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平善，刘安平. 中医药理论的现代语言转型——中医药学术语言的规范化探讨. 医学与哲学，2001（2）：35-37

一

数年来，关于中医药现代化的讨论一波接一波，一浪跟一浪。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建立符合中医特色的科研体系，不能完全套用还原论的方法研究中医学[1]；也有人认为中医现代化不存在有别于西医学发展道路的另一道路，发出中医现代化能够走多远的疑问[2]；有的则认为中医现代化构成一个悖论：中医现代化要实行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3]。如何走出这个怪圈？笔者认为：古往今来，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全人类的文明正是由每个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才成为丰富多采的。当今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从今而后的文化是一种相互影响而逐渐融和的大趋势。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在世界范围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国际共享性也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医药学的显明特征。伴随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使整个中医药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和升华，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体系，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强大内驱力。而深入到语言一维，应当是中医药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几年前，著名医史学家、文化哲学医史学派代表人物车离先生就曾犀利地指出：中医学的理论概念，不仅具有医学性质，而且更具文化哲学涵义。中医现代化要发展创新，第一需要科学的实验证据，第二是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对中医理论进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析，亦即首先剥开中医学概念、理论的文化哲学外壳，还原其朴素的医学内核，然后才能将其置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整理提高，发展更新。这很可能是中医学在现代科学群发展中的必经之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先生对中医学特质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思维模式具有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医学。中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成功交融。同时又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医学存在着学科分化的不足，在深入、精细、量化等方面存在问题，难以找到明确的二级学科的边缘、界限及学科前沿；从方法论上讲，哲学层次、亚哲学层次的方法代替不了医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特殊方法。他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不无忧虑地说：中医学在目前的自身学科的学术规范与技术标准的基础性内涵建设方面还处于滞后状态。发现问题并承认不足，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氛围。关于中医现代化，他指出：在保持整体方法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加强分析研究，加强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研究的积累，才能求得质的飞跃[4]。两位先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拎出了中医学的分类问题。

分类是中国传统思维形态和传统文化学术中的弱项。王国维曾说：“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5]知不足者而方能勇为，并有所作为。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过程中，多次提到“别共殊，明层次”，强调“类”的概念，指出对事物的分析有两种：“一种是物质底，一种是理智底……物质底分析，可于实验室中行之：理智底分析，则只可于思中行之……依物质底分析所得之原素及观念是科学底，依理智底分析所得之原素及观念是哲学底。”[6] 冯友兰先生的话对中医学术的现代研究乃至科研思路都有着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

无论是对中医文化哲学特质的认识，还是对中医学术的分类认识，乃至中医学术规范与技术标准的基础性内涵建设，都不能不涉及到中国的语言问题。笔者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里就曾提出“中医学理论要作语言的洗礼”的观点。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为了透彻地理解中西医文化的异质性和最有希望的契合部分，深入到语言之维是大有必要的。海德格尔说：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伽达默尔说：能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言。罗素说：语言的性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结构。不了解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就很难了解中医药学的本质。

中国语言文约义丰，言简意赅，句式灵活，语法对称，特别注意简洁精炼，它与单音象形的汉字有直接关系。汉字是单音字，声调铿锵，节奏明朗；汉字笔画繁多，写起来较慢，所以语言讲究精简。浓缩、提炼、精简、符号化或者象形化，是中国语言的非常重要特征。中医的心、肝、脾、肺、肾就不单指的是一个实质性器官，而是作为一种符号，所指的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系统。酸、苦、甘、辛、咸、淡也绝不仅仅表达的是一种味觉上的意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把人的生理、病理及其复杂的内在关联，归纳成几个字，而从这几个字来了解病位的深浅、病邪的性质和盛衰，以及人体正气的强弱，作为分析疾病共性，辨证论治的总纲，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执简驭繁，提纲挈领。诸如：“气、血、津液、精、神”，“升、降、浮、沉”，“温、热、寒、凉”以及药物配伍之“七情”等等，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和意蕴。中医药学以文言为载体，记录了我们的祖先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历数千年而不衰，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科技息息相通。但历史上的医学文献典籍积淀了很深的文化内涵，它绝不是通过简单的文言和白话的转换就可以传达竟尽的。语言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又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它不只是信息传递或社会交际的工具，它本质上又是一个民族系统意义的价值系统。对中医药学术进行现代语言的诠释，必须深刻理解和洞悉中医药学的底蕴与本质，不仅要通其文词，还要通其思路。要了解古人，对中医元典的理论建构需要知其处境，即所谓“设身处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研究者应以艺术家的眼光来鉴赏古人的作品，以“神游冥想”的方式来理解前人的思路和苦衷，必要时还要与古人处同一境界。要深入中医元典内部进行思考，要舍得下这样的功夫，“神游冥想”是一种境界，是重新解读的过程，对中医元典，只有进入，方能走出，才能发展，可望创新。

