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刘庆宇. 经脉理论起源和演变规律的探讨. 中医药文化，2023，18（4）：297-305

摘要：中医经脉理论的起源和演变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和不断研究的问题。从文字、文化与中医学角度探讨经脉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歧到统一的三个规律，认为三者之间似分实合、具体中有复杂、抽象中有简单、简单中亦有分歧，最终发展成为《内经》中一套较为系统完善的经脉理论。

经脉理论亦称“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医学杰出而独特的贡献之一，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心血和智慧。在出土的脉学文献资料问世之前，是《灵枢·经脉》（简称《经脉》）给人们提供了经脉学的蓝本，其所阐述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理论博大精深，引发学者们千百年来不间断的思考和研究，人们也在临床实践中反复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经脉》如此系统和完善的一套经脉理论，其源头在哪里？是如何演变而成的？这些问题却又如谜一般，让人们困惑不解。探讨事物的源流，若不知其源，便无法梳理其流。因此，人们也只能就《经脉》内容而言经脉，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直至一些早期脉学文献和实物的出土。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湖南马王堆、湖北张家山先后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简称《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简称《阴阳》）[1]、张家山汉简《脉书》（简称《脉书》）[2]，这些有关经脉学说的简帛资料，已被公认是早于《内经》的经脉著作 [3-4]。1993 年，在四川省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汉墓出土了一具刻画有 10 条经脉线的人佣漆雕。2012 年，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大量医简，编号362-628 简与张家山汉简《脉书》的内容构成大致相同，其中 35 枚竹简记述有手大（太）阳脉、手阳明脉、手少阳脉、辟（臂）大（太）阴脉、辟（臂）少阴脉、心主之脉、足大（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大（太）阴脉、足少阴脉、蹶阴脉十二条经脉，故暂名之曰老官山《十二脉》[5-7]，同时出土一件体表阴刻 29 条白色经脉线和朱漆描绘 22 条红色经脉线的木制髹漆人像，据考证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模型[8]。这些出土资料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早期医学史上的一大空白，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理论特别是对经脉学说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诊断学的脉法，都是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9]，令医学研究者，尤其是经脉理论研究者无比欣喜。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经脉的起源与演变展开积极有益的探索与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

这些认识主要集中在经脉理论起源和“十一脉”到“十二脉”转变两个方面。关于经脉理论的起源，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解剖知识的积累为经脉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没有解剖知识，就不可能出现经脉理论 [10-12]；二是临床实践活动经验的积累，包括对人体生理知识[13]、脉动现象[12]、循经传感现象的发现和探讨等[14-15] ；三是源于远古时期道家的修炼、气功和内省体验方法，包括打坐、观想和坐禅等，从而创立经脉学说[16] ；四是有学者提出，经脉理论与具有特异功能的人（所谓“经络敏感人”）所观察到的内景有关[17]。关于“十一脉”到“十二脉”的转变，学者们的说法更多，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种：十一脉取自“天六地五”天人相应说；十一脉缺手厥阴，乃是“避讳”所致或手少阴和手太阴循行已经包括了手厥阴；源于五脏六腑早期的雏形，故仅有十一脉；十二脉乃是阴阳术数相配而应天文十二个月或取象比类应十二条江河；由十一脉到十二脉，是经脉知识的逐渐积累和完善；脉诊的不断发展丰富了经脉内容，增补了人们对经脉的认识，故由十一经扩充为十二经[18-20]。

以上种种关于经脉起源与演变的说法，凝聚着学者们的心血，是一场学术的争鸣，给人们提供了认识的新层次、新视角。然而，说法越多，犹如歧路越多，人们难免感到困惑，从而不明正确的方向。一个事物、一个概念、一种理论的出现，不管后世发展到什么程度，其起源应该不会如此复杂，其演变必然有迹可循。因而撰文从文字学、传统文化以及医学诸方面探讨经脉理论起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以就正同道。纵观出土简帛脉学文献到《经脉》的发展，经脉理论起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具体到抽象

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认识世界、表达意愿和创造理论的途径和方式。经脉学理论犹如汉字系统，一个汉字，无论是引申、假借、附会等哪一种方式导致其义项众多且复杂，本义也只能是一个。其本义不管是源于日常生活、自然山水，还是源于人体自身，也必然是通过具体的形态来表达其实际的意义。所以汉字的起始都是象形字，这些象形字大多数是描摹事物具体形状的名词，或是为数不多的寓含动作形态的动词。举个例子来说，“候”的义项有等候、问候、伺候、候望、候诊、证候、火候、气候、节候、候鸟等，也可表示名望地位的“侯”或地方官员的“诸侯”（“候”与“侯”本为一字，后分化）[21]，但“候”的甲骨文字形是 ，《说文》：“矦（候），春飨所射矦也。从人，从厂，象张布，矢在其下。”[22]167

