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平善. 论中医药学术语言的现代转型.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1）：9-11

摘要：中医药学术语言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问题，是中医药现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难题。主张从多元解读传统理论体系，动态地、开放地吸纳新理论、新概念，以及剥离文化哲学内容、进行科学语言表述三方面来研究和解释中医药学术语言的现代化转型问题。

科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21世纪的主题之一，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知识体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有结构层次的自组织系统，跨学科研究本身的交流和整合知识的困难，要求科学理论的标准化。科学理论“标准化”的基本方向和任务在于实现各个学科、各个专业之间知识的迅速有效的交流。中医药学要走向未来，要创新发展，就必须打破自我封闭圈，进入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学的国际大循环。中医药学的对外交流，存在着古今／中外的双语困难。那么中医药学术语言的现代转型，中医药学术语言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问题，就迫不急待地摆上了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议事日程。

中医药学术语言的现代转型研究，应与中医药学的现代研究和科技探索同步进行。根据中医药学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医药学术语言的现代转型研究。

一、多元解读传统医药理论体系

中医学融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体，涉及众多领域和学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元体系，多元体系应当多元解读。我们看到，现代医学的知识与价值体系也显现出多元混合的特征，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医学体系由生物医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三大部分组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多次并非由医学专家所得，这在物理学奖或化学奖中是不可能的。医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生命与疾苦的复杂的学问，许多内容与科学的规范和取向并不完全相符。其实，医学真正成为科学是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著名医学家托马斯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称这门古老的技艺为“最年轻的科学”。[1]芒森却认为：“医学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尽管其知识构成部分可能是科学的，但作为一门学科不能还原为科学。”[2]这话是有哲学见地的。病理学家维尔啸说：“医学的本质是社会科学。”[3]斯格里斯德甚至说：“医学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毋宁说是社会科学。”[3]两位学者的观点虽不无偏颇，但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医学研究的对象决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当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认识的客观世界是一个互相关联的复杂世界，事物的发展也并非都是线性的；这个世界既存在着结构和秩序，也存在着混沌。只有将各种发现和观点聚集起来，经过共同努力，才能对自然和社会形成较为正确和完整的认识。21世纪的医学将越来越重视有关复杂系统的研究，未来医学上的突破性进展也必将有赖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结合。中医药学历来要求“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它以研究人的生理、病理及复杂的生命现象和本质为主体，融汇了多学科的内容。中医药学的许多概念虽然建立在“具体”之上，却包含了多样性因素，积淀着多样性的沉思。中医药理论体系内部交互使用了多种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模糊思维，也有逻辑思维等，我们应针对不同的研究内容分别采取相应的思维方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要用“变焦镜头”观察中医药理论体系中蕴涵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多层面、多角度、多环节地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在多元解读的基础上，逐步归纳和整合，从而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现代建构奠定基础。

当然，对中医药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多元解读，从而进行宏大建构，现在也许还不到时候，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定的突破口，从较小的选题开始，一个一个地展开具体而深入的分析研究。譬如，中药“升、降、浮、沉”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文化哲学意义？又如，根据中药的归经理论，某味中药入肝经，而“肝经”与“肝脏”绝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这就需要对这两个概念作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区别，从而明确“药入肝经”的科学内涵。

再如，“左肝右肺”“脾升胃降”“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学生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给予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源”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揭示。

