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先父应聘应山县中学后，很快取得较好的教学成绩，成为优秀班级的班主任。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在《湖北日报》《长江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过《土地翻身》《一年之季在于春》《春姑娘下凡》等诗词，《援朝劝妻》《新卖棉纱》等唱本，《黑石山的故事》《小梅》等小说。这段时间，他与应山县卫生院的母亲，从恋爱到结婚生子，日子过得紧张而愉快。

1998年，刚刚卸任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梅世炎教授，在湖北中医学院高干病房住院。妻是管床医生，得知他1951年至1954年在应山中学读初中，先后担任过学习部长和学生会主席。他对身为班主任的父亲印象深刻，全县考试1-50名的同学才能够分在他们班。

[16] 1951年初，在政府接管圣约瑟医院之前，耀威叔叔因为肺结核在该院过世。父亲前去他探望并送别，他们1938年秋一起从聂店老家徒步到重庆求学，经历1000多天，行程10000多里，抗战胜利后才双双毕业于国立九中。耀威叔叔后来毕业于武汉大学，当时是崇阳县中学校长，正准备结婚时，却被这个白色瘟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父亲还见到了那位几乎成为我的婶娘的女子。没想到30年后，我和妻都先后成了这所医院（1951年与武昌仁济医院合并为湖北医院，后来改名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湖北省中医院）的医生，从住院医师晋升到主任医师、教授，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日子。

[17] 先父在武昌进修的事情，是三姑妈曾亲口告诉大表姐的，差一点让他们成为了“武汉人”：

1952-1953年，你舅舅（指我的父亲）在湖北教师进修学院一年，期间与张大奶奶（指聂华苓父亲聂洸的大房，聂华苓的母亲孙氏是二房）家有些走动。那时候，缝纫机和新式裁缝技术还没有传到乡镇，起码马坪还没有，而张大奶奶家的工厂恰巧可以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

你舅舅觉得机会难得，打算让你幺幺（指父亲的小妹妹）去学习一年，把新式裁缝技术带回家乡。因为她刚刚离婚，也年轻一些。不过，“知子莫若父”，还是你爹爹（指我的爷爷）心里有数：“我觉得，你三姐去比较好。这是一项新技术，她接受能力强，可以学回来带动大家。”你舅舅接受了他的这个意见。你当时只有五六岁，我安排你幺幺帮忙照顾，然后踏上了武昌的学习旅途。

学习期间，张大奶奶见我人才不错，进步也快，就想将我留在身边。帮她管事的长辈（表姐说姑妈当时说的名字，她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张大奶奶的两个儿子——她的华桓叔叔和华棣叔叔，因为她说过，他们一个刚调郑州，一个在华中农学院工作）也说：只要你同意，我写封信到你们县里就可以，孩子也可以接来。因为当时正是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

你也知道，我跟你的幺爹（指姑父）关系一直不好，当时也纠结了很久。不过，我还是担心你舅舅、爹爹在老家不好做人，最终放弃了这个成为“武汉人”的机会。

回到马坪，我对家乡和家庭确实是有所贡献的。一年后学业完毕，你舅舅帮忙买了一部缝纫机，我就率先在马坪开展了缝纫业务，我做裁工，你幺幺和义达哥做缝纫，还请了人。后来公私合营，黄家兄弟也参加进来，办起了“马坪缝纫厂”，黄加宽担任理事厂长，我任监事厂长。随后开始筹建厂房，中街的缝纫大楼成为标志性建筑，缝纫厂也是马坪的代表性产业。

[18] 2016年，我和妻以及另外一对夫妻同学“北欧游”，在卑尔根拜望分别多年的大学老班长。老班长是聂绀弩的女婿，聊起父亲的话题，他几乎笑喷。聂绀弩与胡风是多年至交，没有划为“胡风分子”，却让一个边远乡村陌生的中学教师背上了黑锅，真是那个时代的滑稽剧。父亲被牵扯为“胡风成员”，可能是与《湖北日报》或《长江文艺》的编辑有几封通信，因为胡风是湖北人，与湖北的报刊编辑有些来往罢了。不过，父亲只是换了学校，应该没有查出大的问题。

[19] 父亲的“回忆录”，记载了祸及家族的这件事：

父亲（指我的爷爷——笔者注）回去不久，果然，学校提前放假，大鸣大放。五百多教工云集县城，分成三个中队，在电影院内，臧书记作动员报告。他分析了许多对鸣放的错误想法，指出：“解放思想，打破顾虑，帮助党整风。是右派，不鸣放也是；不是右派，说了过头话也不是。”我们在中队酝酿了一两天，没有人放。