从甲骨文字形和《说文》所载分析，“候”的原始义应是“张布”，即以兽皮或画上兽形的布做成的箭靶，非常具体。箭头要射到箭靶上就要“瞄准”，“瞄准”必须要目光集中，目光集中的对象不同，就发展变化出后来的各种义项。那么，经脉理论的源头具体所指的是什么呢？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楚早于《经脉》的这些出土脉学理论中“脉”的含义。前面提到的出土各脉学文献中，还没有“经脉”一词，而只有“脉”。“经脉”是后世对“脉”加以丰富发展起来的概念。

在出土的脉学文献资料中，仅《脉书》对“脉”下了定义，其言：“脉者，渎也。”[2]96《说文·水部》：“渎，沟也。”[22]364 沟，是自然界行水之渠道，就是水沟，水渠。显然，《脉书》所言的“脉”即人体运行血液的血管。《脉书》中谈到“脉”病痛为“脉痛如流”，脉病之治，采用砭石在腘窝和肘窝部刺脉放血[23]，都印证了脉为血管的说法。在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也可见到“脉”字的用法。如《周礼·天官》载：“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筋，以苦养脉，以甘养肉，以滑养窍。”[24]《左传·僖公十五年》载：“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25]以上“脉”的含义，与《脉书》所指无异。

脉隐于体内，可想而知，若要清楚脉的形态、分布、走向、长短等，别无他途，只能对躯体进行解剖。由于时代久远，限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加之儒家等文化的影响，我们无法知晓古代的解剖知识是从动物开始，还是从人体开始，更无法全面还原详细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出土的人类早期的脉学资料形成之前，人体的解剖应当已经有了较漫长的历史，经过了大量的实践活动，积累了一定经验和知识，甚至达到了今人也难以想象的高度，这在为数不多的资料中依然可以发现端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煎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26]598虽然此段文字是虢宫门下中庶子所言，旨在从气势和医术上“压倒”扁鹊，难免有些夸张成分，但如此治病方法绝不可能是中庶子凭空想象臆造得出，必定是那个时期人们认知水平的一种反映和概括。其他如《尚书·盘庚》“心腹肾肠”、《左传·成公十年》“居肓之上，膏之下”等词句，若没有解剖知识做基础，是很难写出来的。还有一个把解剖与脉密切联系的例子，《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27]竹筳，就是细竹条。细竹条所通导的脉，自然是有形的实质结构的血管。

解剖过程中不难发现，脉（血管）与心相连，一身之血液也是由心而来，因而先人对“心”的理解最为细致和深刻，把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28] 一段，将“心”放在君主地位，除了受儒家等级思想影响之外，不能不说与人类早期通过解剖对心的认识有关。这在“心”的造字方式和涉及“心”的文化中，亦可见一斑。心，本就是象形字“”，其原始含义仅仅代表心脏本身的外观[29]。距今约 2 600 年，齐灵公曾先后铸造了2件青铜器：叔夷镈、叔夷钟，每件青铜器上都有“心”字，分别作“”“ ”，依类象形，凸显了心脏底部相连的4条经脉[10]。至齐景公时，其言：“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四条经脉），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30]此段话，到《素问·阴阳别论》依然保留了“人有四经”几个字。至于心有七窍之论，更是尽人皆知的典实。《史记·殷本纪》载商朝纣王“淫乱不止”，大臣比干“强谏”，令纣王大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于是下令“剖比干，观其心”[26]15。心有四支、心有七窍、前面提到的“膏肓”一词，以及《管子·内业》“凡心之刑，自冲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31]所论，都得到现代医学的印证。这种正确的认知绝非凭借想象，一定是经过长期的解剖实践才能发现及描述出来的。

因此，解剖中发现血管等人体内的组织和结构，是中医学经脉理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融合长期对人体生理知识的总结和医疗实践经验，扩充神经系统、内在疾病在体表压痛点的连线、脉动点，通过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等，形成了后世的经脉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在研究《经脉》后写道：“经脉篇所写十二经脉起止、上下、循行出入、侠属、贯连、交络、布散等非常的明划清晰，可见量度血脉的工作，原是当时人体解剖的重点。因为中国医疗理论是以‘挐息脉血’为主要基础的。”[32]今人刘里远先生编写的《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也指出：“在《灵枢·邪客》中描述了肺太阴之脉和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的立体走行，与血管走行完全吻合。”[33]可见，没有对具体血管的解剖发现，大概也就没有现今的经脉理论。