三

模糊性、歧义性是古代汉语包括中医学术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历来是文、史、哲与科学技术不分家。这几种不同学科的语言应属各具特色的不同类型，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着相互补充的功能。现代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也有这种特征。不过，中医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医药学术语言是把几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浑然一体的，它基本上依然处于现代性话语的边缘，是被统战的对象。科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21世纪的主题之一，中医药要走向未来，要创新发展，其前提就是必须打破自我封闭圈，进入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学的国际大循环。这就要求中医学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走向国际化，而其对外交流则存在古今／中外双语困难，那么中医药学术语言的现代诠释，中医药学术语言规范和技术标准化的问题，就迫不急待地摆上了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议事日程。

中医药学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要求中医药学术要作理论上的解构，其文化哲学剥离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解析的过程。这种剥离工作是一个相当繁杂的系统工程。它首先要求从不同层面上进行分类，分出若干层次，诸如文化层次、哲学层次、技术层次、实验层次等等。倘若把中医药元典中含有丰富文化哲学内容的理论、概念、术语不作任何分析地拿到实验室做实证研究，难免会闹缘木求鱼的笑话。如果再反过来说它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责难它不科学，其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不作认真细致的分析，进行简单的否定，是最容易的事，但科学要求的是缜密、严谨、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科学语言中，力求消除语言的歧义性。科学语言具有精确性、逻辑严密性，作为人工语言，它和自然语言虽有联系，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它简捷、明了、易于理解，具有普适性。为了消除句子的歧义，选择出一个适当的句义，常常需要对语义因素、句法因素、语境因素等进行综合考虑和权衡。对某些概念，某些句子，运用把表层结构还原为深层结构的方法是可以消除某些歧义，求得对句子的恰当理解的。在中医学术语言中分解出科学语言，进行理论重构，要采取一系列步骤：第一，规范定义。第二，在科学词汇中严格区分那些能够指称可测量的实体的词汇和那些不能指称可测量的实体的词汇。第三，定义和定理的解释要首先采用国内然后是国际的规范化、标准化体系，或国际公理系统来控制，以消除中医药学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语言的歧义性和多义性。

四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许多方面表现是诗意的，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诗意的，且富含哲理。中医对气机升降出入的描摹，对人体生理、阴阳互生、阴平阳秘的论述，对药性升降浮沉的解说，对药物配伍主辅佐使的阐释，治则和治法中的相辅为用，相反相成，补泻兼施，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刚柔并济，引经报使，升降相召等，更有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提壶揭盖，逆流挽舟，引火归原，欲得南风必开北窗的使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像这种诗性思维，饱含哲理的诗一样的语言，它的功能不在感染，不在教导，而在启发。它是智慧，这智慧不只是知性认识，也不只是情感陶冶，而是诉诸情理结构整体的某种追求、探询和了悟。诸如这样的语言，我们对它进行分离和解析能把它随意弃置不顾吗？这部分文化哲学内容，也是中医药学精华的部分。我们理应给它一个合法的地位。科学、哲学和文艺是三种不同的领域，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各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所使用的语言也有所不同，它们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但中医学所使用的语言具有直观性、形象性，而且它的非逻辑性和诗意的含蕴，为人们的模糊意识即“不可言说性”提供了一种表意工具，它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我们今天将其作文化哲学的分离工作，正是企图将其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

在中医药理论现代语言转型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应当清晰地意识到：艺术和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一般人们想象的差异，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福楼拜说：“科学和艺术，两个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合。”古希腊神话中，科学与艺术的总管之神是由雅典娜一身兼任的，追溯科学和艺术发展历史的原点，两者原本是相互沟通的。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活动，都企图从零乱的现实世界中整理出秩序的规律，它们都在追求自然规律的和谐与宇宙秩序的美，它们追求的方式迥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

精确作为对人类在古代科学时期的朴素的模糊认识形态的超越和继承，使得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精度。但正如冯之浚先生所言：精确与正确是两个概念，精确的东西并不必然是正确的，对客观事物及其相互联系分解得越细，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于对象世界了解得越透彻[7]。随着科学的运动，人们逐渐认识到，决定性、精确性、清晰性、确定性、解析性、可还原性在科学领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

五

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呼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诠释，使其为现代社会服务，建立一种中国现代的诠释学成了一个重要而急迫的问题[8]。那么，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学的现代诠释和现代语言的转型研究工作，显得尤为紧迫。在进行这一工作过程中，我们同时应高度注意：语言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随着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现代医学和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中西医结合多层面研究的深入，不断产生医学新认识、新观点，并不断创造着新理论、新概念，我们要及时地进行吸纳和整理。我们有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同时抱着严肃认真、细致缜密的科学态度，中医药学术走向国际，走向未来的脚步将是踏实稳健、雄壮有力的。

中医药学的现代诠释和现代语言转型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需要医学、药学、语言、哲学等众多相关学科专家的协同作战。这项工程的第一步，中医药学中的科学语言、文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区别、分离及其相互联系的问题，还有待于艰辛的探索。由于它是中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瓶颈难题，无法回避与绕开。我们可以先从有代表意义的几个理论概念，名词术语入手，从某个侧面或某个角度切入，然后逐步深入与扩展。这项工程无论如何艰难，总需要有人去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地开拓奋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