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姜姗，张大庆. 针灸的概念·理论·文献——近30年研究成果述略. 中医杂志，2020，61（23）：2044-2049

摘要：针灸研究中，对以人文方法进行的探索历来存在重视不足、研究领域边界不清的问题。基于对近30年来研究者所进行的针灸“概念”“理论”和“文献”探索成果的回顾，重点梳理其中对针灸关键概念术语辨析，针灸理论长久遗存问题的研究，使分属“针灸古今概念的溯源与理论纷争”和“针灸古代文献的考据”两个范畴的内容得以进一步明确。其中，对概念的综述，以“施治处”和“施术法”两个要素统之，对理论则分别从“脉”“穴”“针法”等角度回顾，文献研究则从经典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回溯。认为目前针灸文献理论范围内有研究成果与实际传承内容脱节的问题，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受到重视。

从学科体系角度来看，针灸学及其研究是对针灸相关理法问题进行各种不同方法与视角的研究。国内研究者主要是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针灸实验研究以及针灸临床试验研究。相比而言，针灸的人文方法研究存在关注较少、团队建设不足、进展相对缓慢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对针灸人文研究范式的不明确，从而导致研究群体的凝聚力不够。

我们前期研究[1]提出，应明确“针灸人文”概念，并就其可能包含的内容进行尝试性规约，初步范畴包括针灸古今概念的溯源与理论纷争、针灸古代文献的考据、针灸学术史与流派、针灸相关思想文化、多人文学科方法学探索五个方面，该五方面的提出是基于论文中所回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针灸人文研究的专著类标志性成果。张树剑[2]曾对经典针灸概念术语进行综述，涵盖了对针灸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主要对应于上述五个方面中的“针灸古今概念的溯源与理论纷争”，部分兼及“针灸古代文献的考据”，但因其时并未有对针灸人文研究的明确界定。本研究在其基础上，对其中涉及针灸人文探索核心的概念、理论与文献类现代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1 针灸概念析疑

针灸疗法的两个关键因素，即施治处与施术法[3]，而几乎所有的针灸概念、术语都围绕这两个因素蔓延。前者主要指“腧穴”，同时牵涉经脉以及其他对体表施治处的理论描述与建构；后者指“刺灸法”，牵涉了针具、刺法、灸术等。

1.1 施治处  关于“腧穴”相关理论研究十分丰富。首先，是对腧穴的“正名”。“腧穴”本身作为名词术语，有学者就其早期称谓与含义进行研究，从“俞”字分析探讨腧穴概念内涵，提出腧穴作为施治处，属意义特征而非本质特征，其本质特征应是“历验的体表固定施治处”，从而产生腧穴的规定性[4]。其次，从文字层面。高式国[5]对针灸穴名的研究十分全面地诠释了有定名腧穴的名称来历，是有关腧穴名的代表性成果。亦有针对个别腧穴的考证性研究，如对《玉龙歌》关元穴的辨误等[6]。

在腧穴理论研究中备受关注与争议的，就是关于古今沿用的“特定穴”的分析，尤其是回答某些腧穴被划归为特殊分类的原因。学者们已逐渐认识到，在特定穴中，最重要而原始的就是五输穴，通过出土简帛医书与经典文献的比较研究，五输穴的演变规律和雏形愈渐清晰[7]。与五输穴密切相关的还有下合穴，其与五输穴之“合”存在混淆，基于古代文献中“合”的名与实之矛盾，学者重新思考这一概念的命名与内涵，提出“六腑下腧”的新命名方案[8]。此外，八脉交会穴的概念内涵存在古今变化，通过论证八脉交会穴的理论本质，发现其是以奇经概括和解释正经腧穴主治特性与规律，揭示了上下肢对应部位腧穴具有共同主治的规律，并概括出同气相求的思维方法和其立意的主观规定性[9]。

