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图娅，车离. “道器观”“意象论”与中医学理论的超形态特质. 医学与哲学，1990(1)：31-34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领域中体系完整、绵延至今的学科，因而研究中医学发展过程具有超越其自身范围的意义。同时，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真正探究，如果离开了中国文化的总体环境，尤其是中国哲学的背景，也就从本质上失去了理解把握它的依据。因为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历史事件可以是偶然的，而历史指向却是必然的。因而结合中国文化哲学的大背景，寻索历史的脉络，才可能真正清醒地探究中医发展和振兴的有效途径。

一、中医学理论特质究竟是什么

中医学被认为是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它保持着迥异于现代医学的独 特体系，勿庸讳言，关于它本质特点的探讨亦是见仁见智的争论热点。中医学体系框架自汉代基本确立，经过不断内部调适、选择淘汰而达稳定，至今仍一脉相承。而中国古代均较先进的天文、农学等科学门类却都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发展而迅速脱离传统状态，融入相应学科之中。一般科学不必具备时间超越性，而应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因为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对它的初级认识自然包含在高一级认识之中。相比之下，中医学理论呈现超时间性（亦可谓凝滞性）。从文化传播空何看，它又缺乏现代西医学那种强烈的辐射性。因为，中医学理论贯彻于理法方药的治疗全过程，不了解它在文化哲学层面上的特质而只是照搬模仿某些片段，终究会因其刻舟求剑式的经验主义而不成功。正如李约瑟博士曾讲的，中西医结合的最大障碍不在于具体诊疗技术上的融合与否，而在于两种哲学思想的区别。中医学理论中浓郁的人文性色彩，形成了它对文化环境的选择性和适应性。可以认为，现阶段表现出强烈民族性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要突破文化屏障是比较困难的。

由于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医学研究要寻求人的生物-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因而中医学难以迅速摆脱民族文化心理的巨大惯性而更新其理论体系。并且，中医学近百年内与近现代医学“汇而未通”，至今仍缺乏实质性的结合、吸收与融合。对于这种中医学理论的独特性、时空凝滞性，我们不能只用外部因素或偶然性解释。

二、从经验到理论——超实证的逻辑过程

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种反映又是一个主体选择过程。整体观的差异并非自然界与人体客观上的中西差异，只是认识主体的差别所致。任何方法技术都是由理论原则决定的，对同一客观现象的不同理解，导致理论阐释和研究方法以至诊疗手段的重大差别。

化生性整体观，认为人由聚散流动之“气”构成：“通天下者一气耳”（《庄子》）， “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就这样从本体论开始了它们最初的统一。我们肯定“气一元论”对中医理论的奠基作用，说明生命活动的物质性和运动性，说明人体内外环境的整体性和相关性。然而往往为人们忽视却非常重要的是，它同时规定了中医学理论的超形态特质。

在化生性原则下建立的理论体系中，忽略人体形态结构的范畴。本体论上的超形态倾向必然选择方法论上的超实证倾向，否定研究人体形态结构和生理病理过程中各种实证手段的必要性，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认识过程都跨越了一个重要的中间阶段——实证分析。中医学超形态理论的形成，不能仅仅归咎于技术手段的局限。通常，观察和搜集资料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基础，它不仅是感性经验的直觉过程，更是思维的创造性活动。经验内容是客观的，要上升为理论却靠思维的逻辑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此与彼、粗与精、伪与真、表与里的选择判定，由于主体的参与而大相径庭。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可以通向真理，亦可走向谬误。所以列宁说过：在经验这个字眼下，可以隐藏哲学上的两条路线。

中医理论在临症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模拟演绎，省略了形态和实证的中间环节，其整套概念不要求相应的物质形态，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医学上的反映。由于中医理论概念明显的虚设性，设想探究形态解剖和实证检验，不仅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因而研究理论与临症的每一环节，探讨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都无法回避实证结果与虚设概念不相容的恼人问题。

三、重道轻器的价值观放弃形态研究

人只有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才能成为前提。所以，传统与现实有着强大的相互作用。

“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颇有尚无薄有的倾向，……认为根本必是无形的，有形的物不足以当之，必求之于无形，于是不肯对于事物之精密的研讨而崇尚幽远的玄想。”（《中国哲学之大蔽》张岱年）自从老子提出“道”与“器”的范畴及“天下乃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开始了历时弥久的辩论。从王充、董仲舒到魏晋玄学，直至清代王夫之“唯器论”前，主要倾向是以道为本，以器为末；以道为体，以器为用，形成“重道轻器”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传统哲学及民族文化心理中，不仅具有“急功近利”“经世致用”，而且其深层积淀中发挥着巨大影响的是重道轻器、重体轻用、重神轻形、尚无薄有、崇尚玄远空灵这一系列务虚倾向的价值预设。两种相悖的价值观同时作用的结果，塑造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格。而中医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医学活动者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重道轻器”价值观，对中医学实践—经验—理论不同层次进行了反复的选择、淘汰和强化。试分期讨论如下：

1. 经验积累初期：甲骨文、《周礼》、马王堆医书等史料，显示了人类认识疾病的初期形态，很少客观以外的雕琢痕迹，尚未反映出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的渗透。