后来，跛子部长小会启发：“这次党整风，要靠知识分子提意见。知识分子的特点，讲面子，把意见揣在心里，跟党有距离，不是一条心，党怎么能整好风呢？要争取靠拢组织，入党嘛！”诚恳的言语，像知时的好雨，涌进人们的耳朵，潜入心田，滋润着破土的种子，但放的仍然很少，很文雅。

再以后，党团员带头，党员余主任贴出“给学校党小组诊病”的大字报，分项列出主诉、症状、诊断、处方，形式新颖意境深远。它象一粒石子，投进一波不起的水面，掀起脑海的轩然大波，140亿个微小的细胞，纷纷寻找这导航的灯塔。

我们学校的团员徐羽侯，二十挂一点，才从师院毕业分来。他在气质上属于敏感型的，头脑反应快，笔下来得快，口头表达快。他的长篇鼓词一写几十张，贴满半头墙，蔚为大观。他因人生得黑，署名“黑子”。据说他在省里放了500多条，后来反戈一击，照样是积极分子。黑子现身说法，充分说明右派不右派，不在于鸣放。我们语文教研组成员，从他那里深得三味，一个个身超神脱了。

徐羽侯的一笔字，虽不飞龙走凤，却也洒洒脱脱，引人入胜。不知谁在办公室堆满白报纸，金城牌墨汁，紫光阁牌羊毫。徐羽侯提起笔，蘸饱墨，在白纸上疾书。人们围着观看，有的羡慕，有的妒忌，更有的跃跃欲试要比试高低了。文人见了笔，象大兵见了枪，不放它几枪不解馋。何况这纸不要钱，墨不需磨，笔不需濡哩！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琳琅满目，慌得我这个教研组长也无所措手足了。

我对鸣放是心有余悸的。肃反学习，由于历年手痒，发了几篇不成形的东西，和报刊编辑部通些信件，其中一个在报上被点名为胡风分子。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把我调查到天南地北，事情弄清楚了，头发落了几层，余悸在心，岂敢放任。不过我相信自己，学生→教师，读书→教书，历史清白。在教学中，认真负责，学校器重，担任优秀班（全县学生考试第一至第五十名）班主任，还兼教研组长。评价一个人，总不能离开工作实际吧。我自信不右，也没有派，但我还是决定不放。

这天晚上，老何邀我散步。古城早已拆毁，土基自然形成环城公路。我们缓步其上。虽说在逛路，心里都不轻松，除家室之累外，又加上鸣放这层压力。我和老何同事时间长，又同住半间屋的寝室内，不是知己也是好友，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嘴巴两张皮，说东又说西，人的口有毒。王校长总说你不放，是心虚，有问题，心里有鬼。我真替你憋屈！”

回校后，解衣就寝，心里火辣辣的，翻来覆去，象陆逊进了八卦阵，怎么也走不出来。这寝室是日军喂马的马棚，后来划给学校。那时我刚从后方（重庆）毕业回来，便选定教书这一职业，认定“教育救国”。应山是个老区，要改变落后山乡更加需要教育，于是拎着行李卷，走进马棚来了。在这几年，我亲眼看到日军奴役中国人民血汗建立的足够办个大学的司令部、营房、发电设备、碾米厂，望西还放着百多辆破汽车，国民党接受大员拆毁的拆毁，倒卖的倒卖，不知多少银子中饱私囊，真是令人痛心！

解放后，人心思治，军民振奋。文化馆、电影院、市面建设，焕然一新；电灯亮了，机声响了，山欢水笑。国内传来一个接一个的特大喜讯，我歌颂过抗美援朝，赞扬过土地改革，溢美过合作社，报刊是有铁的见证。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在康庄大道上奔跑，我有什么要放的？

正是农历冬月上旬，钩月西沉。屋里黑黝黝的，玻璃窗子里透进朦胧的星光。一个、两个、三个......，方格格里可以数出好多个，它们欢乐地眨着眼睛，给人以机灵、神秘和智慧。我不禁从内心深处升起教徒般的虔诚：“星星，你告诉我放些什么？”

记起来了。老何跟我提起王校长，我当时就憋了一肚子火。我对他有意见，他的相重，在北方人特有的马长脸上，有几粒白麻子，团校毕业，随大军南下来的，由县青委参加土改后，调入学校。说话像横土雷，可能患过鼻窦炎，见学生犯点小错误，食指按鼻孔一边一下吭出两陀鼻涕来再训人：“啥成分？全是破坏！”调皮的学生背后模仿他那样子，逼真毕肖。刚来时，他讲政治课，一堂课讲半本书，学生听得瞌睡凝。后来不代课了，专门领导教学，白天闭门酣睡，晚上压着开会，讨论备课笔记到深夜。