除特定穴外，还有关于经外奇穴与其他特定腧穴规律的研究。黄龙祥等[10]提出，当代针灸奇穴研究中存在“名实不辨”“出处不明”“源流不清”等问题，奇穴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全面收集、考察历代针灸奇穴的原始文献，研究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不同医家奇穴的相互关系，求同存异；同时考察奇穴与经穴的关系，考明源流的方向。张树剑[11]对“八风穴”术语源流进行考辨，指出其由 自然观念语境转入医学语境使用后的内涵变化，以及何以成为临床经验总结的过程。此外，还有一类特殊腧穴，其内涵长久存在争议，即“阿是穴”。关于“阿是穴”名称的由来，诸多学者都曾有所讨论，其中，语义分析研究以及其后的古代非医文献对比研究解决了一直以来对“阿是穴”概念内涵认识的误区[12-13]。

脉，或习称“经脉”“经络”，是针灸理论中与穴并重的核心概念，也是古代对人体观念与生理现象的特殊表达。在《黄帝内经》以前脉的概念更为原始，呈箭式向心走行，而至《黄帝内经》时期，则演化为循环相接[14]。“经脉”发展至《黄帝内经》时期已颇具体系化特征，故而对十二正经、十五络脉等这些经脉系统主体的研究占据多数，如对经脉一般概念及具体经脉名称的系统阐释[2]，而更具体者则如简帛医书对比研究足厥阴肝经与小便病候的源流分析[15]、足阳明脉的病候讨论[16]、足太阴经病候辨析[17]、督脉命名的古文字学考证[18]等，不同角度的探索深化了对经脉理论历史与文化内涵的认识。

除对经脉的研究外，与经脉相关联的其他附属概念也有诸多理论探讨。如将“经别”置于经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重观，提出经别属于早期十一脉模式的遗存，用以表达阳脉与脏腑的联系和阴阳脉的共性关系的研究[19]，以及从古代文献中梳理“血络”的内涵从病理到生理的变迁过程，以及后 世在运用层面的概念演变史的研究[20]。

在经脉病候的研究中，“是动则病”与“所生病者”对特殊表达引起了广泛关注。张树剑[2]基于20世纪出土的简帛医籍文献与《黄帝内经》文本的对比研究，对“是动则病”与“所生病者”的不同表述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动”“所生”不是病证的分类方法，对于实际治疗运用没有划分的意义；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 《经脉》篇各脉病候的“是动”“所生”，是源于作者对所依据的医学文献的理解和采用方法，而非是一种病证分类方法，本质上是古人对经脉主病的不同认识；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动”病是来源于手足腕踝部脉口的脉诊病候。

1.2 施术法  在针灸施术法中，存在争议的概念较少，而更多是背后思想观念的探讨。本文分别针对施术法的两大构成部分，即施术器具与手法操作，各举例呈现研究近况。

施术器具的研究更多是关于载于《黄帝内经》的九针本身的探讨，徐萌等[21]从术语角度对九针之源、名、形、功及九针使用要领、九针之应等六个方面的概括性论述。九针之中，以镵针的含义不易理解，张树剑等[22]通过对“镵”的文字学与文献学考证，确定其以农具为喻，即“医者用以刺脉，农者用以刺土”，并由此发掘了经脉与古代地形学的隐喻关系。

在针刺治疗的表述中，有部分概念因古代文献的描述方式而有语义模糊的问题，如《黄帝内经》中“补泻”与“方圆”的关系，李鼎[23]曾进行了分析阐发。同样与补泻有关的还有对“同精”的理解，有学者结合古代哲学思想文本进行了更为通达的诠释[24]。此外，有关针刺与“神”的关系，有从字源角度对“守神”的分析，明确“神”在《黄帝内经》中是对脉的微妙变化的认识，而守神则是通过脉诊体察血气变化的过程[25]；以及对“治神”的理解，从其概念、条件、方法、目的等方面呈现其实践意义[26]。朱玲等[27]结合道家文献，进一步明确“治神”的对象为医家之神而非患者之神，与道家进行技艺操作时所追求的“神”的状态不谋而合，暗示了古代医与非医的密切联系。