二、动态地、开放地吸纳新理论、新概念

医学进步的关键在于观察、实验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疾病规律的认识。近几十年来，在中医脏腑学说、经络学说、证的研究、四诊客观化研究、方药物质基础研究、新生疾病证治规律的揭示，以及中医实验方法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中医药学术语言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而应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随着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现代医学和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中西医结合多层面研究的深入，新的医学认识、观点不断产生，新理论、新概念也被不断地创造着。例如，沈自尹先生从脏腑辨证着手，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和甲状腺轴及性腺轴三个轴的功能紊乱推论肾阳虚证发病环节在下丘脑；从方剂辨证着手，认为肾阳虚证涵盖神经 内分泌 免疫网络，调控中心在下丘脑。[4]又如，活血化瘀法的研究，既从血液流变学、血液动力学、微循环学等方面揭示了血瘀证的实质，也找到了中医血瘀证与西医循环系统疾病的关系，同时阐明了活血化瘀药物治疗血瘀的原理，为攻克心脑血管疾病及恶性肿瘤这些现代医学难题提供了有力武器。[4]还有，诸如“病证结合诊断”“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辨病析态”“生理性肾虚”“病理性肾虚”“显性证”“潜隐证”“急性血瘀证”“陈旧血瘀证”“血瘀证临界状态”“急虚证”等中西医结合概念，“瘀滞期阑尾炎”“蕴热期阑尾炎”“毒热期阑尾炎”“小儿感染后脾虚综合征”等新病名，“动静结合、筋骨并治”“菌毒并治”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学概念，以及诸如“通利攻下法能增加肠血流量，增加肠蠕动，抑制肠道细菌，清除肠道毒素，有肠屏障保护功能”这种现代表述，等等，也大量的见诸于学术论文与专著。对于这些新生理论与概念，我们应及时系统地整理并充分吸纳其中有价值的内容；而对于原有的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陈旧的内容或术语则应坚决废弃，如“青蛇毒”“痰毒”等一些不通俗、不规范，更不标准的古病名，继续保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的。谨慎地对待前人的遗产，在继承、批判、存疑和发展创新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是必要的，但对于确实已经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能一直犹豫不决。

三、剥离文化哲学内容，进行科学语言表述

中医药学术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要求中医药学术作理论上的解构，这种解构具体表现为对中医药学传统理论、概念和术语所包含着的文化哲学内容的剥离，实际上就是语言解析的过程。这种剥离工作是相当繁杂的系统工程。它首先要求从不同层面上对中医药学传统理论、概念和术语进行分类，分出若干层次，诸如文化层次、哲学层次、技术层次、实验层次等等。倘若单用“还原论”的思维模式，把中医药经典著作中涵有丰富文化哲学内容的理论、概念和术语不作具体分析地拿到实验室做实证研究，难免会闹出缘木求鱼的笑话。如果再反过来说它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从而进行简单的否定（这是最容易的事，但它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则更加违背科学的精神。

中医药学的许多理论、术语和概念，如精、气、神等，是综合的，多义的，它们虽有常识原型，但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它们有相当宽泛的解释领域，却很难具体地说明生命现象的具体规律；它们表述的是生命现象的一幅总的模糊的图景，却没有勾勒出具体的细节。医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和艺术，医学的学术用语起码要符合常识性、实用性的时空与逻辑秩序，只有有了清晰的时空和逻辑秩序，文本的多重可变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定，从而减少文本的歧解和不可全解性。应当把中医药学中许多“天才的猜测”或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概念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且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能定量描述，能描述结构，而这种描述所使用的，便是科学语言。科学语言与哲学语言、文学语言的区别和分离，是中医药现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难题。我们应该从中医药学术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这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中，解析和研究科学语言与哲学语言、文学语言的关系。

科学语言具有精确性和逻辑严密性，作为人工语言，它和自然语言有联系，更有区别，它简捷明了，易于理解，具有普适性。在科学语言中，为了消除句子的歧义，获得适当的句义，常常需要对语义因素、句法因素、语境因素等进行综合考虑和权衡。由于汉文字的特殊性，中医学经典著作中的词法、句法相当灵活，极富弹性，一词同时具有多种功能，所谓“医者，意也”，象泼墨写意画一样，既有显露的部分，又有隐藏的部分，我们既要深究言内之意，也要探讨言外之意。对某些概念，某些句子，运用把表层结构还原为深层结构的方法是可以消除某些歧义，求得对句子的恰当理解的。从中医药学术语言中分解出科学语言，进行理论重构，必须采取一系列步骤：第一，规范定义；第二，在科学词汇中严格区分那些能够指称可测量的实体的词汇和那些不能指称可测量的实体的词汇；第三，定义和定理的解释要首先采用国内然后是国际的规范化、标准化体系，或国际公理系统来控制。

中医药学术语言的现代转型研究，决不是采用以往“注经”的方式，用现代语言对中医经典增加几条注释而已。我们必须打破对医典文本亦步亦趋的“我注六经”式的思维模式，不再执着于传统与现代、偏见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是注重从医学本质意义上发掘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从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促使传统向新的医疗实践开放。我们是要在解读中医经典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甚而要进行理论重构。当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医药学、哲学、语言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协同合力。今天需要的是中医药古典理论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接轨，传统一朝通畅，文化的昨天便会营养现代科技社会的今天与明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