五四年，方老师病了，我带两个毕业班。这年，教育部挑选几篇补充教材，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初中有“不能走那条路”“韩梅梅”“姚良成”等。期中，地区召开十六个县的文教科长和中学校长汇报会。王校长回校传达，说大悟县中万老师讲“姚良成”时，感动得全班学生流泪，地区文教科肯定了这一经验。我说：“不会是《姚良成》吧”？他翻了记录说：“没错！”我说：“副县长姚良成，不愿留在县城，坚决回到家乡，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全文仅四千多字，叙述他和邻居的谈话，笑有十多处。万老师怎能把革命乐观主义的姚良成，讲得学生痛哭呢？”他便擼了鼻子，把桌子一拍：“啥成分？全是反领导！”我也不客气地拍桌子说：“领导看过教材吗？”他从头顶红到脖子根，半晌说不出话来，会上僵住了。

余主任问我：“两个班都上了？”

 “乙班上过。”

“明早听甲班。”这时夜已很深，星河横空了。

第二天，教职工二十多人，坐了半个教室，黑压压的一片，鸦雀无声。我也悚然，束手束脚的。当语文朗诵到邻居笑话姚嫂子“昨夜过大年了......”时，全堂解颐，尽皆掩口，寓喜悦于严肃之中，真是别有旨趣，我才如释重负。现在想起这个荒唐而又滑稽的故事，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地区领导因为没有看过教材而作的错误总结，还是与会者的记录有差讹？

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几乎屈指可数，凡经他添购的图书，同名的50多本。问之，则曰：“这样，全班同学同时借阅，便于老师指导，不是收益更多吗？”

类似以上逸事，不一而足。提呢，像是“笑林广记”，提不上款；不提呢，又积郁太深，遣驱不散。如果升华来看，还将关系到教育发展的进程，是退与进、快与慢的问题。我决定放这些。

[20] 读宋致新大姐的博文《我与萧乾伯伯的“文字缘”》：“1972年春，正是‘文革’后期，我父亲从下放的蒲圻赵李桥茶场“五七干校”调回武汉，先在预制板厂劳动，后来调到文教局创作室。不久，我妈妈也从崇阳沙坪的‘五七干校’调回武汉。”我马上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了小时候前往赵李桥的模糊旧事。

那是1960年前后，我至少去过两次赵李桥，探望被判刑改造的极右父亲。第一次，是和爷爷一起去的，但在赵李桥的经历，见到父亲的情形，我没有一点印象。唯一的记忆是和爷爷返回时，在汉西站换车（从汉口站的京广线换乘汉西站的汉丹线）的黎明。我们一群人（一起换车次的）走在去火车站的田野上，经过一块菜地时，大人们都侧着脚走路，我一边好奇一边就将脚踏进了一个圆圈里。没想一下子掉了进去，原来是个大粪池，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粪壳。大人们连忙把我拉了起来，但已经浑身湿透，爷爷脱下袄子把我裹起来继续赶路。记得到火车上，有人说“怎么这么臭？”爷爷吱吱唔唔，算是敷衍了过去。

从汉西到马坪，有4个小时的车程，下车后还有4里路的步行，怎么回到家的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外婆烧了一大锅热水，帮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好像并没有感冒。但爷爷是否冻病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怀揣满是臭气的孙子，一定是苦不堪言。爷爷、奶奶都和毛主席同岁，是1893年人，即使我们是1959年冬去的，也有66岁的高龄了。奶奶于1966年10月27日（农历）去世，爷爷于1968年腊月8日去世，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

另一次与母亲、姑姑一起，还有大妹妹，那次留下的印象非常美好。一是母亲带去了一瓶梅干菜烧肉，味道好极了，可惜不多。虽然是母亲带给父亲的礼物，但不知道父亲尝了没有。也许，他看到我们兄妹吃下去，才是最幸福的事情，而我们则尝到了今生最好的美味。二是父亲给我们做了一个独轮车，推在乡间的小路上“神气五六扬”。记得他们的农场都是大人，我们两个小孩子应该给他们带去了很大的活力。三是父亲还到赵李桥的镇子上买了一些糖果，当时的糖果肯定质量很差，但也是那时候孩子们的最爱。一般情况下是吃不到的，尤其在困难时期。四是劳改农场的红薯很甜，还有红心的，太好吃了。但父亲总是省着饭给我们吃，但我们更喜欢吃红薯。五是还到赵李桥照了照片，是我记事的第一次照相，在那个时候非常难得。对我们来说，赵李桥之行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游；对父母、姑姑而言，是难得的团聚；对政府而言，是一次让人感念的人性关怀。