在针刺过程中，“得气”被视为产生效用的标志，对现代针灸学影响深远。在概念理论研究中，“得气”于《黄帝内经》中指施用补泻刺法一定阶段时出现的某种反应，以医者的针下感觉为主，以“气至”一词指称为多，自《难经》始，则为补泻刺法施用的前提，对患者感觉的描述增多，以“得气”一词使用为主[28]；另有研究[29]通过对比分析“得气”与“治神”、“得气”与“调气”以及三者内外之境的变化，认为得气的获取、判别、调整，均与治神及调气存有密切关联。此外，武峻艳等[30]通过对比古代文献中的描述，强调应根据针刺前后的脉象变化来判断针刺是否有效，提出针刺治疗中的各种手法是在得气基础上的调气，明确了“得气”“调气”“气至”等几个概念的关系。

2 针灸的理论思辨

在一定程度上，针灸的理论研究与其他研究难以截然剥离，理论的探讨离不开史料与文献的支持，也定会构建于对概念的解析之上，更难以脱离思想文化背景。但作为针灸人文研究中最具深度的方向和研究内容，理论研究锁定在对文本的最终极问题的解释，其研究的结果往往会对整个现行“针灸学”内容有推进作用。我们在此尝试将既有成果中直接解决理论问题的工作独立出来，从经脉理论、腧穴理论、针刺补泻理论等三个研究较为集中的范畴，呈现当前关涉理论核心探讨的概况。

《黄帝内经》中经脉理论发展较为成熟，在两汉时期已呈现体系化发展的趋向，但其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辅以历代文献对比分析解决。首先，诸多学者都进行过简帛医籍文献和《黄帝内经》的对比研究，但既往研究关注点都集中在阴脉，而阳脉则常得不到重视，故而有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对阳脉理论进行审视，提出阳脉和脏腑关系的认识经历了重大转变，影响了其理论的形式和意义，由此从经脉表里形式、经脉脏腑关系、经脉辨证的特殊性、阳脉病候及腧穴主治变化等进行新的解读[31]。除了脉之阴阳的对立外，还有手足对立的维度，其中以足六脉历史更久远，其关系的病候亦通过简帛文献与《黄帝内经》文本的对比得以澄清[32]。此外，其他与经脉间接相关的理论，在针灸理论研究之前常因于内涵不清、意义不明，而被忽视或误读，如表里关系、气街、根结、经脉脏腑相关、经脉病候等，此类问题都在近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中得以深入探究和一定程度地解决[33-37]。

在个别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卓廉士[38]对经脉体系的构建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思考，在文化层面，将经脉概念置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语境中，重新审视经脉理论的“天人相应”和描述方式的依据。在理论体系维度上，赵京生[39]首次提出“重构”在针灸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与必要，通过深入分析传统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系统的构建过程、构建基础、构建理念，指出其难以兼顾理论和应用的统一的问题，并提出四肢脉和躯干脉的二元结构更符合有关经脉腧穴理论所蕴含的针灸治疗规律。这些研究对未来针灸理论体系构建有更深远的影响，提示打破固有惯性，反思理论缺陷的必要。

腧穴的纯理论研究，与前文所述概念术语研究存在更密切的延续关系。如对于常存在理论争议的特定穴的探讨，包括八脉交会穴、下合穴等。与概念研究的差异在于，腧穴的纯理论研究不拘于对概念命名与产生的考据和历代文献的源流梳理，而是从解决其牵涉的针灸理论问题本身出发，探索腧穴的分类与规定性的深层含义与意图；除特定穴研究外，腧穴的理论研究还包含了对腧穴理论与实践运用关联的探索，如对穴配穴的理论研究[40]、腧穴主治规律与基本作用研究[41]、腧穴诊断的理论研究[42]等。

针灸操作包含针法与灸法以及其他技术手段，但相对来说，针法的理论性更强。但即便针法中也不拘于补泻一说，正如有学者早先探讨过的“导气”，可以说是独立于补泻之法的针刺手法[43]。但因于补泻牵涉了更多的针灸理论视域下的人体观念，并在历代都有诸多说理性论证，故在今天的运用中仍存在百家争鸣的境况，从补泻理论可管窥刺 法方面的纯理论研究的情况。关于针刺补泻，除前文所提及的文献术语分析外，还有针对补泻刺法本身的思想或原理探讨，通过“补泻”与“导气”“对症”等其他刺法的对比研究，补泻的边界和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44]。有学者通过对补泻刺法的系统研究，提出《黄帝内经》中补泻刺法理论是建立在虚实理论、针具理论、刺法理论等基础上的完整体系[45]；还有关于补泻的哲学思想根源的挖掘[46]，以及具体针刺操作手法和补泻的关联研究[47-48]。除补泻针法的研究外，另有从针刺方法反察针灸理论本质内容的研究，如对针刺效应的探索[49]，对与时间相关联的针灸理论的探索[50]，以及从针灸理论思考中国古代身体观念的研究[51]。