二、从简单到复杂

将解剖发现脉（血管）作为起点，再经过随后的观察和医疗实践等形成了早期简单的经脉理论。然而，从早期的经脉理论到《灵枢》的经脉理论，还有着漫长的历程和复杂的演变，“任何学说在其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均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日臻完善的过程”[34]。从简单到复杂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已达成共识。有关经脉演变研究的文章很多，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或理论，使得经脉演变的脉络越来越明晰。下面主要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脉演变过程的复杂；二是演变结果的复杂。

出土的早期经脉学说为《经脉》理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素材，十二脉理论由十一脉发展而来，毋庸置疑。然而变化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并没有呈现出依次递进发展的态势，至今仍然看不到清楚的线路。关于出土简帛脉学文献及漆人的年代，根据其抄写字体、出土的服饰和钱币等进行考证，学界认识基本一致：马王堆《足臂》与《阴阳》甲本最早，不晚于秦汉之际；其次是《阴阳》乙本、丙本，为西汉初年抄本；最后是《十二脉》抄录于汉景帝或武帝初期，而漆人制作时间基本与墓葬年代相近，双包山漆人不晚于汉景帝时期，老官山漆人不晚于汉武帝时期[35]。似乎马王堆《足臂》最原始，而双包山漆人、老官山《十二脉》及髹漆人像距《经脉》的时间最近。按理说，《足臂》与《经脉》所述差距应该最大，实际并非如此。从经脉数量上看，《足臂》与《阴阳》皆为“十一脉”，比老官山《十二脉》少一条“心主之脉”，比《经脉》少一条“手（臂）厥阴脉”，因为时代早，少一条经脉属于正常。而双包山漆人标记有马王堆“十一脉”缺少的手（臂）厥阴脉，说明其成书应稍晚于马王堆，然其却仅有“十脉”。从经脉走向上看，《足臂》的“十一脉”均为向心性走行，《十二脉》与之一致，为自下而上向心性走行[36]，然而成书处于它们中间的《阴阳》不仅出现异于其他经脉文献的耳脉、肩脉、齿脉这些独有的名称，而且肩脉、太阴脉出现离心性走向。双包山漆人之脉虽无流注方向，但根据走行和文献，马继兴先生推断皆属于离心性走行[37]。但无论是向心还是离心，与《经脉》“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的循环流注相比，似乎都缺少一个环节，而且经脉的数量也不是由“十一脉”到“十二脉”那么简单。有学者曾提出“古人在医疗实践中首先发现足六脉（经），在这一成果的影响下，经过思维上的类推及进一步的活动，又在上肢逐步发现了臂（手）五脉”[38]的观点，因此认为十一脉之前可能先存在足六脉。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早期的经脉文献不仅仅有时代的不同，还有地域性差异，甚至有抄写者个人的选择等。总之，《经脉》理论的形成经过了漫长、艰难、复杂的历程。

虽然从出土脉学文献到《经脉》的发展尚有许多细节需要深入探讨，但《经脉》与出土脉学文献比较，依然可以发现在各个方面都丰富了很多。实际上，经脉学说复杂的演变过程，就是经脉学说不断丰富的过程。从“脉”到“经脉”的转变已经大大丰富了经脉的内涵和外延，而从十一脉到十二脉的演变，也是经脉学说日趋复杂的重要标志。然而，也不仅仅停留在十一到十二简单的数字变化上。早期的十一脉中鲜有支脉。如手太阳脉，《足臂》《阴阳》《十二脉》《脉书》、双包山漆人，均无支脉，直至老官山漆人出现了2条支脉；《脉书》中足泰阳脉、足少阳脉亦出现支脉，然支脉之和仅 4条而已。而《经脉》的十二脉，均有支脉，其中足阳明胃经多达4条支脉。如果将早期的经脉学说比喻作小树苗，《经脉》就是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形成了包括经脉、络脉、经别、经筋、皮部和众多的孙络、浮络等完整的人体“网络”系统，这绝非仅仅具备雏形的早期经脉学说可比拟。