2. 理论形成时期：多种观念及手段并存，经验积累必然导致用观念形态阐释的意向。当阴阳五行、元气等哲学思想直接引入，给中医理论建构带来极大活力时，大致存在着三种倾向：一是实证探讨的倾向，《灵枢》多篇记载了人体形态解剖内容，脏腑精血等绝非“功能”性的概念。《后汉书》《伤寒论》中均有论脏腑形态及病变、手术的史料。另一种倾向是援引天道，论证人道，以推导医药之道，并根据类比得出某些“公式”，以论证社会、自然、人体现象相互比附的合理性。这不仅是逻辑上循环论证，更是认识上的本末倒置，连墨家倡导的“异类不比”亦不能贯彻。几千年来普遍运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其缺欠之一，在于忽略事物的特殊性而过分强调异质事物间的某种“普遍性”。第三种即非形态研究的趋势，重神轻形，放弃对人体机能-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探究，重视“化生”“气化”“神会”。《内经》有大量“望而知之谓之神”“上守神、粗守形”等论述，并且这种倾向渐成主流。

3. 体系自我调适的超常稳态：中医理论界尊经法古是有选择的。实践需要医疗经验总结出的药症效应，而重道轻器又造成理论研究中的超形态倾向，中医学开始理论与实践的貌合神离，临床经验去印证经典，用臆断说明治疗过程，其结果是概念普遍带有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如“气”，不稳定性和多歧性，诸说纷纭而无法检验。

社会价值观决定人们的思维、行为模式。中医学理论无疑蕴含合理成分，因为它起点是临症经验。而当它放弃了对形态、过程的实证探究后，每一概念都具有了不可验测性。“割腹涤肠”成为历史余闻；验尿浸帛的检验手段无人问津，《洗冤录》得不到医界借鉴；“戾气说”亦被抨为“创异说以欺世”。（三十年后雷文虎克发明显微镜，发现了一个微观世界）而当王清任《医林改错》在詈毁声中问世的1830年，布朗发现了细胞核，这种巨大的历史落差不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吗？王清任的实证精神至今仍有意义，因为自民初有人提出“中西人士脏腑不同”“西人重剖割、中人重气化”，至近年的多学科研究，崇尚中医美学的“臆想意象性”“空灵玄动的意韵美”“从马王堆帛书十一脉到《内经》十二经的发展，体现了中医美学的对称美”等文章不绝于目。以“人体太极模式”“功能病理学说”为主的“唯象中医学”（象不是指形态而是表象），在某大学已列入必修课程。任何自然科学都不能超越形态结构的研究，恰恰中国古代对这方面研究就很欠缺。正是在这种历史惯性中，中医学沿着重神轻形的轨迹进入近代。不正视这一巨大的历史局限，很可能就是中医学理论直至今日仍无重大更新与突破的认识论根源。

四、“得意忘象”的方法论淘汰结构分析

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多样性，研究对象的差异决定了具体学科的特殊性。医学研究必须研究人体生命的特殊性问题，而中医学直接运用古代哲学语言，通过思辨和外部类比来建构理论概念，强调天人之间的某些不确定的共性而忽略人体生命活动中结构与功能一致性这个特殊问题，势必走上“得意忘象”的途径，选择重内心体验轻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原则。

从《庄子·外物》的“得意忘言”，到魏晋王弼等人，都强调观象仅仅是得意的手段，近而他们对立意象二者，认为不“忘象”就难以“得意”，之所以不能“忘象”，在于尚未“得意”。“道”即是“无”，就必须超出林林总总万物之“有形”才能求道，就必须忘象、忘言、忘形。因而心领神会，体悟思辨、薄外向研究就成为与本体论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得意忘象”在这里发挥巨大中间弥合作用。得了天人相应之意，即可理解“天有九州，人有九窍”“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忘却它们各异之“象”，五行归属突出体现了这种方法论原则，用不确定的同一性取代了事物的内在差异。

《内经》言“有诸内必形诸外”，“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内经素问王冰注》《灵枢》言：“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这种司外揣内的“黑箱论”，是中医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然而，随着认识手段和能力的深化，黑箱是可以打开的，当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时，会发现某些现象在歪曲地、颠倒地反映本质。如宋代名医庞安时治难产，说胎儿手误执母肠，针刺其手令松则产下。这种司外揣内的错误一经打开黑箱即可纠正，可见黑箱论的误差是与科学水平成反比的。将古代医学理论的朴素性作现代式的任何拔高，都是非科学的。近些年“新老三论”等纷纷引入中医理论说明印证之，结果并无实质性进展，其关键很可能仍然要追溯到“得意忘象”的哲学根源之中。

顿悟体验被认为是“中医工作者在思维方面的基本功”，应该知道建立于坚实科学水平上的顿悟，往往是重大科学突破的途径。而建立在直观类比、“得意忘象”之上的顿悟则大多是初级的或非科学的。因而沙虱、羌虫记载早见于《肘后方》，后世却不能顿悟出更多的内容，由于缺乏形态研究和实证手段，顿悟体验无法揭示其内在机制。

综上，一非实证的理论对经验的解释必定包含重大或然性，因而人们的 目光没有理由长久地留于这一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