赵李桥是鄂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与湖南省临湘市相接，是湘、鄂二省三县（市）的交通枢纽和物资转运集散地，素有“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三镇”之称。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那里的劳改农场有好几个。最先由省公安厅建于1951年，后设8个分场（包括百花岭、黄土塝、千子坳、大龙、苍满岭、马蹄湖、八王庙、益阳桥等），还有羊楼洞茶场也曾经是劳改农场。父亲所在的是哪个农场，已经无法考证，赵致新大姐的父亲文革期间在哪个农场也不清楚。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的打压，至今仍然是家庭和国家真真切切的痛，虽然最后都平反了，但那么大一批人及其家庭的苦难却没有办法计算，而且还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熬到最后的平反，把生命留在了那片凄凉的土地上。

父亲在那个农场整整呆了4年，曾经因为肺结核大吐血险些要了命，因此肺脏严重纤维化而长期呼吸功能不好，最后只活到68岁。不过，比那些许许多多惨死在农场的劳改者来说，他又是幸运的。他后来告诉我们，到那里劳动改造的很多右派分子都没有在“自然灾害”期间熬过来。农场里饿死的、病死的、自寻短见的，时有发生，甚至有人饥肠难挨，偷偷打开红薯窖而撑死在里面。

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挖地，管教人员别出心裁，将每个人午餐的一碗稀粥放在地头上，必须挖到终端才能进餐。临近下午了，大多数人已经吃到了自己的一份粥，有一个体弱者实在挖不动，才挖了一小点就躺下了。当他看到别人已经收工，就艰难地朝地头爬去，但是在离粥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他终于没有吃到这救命之粥。父亲告诉我们，要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探望给他带来的鼓励，他也很难坚持下来。在那样的年代，母亲以她自己的坚毅，保护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我想，如果没有她当年与父亲相濡以沫，我们不会有虽然艰苦但充满爱与快乐的童年，也没有父亲能够活下来最大动力。在我们这个家庭，母亲应该受到永远的尊敬！

2016年8月，我在新浪博客写了一篇博文《聂华苓亏欠家乡一份人情》（老人家弟弟聂华桐爷爷最先看到，告诉姐姐后，老人非常生气），原广水市招商局杨建忠局长看到后，来电话邀请我一起建议市里重视家乡文化软实力建设，争取为老人家建个纪念馆。于是我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叫《走近聂华苓》。随后读聂华苓的书，《三生三世》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终于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几头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60年左右释放了。但应山县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有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

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我想起，她说的与聂华棣一起劳改的人就是父亲。父亲曾经是应山县“聂华苓研究会”的理事，生前讲过聂华棣的惨况。聂华棣是华中农学院的毕业生，留在武汉工作，后来因为右派言论被遣送回老家，又因为死了牛的原因被送到劳改农场，也就在赵李桥。他长父亲一辈，年龄稍大一点，但没有结婚，自然都认识。尽管是叔侄（都是聂店人，我们家是三房，他们是五房），也不敢有所往来，见面只能用眼神交流。可见，我们那时候见到的劳改农场，看起来一片祥和，实际上也有很多痛心的故事。

应山是聂华苓没有回过的故乡，他们夫妇二人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是1978年最早回到祖国的文化人之一，也曾是那个年代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家乡成立“聂华苓研究会”，多次想方设法请她回去看看，为家乡建设出把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也是我写那篇博文的原委。后来得知，由于二哥之死，她对自己的家乡还是有一点怨气的。鉴此，我后来又写了一篇博文《没有儿时记忆的土地是故乡吗》，以表示对她老人家的理解。

不过，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11月，94岁的老人派她的小女儿王晓蓝教授代表她回乡祭祖，并协商“聂华苓文学馆”相关事宜。广水市市委书记、市长给予高度重视，我和聂店同乡兼同学的仇非见证了这个重要时刻。随后，我又陪表姑在武汉3天，与湖北大学、首义学院签署了“聂华苓研究”合作协议（详见“陪表姑故乡行”“网话拜谒聂华苓先生”等博文）。现在，“聂华苓文学馆”已经建成开放，在应台山郊野公园，建忠兄居功至伟。

[21] 1962年夏天，父亲已届刑满（判刑4年），释放之前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在马坪住了几天，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分别的那个早晨。他从马坪火车站（汉丹线）乘车南往赵李桥（京广线），母亲和我们兄妹送他。分手的时候，我坚决不让他离去，甚至要随他同往。母亲抱着不依不饶的我往回走，我也许气急了，骂人的脏话喷薄而出。那是我第一次骂人，而且骂的是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当年的父亲是怎样一步一回头地揪心，以及如何难以忘怀的返程；也不知道他流了多少泪水，以及有多少锥心锥骨地自责。而我只知道，父亲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以及难以忘怀的父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