在经脉与疾病的关系、病候的描述方面，其发展也呈现出复杂性，经过复杂的演变过程而逐渐丰富起来。早期的《足臂》只有单一的“其病”，其后的《阴阳》《脉书》《十二脉》变化为“是动病”和“所产病”，到了《经脉》，通过吸收前期经脉文献的精髓，又发展变化为“是动病”和“是主（某）所生病”两大类。《经脉》所言“是主（某）所生病”与《足臂》的论述较为接近，似乎有学术上的继承关系；而“是动”内容则又与“其病”相去较远。但《足臂》的臂阳明脉有“齿痛”一症，却还是出现在了《经脉》同一经脉的“是动病”中，显现出变化的复杂性。而针对经脉病证的治疗，《灵枢》在对其脉“陷下”者治疗时，除保留最早的灸法，更增添了补泻疾留等针刺方法[39]。经脉理论就是这样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复杂，内容愈来愈丰富。学术不断进步是必然，理论不断完善是规律。《经脉》继承和发展早期经脉理论，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如所经穴位等等，不再赘述。

三、从分歧到统一

地有南北，时有古今。受各个时期科技水平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等因素影响，加之古代交通不便、信息匮乏、缺少统一管理和标准，因此，所有的理论学说一开始都是带有时代和地域性特色，显得简单、杂乱，甚至相互矛盾。汉字自出现之后，其读音、书写形体以及大量异体字、通假字的存在，无不透露着汉字书写运用的杂乱和不规范，但最终还是统一到标准读音和规范写法。汉字如此，经脉学说亦是如此。纵观经脉学说从分歧到统一的发展轨迹，有两个最突出之处值得说明。

（一）经脉的名称

主要脉学文献中经脉的名称，见表 1。

表 1　不同脉学文献经脉名称

注：各脉学文献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表 2 同。

表1所示不同脉学文献的经脉名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肩脉、耳脉、齿脉与通常经脉的称谓迥异，后世也不再运用，其命名的缘由因缺乏相应的文献证据，无法判定，有学者谓由经脉的终止点命名[40]，亦仅一说而已。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命名都有一定道理，名称差异的出现或因时代的不同，或带有地域的特色，或是个人对事物认识角度的选择与把握，大概无外乎此三类原因。诸如《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41]《方言·卷一》：“台、胎、陶、鞠，养也。晋卫燕魏曰台，陈楚韩郑之间曰鞠，秦或曰陶，汝颍梁宋之间曰胎，或曰艾。”[42]关于《内经·灵枢》，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中称之为《九卷》，晋·皇甫谧称之为《针经》，迄唐·王冰，始有《灵枢》之名。同物而异名，是有所自的，所以肩脉、耳脉、齿脉的命名自有其一定的依据。各脉学文献除了经脉的名称，在用字上也存在特点。《足臂》中的“脉”均作“ ”，《阴阳》甲本作“ ”，《阴阳》乙本及其后文献作“脈”；“足太阳”之“太阳”，《足臂》作“泰阳”，《阴阳》甲本和《脉书》作“钜阳”，《阴阳》乙本作“巨阳”；“足太阴”之“太阴”，《足臂》和《脉书》作“泰阴”，《阴阳》甲本作“大阴”，乙本作“巨阴”；“厥”字，《足臂》作“ ”，《脉书》作“ ”，《十二脉》作“蹶”。这种“混乱”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土脉学文献非一人一时所作，另一方面也恰恰映射出经脉文化的“多元化”。第二，《脉书》《阴阳》（甲乙本）和《足臂》既然均使用不常见的肩脉、耳脉、齿脉的名称，说明三者抄写的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其间具有继承关系，应属“近亲”，《十二脉》名称发生改变，且增添了“心主之脉”，在脉学的宗属中，当是“远房”。第三，从整个命名方式上看，除了特异的肩脉、耳脉、齿脉外，“手”脉也是由“臂”脉逐步转化过来，最终发展到《经脉》手足+阴阳+脏腑的固定格式，归于统一。

有关经脉名称的分歧，文字表述出来的一目了然，但有些经脉名称之下却隐含着古代经脉学说起源和演变的其他含义，值得深入玩味。老官山出土经脉文献中有“间别臂阴脉”这一名称，在其前后的脉学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都查检不到，原文是“间别臂阴脉，出脥，凑心。脥痛，心痛，灸臂阴”。这条经脉起点不在四肢，而是由胁走心，为两点一线式，循行长度很短，不同于臂（手）三阴脉，说明这里的臂阴脉显然并非指臂三阴脉，否则就会说灸臂太阴、臂少阴，也不会再阐述此脉的起始点和走向了。然而由腋走心又几乎是三阴脉共同的循行路线部分，臂阴脉似乎与臂（手）三阴又有着某种关联[43]。由此可以推断，“臂阴”之名，或是出现在臂（手）三阴脉之前一种独特的命名方式，如同谓手厥阴脉为“心主之脉”，带有老官山地域性文化特色，更印证了早期经脉学说的多元化。肩脉、耳脉和齿脉，因肩脉“起于耳后，下肩”，耳脉“起于手北（背）”最后“入耳中”，齿脉“起于次指与大指上”，最后“入齿中，夹（挟）鼻”，故一般认为是由所循行部位或循行终点命名，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又似乎不能完全说得通。何以“十一脉”中唯独此三脉异于其他八脉而采用如此命名方式？还有，虽然在出土脉学文献中，足脉和臂（手）脉几乎是对称性描述，但从内容看，古人对二者的认识也有一定差异。以最早的《足臂》为例，阐述足六脉的内容有 52 行，臂五脉占 22 行[44]，而且足脉的循行线路及病候都比臂脉丰富复杂。