3 针灸文献考据研究

在针灸文献考据类的研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针灸相关医籍校注与再刊印工作，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医古籍出版社等都在不同时代出版了大量的针灸文献的校本与释本，为针灸人文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部分学者在针灸文献的校释梳理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老一辈研究者如马继兴先生在针灸古代传世文献研究和出土文本的考证分析的工作上，以毕生心血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52-54]。另有黄龙祥编著的《针灸名著集成》[55]、《针灸典籍考》[56]都是文献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对不同时期出土简帛医籍中的针灸相关内容的考释，是文献领域的重要突破。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以及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的医简，使针灸人文研究者得以跳脱出《黄帝内经》的框架，开始重观针灸理论，尤其是经脉理论。研究者对简帛文献的对比研究如今已不胜枚举，而专门针对文本的校释与争议仍持续至今，这类文献学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张显成的《先秦两汉医学用语汇释》[57]、周祖亮和方懿林的《简帛医药文献校释》[58]。在2012年出土的老官山（天回）汉墓中，亦有丰富的医药类文献出土，当前时代的针灸文献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纵观针灸文献的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两方面。首先在传世文献研究中，当前已不乏对《黄帝内经》及其后历代针灸文献的考据、比较、评述，其中尤其备受关注的是《难经》《针灸甲乙经》《太素》等。具体来看，成果有如通过《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的对比研究，推衍出《黄帝明堂经》的概貌[59]；对敦煌《黄帝明堂经》的校释工作[60]；针对《黄帝内经》的历代注家注本的系统研究，以及由此对《太素》的理论与风格的探讨[61-62]；《难经》的针灸相关理论，包括经脉、针法、特定穴、腧穴配伍等均得到了宏观梳理[63]；《针灸甲乙经》与其他早期文献的关系得到了阐明[64]；《太素》的经脉理论及概念得到了诠释[65-66]；《类经》《类经图翼》《窦太师针经》等针灸文献亦有针对版本的考证与针灸理论特征的研究[67-69]。

在出土简帛文献研究方面，廖育群、赵京生、黄龙祥等学者对马王堆、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简帛医籍文献的研究成果如今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当前对于简帛医籍文献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即将公布问世的成都老官山（天回）医简，以及由此备受关注的扁鹊医学流派，如对汉墓医简的命名和学术源流的考证[70]，以及对其中脉相关论述的解读[71]；对汉简的刺法与“通天”术语之意的探索[72-73]；专门针对扁鹊医学的研究包括：对扁鹊医学特征性概括[74]，对扁鹊医学的经脉理论与《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经脉学说的对比研究[75]，对扁鹊经脉理论古今变迁的梳理[76]等。

此外，亦有学者进行了纯文字学方面的考释工作，包括沈澍农对腧、输、俞、窬等腧穴相关术语的考证，及其文字学角度的术语关联分析；段逸山对“督”字音义的文字学研究，前文提及的张树剑从“督”的通假字探索督脉的中脉本义；韩健平对“人迎”与“阳明”的音韵和字源的考训，以及对厥阴与前阴关联的版本学研究等[2]。

4 结语

以上所述的概念、理论和文献类研究，属于“针灸人文”五大范畴中的前两个方面，即“针灸古今概念的溯源与理论纷争”和“针灸古代文献的考据”。从当前学者的成果来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际已有比较深厚的基础，许多学者也早已在其中发现问题，并进行了突破和颠覆性的探索。然而由于研究领域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许多工作即使 早应落实到针灸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却一直未引起重视，造成研究和实际传承内容各行其道的脱节，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概念、理论与文献领域，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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