗？

二是讲课中的所得。1975年全国解放军西医学习中医班举办于南昌，邀我讲课，内有175医院内科柳主任告诉我说：“姚老！您不会生气吧？我己经听过您好几次课了，讲倒确实讲得不错，不过中国如果长此不统一口径，事实上却很难推广（接着举出了他们学了就用，起初信心百倍，后来邀请中医讨论死亡病例，结果因各执一词，闹不清事故的性质而被迫收摊的实例）哩!”像上述两种肺腑之言，同出诸西医两主任之口，多么令人感动，进一步体会到作为中医本身责任之重大！有必要更深刻地检讨自己的学习与工作！

（由姚梅龄、刘英峰、姚芷龄、刁军成等整理摘录）

三、姚梅龄《临证脉学十六讲》前言

按：姚梅龄，1967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本科）；1967年在江西上饶县清水医院行医；1971年在江西上饶县人民医院行医；1976年在江西省邮电医院行医；1980年任江西中医学院中医系讲师；1984年任江西中医学院教务科研处副处长，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任江西中医学院中医系副主任兼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0年任深圳市蛇口人民医院中医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姚梅龄长年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用纯中药治愈了不少现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2005年邓铁涛教授亲自点名要求带高徒，受邓老委托已带高徒5年，共计12名,他们都成为了单位的骨干,名誉一方。多次被广州中医药大学举办“全国经方临床运用高级研修班”、江西省中医院举办的“中医经典与临床学习班”（均为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聘为授课教师；在深圳市中医药学会举办的“国际脉学学习班”讲授“临床脉诊”；在广东省中医院“临床提高班”讲授“太阴风湿表证”等，均深受学员的欢迎与好评。在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名中医脉诊心法研习班”开办期间，恰巧一位学员的家人因腹泻高热昏迷数天而住进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因患者已施人工呼吸，不便问诊与望诊，授课老师姚梅龄仅仅凭脉辨证，一剂药后患者热退神清，如此桴鼓之应让广大学员惊叹不已。

姚梅龄除临床、教学之外，悉心钻研、整理其父亲姚荷生教授（江西中医学院终身名誉院长）的遗稿，使临床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过13年的整理，即将出版的姚荷生遗著有《<伤寒论>串解》《<伤寒论>难解条文》《<伤寒论>疾病分类纲目》等5部；同时又潜心著书，已出版了《中医古籍提要》，即将出版《<伤寒论>证候学》《临床脉学》等。

2009年6月，江西中医学院以特殊人才引进的形式被聘请回江西，组建“江西中医学院姚荷生研究室”（正处级），任命为江西中医学院姚荷生研究室主任、教授；同期江西省卫生厅授予其为“江西省名誉名中医”的光荣称号。

脉诊是中医重要诊法之一，其实际作用和重要意义在于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在中医理论体系及诊疗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脉理精要，其体难辨”，虽经历代医家发微解难，临床上仍难免“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学习与应用难度颇大。

本书作者感悟于当代脉学之殇，致力于脉学知识的传播与提高中医的脉诊技能，学为实用，以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于2010年与2011年作为项目主持人连续成功举办了两期“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中医脉诊培训班”，并作为主讲教师承担了绝大部分授课与临床带教任务；除此之外，本书作者还是2006年深圳“国际脉学学习班”的唯一主讲教师。

以上述三次授课内容为蓝本，经整理为《临证脉学十六讲》一书。

本书以经典理论为纽带，凝聚一门三代名医临床脉诊心得，注重辨证论治中脉诊运用规律的梳理。本书分为脉诊概论、脉诊各论、临床上几种特殊病脉的转变三部分，较为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脉学理论，颇多个人体会，并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而不离经旨，理论结合临床。

本讲稿有六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是，以“脉象之象”代替传统的脉形，纲举目张，从脉率、脉律、脉位、脉体、脉力及脉势六方面探讨脉象的分类客观依据与指感特征的构成要素，便于体会与掌握。

其二是，从临床实际中总结分类阐述了常见的、诊断价值比较大的四十三种寸口脉象（见中篇脉诊各论），实用性很强。

其三是，突出严格标准的脉诊操作规范与脉象记录格式，在此基础上对脉象进行大致定量分级。

其四是，以脉象的产生机理代替传统脉学专著中的脉象主病，并依据不同机理在临床上出现概率的大小进行排序，以便医者依据从常到变的原则作出合理的诊断排序。

另外每种脉最后或附有验案举例，以强化学者对脉象诊断意义的认识。如涩脉的诊断意义即按“湿滞气机”、“饮郁气机”、“瘀血”、“阴枯”进行概率由大到小的排序，以免漏诊、或一见涩脉就诊断为有“瘀血”。

其五是，由于每种脉象均可出现于多种不同的病因病机的病证中，因此，本书将通过脉象本身与伴随症鉴别方法，来鉴别这些不同的病证，并以此作为重点内容之一论述脉诊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作用。

其六是，首次总结了临床上几种特殊病脉转变的诊断意义，对于急症与危重症有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尚需说明的是，本讲稿所引用《伤寒论》条文皆引用自《伤寒论浅注》（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清光绪三十年甲辰）；《金匮要略》条文皆引用自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年8月出版的《金匮要略》（ 汉·张仲景撰，何任等整理）。

本书的脉象分类及各种病脉的诊断意义等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医经典与姚国美、姚荷生以及姚梅龄、姚椿龄、姚芷龄兄妹三人的经验积累；同时亦包括了石强博士脉学理论研究心得。因此，《临证脉学十六讲》不但总结了前贤的脉学成就，而且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较高的实用价值，可供各层次中医师与初入门者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