如足少阳脉和臂少阳脉：“足少阳脉：出于踝前，枝于骨间，上贯膝外兼（廉），出于股外兼（廉），出胁；枝之肩薄（膊）；其直者贯腋，出于项、耳，出（ ）（枕），出目外渍（眦）。其病：病足小指次【指】废，胻外兼（廉）痛，胻寒，膝外兼（廉）痛，股外兼（廉）痛，脾（髀）外兼（廉）痛，胁痛，□痛，产马，缺盆痛，（ ）（瘘），聋，（ ）（枕）痛。诸【病】此物者，皆久（灸）少阳脉。臂少阳脉：出中指，循臂上骨下兼（廉），奏（凑）耳。其病：产聋，□痛。诸病此物者，皆灸臂少阳之脉。”两条脉的差异显而易见，其他各出土脉学文献中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足脉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更成熟，足脉早于臂脉，在“十一脉”之前存在“足六脉”的说法 [37]，应该也不无道理。

（二）经脉的起止点、走向、支脉及主治病候

经脉的起止点、走向、支脉及主治病候分歧不一的特点在不同的脉学文献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每一

条经脉几乎都存在差异，下面仅以手少阳脉为例（表2），以窥一斑。

表 2　不同脉学文献手少阳脉的循行特点、联系脏腑器官及病候

从表2历代脉学文献所论比较中可以发现，手少阳脉有三个明显的分歧点。

第一，手少阳脉起止点不同。《阴阳》和《脉书》均起于手背，入于耳中，完全一致，应是一个系统；《十二脉》起于臂外两骨间，终点待考；《经脉》起于小指次指端，有一条支脉止于目锐眦；《足臂》起于中指，分歧较大；而老官山汉墓出土髹漆经穴人俑手少阳脉的循行，起点与《足臂》相同，终点又与《经脉》一样，其循行路径是：中指—手背—腕—前臂后中央—肘—臑外—肩（交出手阳明之前）—循颈—耳前—目锐眦。虽然髹漆人俑出中指、《经脉》出小指次指端，但从循行路径看，又都经手背；《经脉》的支脉虽止于目锐眦，但亦过耳前，说明各脉学文献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二，手少阳脉支脉及联络脏腑器官不同。除《经脉》有两条支脉外，其余文献均未见有支脉；脏腑方面，《经脉》联络了三焦和心包，其余文献均没有所联络的脏腑，这也是早期出土脉学文献的共同特点；器官方面，与耳相连，是共同点，《十二脉》虽记载不详，想必跟耳也有关，无怪乎《阴阳》《脉书》称之为耳脉。在此基础上，《经脉》增加了目锐眦，或许是由其他出土脉学文献中病候中的“目痛”发展而来。

第三，手少阳脉所主病候不同。从《足臂》到《经脉》，手少阳脉所主的病候愈来愈丰富。《足臂》中仅“其病”的两个病候，随后载于其他文献的是“是动病”“所产病”“主气所生病”，《阴阳》《脉书》大致相同，也只是比《足臂》多了“嗌肿”和“目外际（渍）痛”，而《经脉》不仅涵盖了前面脉学文献的病候，又多出“喉痹”“汗出”“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此外，《灵枢·经筋》阐述手少阳之筋言“其支者，当曲颊入系舌本”“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入系舌本”“舌卷”内容的增补，反映出经过不断的医疗实践，人们对经脉和病候关系认识的提高。

以上所列经脉理论起源和发展的三种基本规律，也只是为了便于分析而已。事实上，三者似分实合，具体中有复杂，抽象中有简单，丰富复杂的过程就是走向完善统一的过程。知其要者，一言而终。经脉理论起始于具体简单，最终发展为手足三阴三阳与脏腑相配，衍生出众多支脉、孙脉、络脉等，途经不同穴位、主不同病候的经脉理论体系，在中医学乃至世界医学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