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7年第1期

摘要：王充的《论衡》一书闪烁着批判性思维的光芒，对我国逻辑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其批判思维源于当时社会多维度思想冲击及其自身三重身份秉性，有明显时代印记。本文将以《论衡·问孔篇》为文本，分析其批判性思维及其对我们当今社会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王充，字仲任，东汉思想家哲学家批判者，会稽上虞人（今浙江），著《论衡》一书，凡八十五篇（《招致篇》为存目佚文），对我国逻辑史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自秦汉以来，逻辑思想的发展渐入低谷，但整个东汉时期是我国批判思潮的重要时期，以王充、王符、仲长统、徐干等为代表，范晔的《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赞之为“汉世三杰”。其中王充最为突出，胡适曾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中国的思想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魏晋的大解放。”他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论衡》一书使我国的逻辑思想重获生机，在我国的逻辑思想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引领了东汉时期的批判思潮，还对于我们当今世界为人处世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王充思想的时代性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的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一部文化作品，都会浓缩着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传承着其文化意蕴及时代精神，体现着作者的文化底蕴及自身秉性等意志。王充的批判性思维也不例外地闪烁着时代性的光芒。

多维度思想冲击。随着东汉各统治者推行政策的实施，儒学愈加神化政治化，已逐步偏离学术思想的轨道，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已经让位于政治价值、工具性意义，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不同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异端，思想界儒学一枝独秀，而法家等理论则被挤压、严禁，这种在意识形态上以一元拒斥多元，价值观上崇尚权威主义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民众的思想进步。

三重身份秉性。错综复杂的时代，加上其秉性，赋予了王充三重身份——失落者、批判者、创造者。王充不攀炎附势，不沽名钓誉徼名於世，是仕途上的失落者。王充对其时代的性与命、天人关系、民风、天人感应等思想进行分析、推理、反驳与批判，其批判者身份的定位显而易见。《论衡》中提出许多独特的进步观点，“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希望可以“核道实义，正定是非”，引导民众形成综合性批判思维，是个名副其实的创造者。

二、《论衡·问孔篇》的批判性思维

1.何为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及批判性思维运动”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北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众口难调，美国哲学学会九十年代将其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及对判断赖以生存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批判性思维可以引导我们树立思考态度，尤其是理智的怀疑和反思态度来帮助我们养成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正当性和预见性等思维品质。批判性思维包括对各种信息的理解、识别、分析、综合、比较、判断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推理和论证能力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破”与“立”，具有创造性-综合性思维、批判性-分析性思维及实用性-情景性思维。

在中国古代也有批判性思维的萌芽，东汉二百年间涌现批判思潮，王充是该思潮的引领者。《问孔篇》中，他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因此他知难知问，透过表面看到孔子言行中隱藏的矛盾谬误等，闪烁着批判性思维的光芒。

2.《论衡·问孔篇》的批判性思维

王充是位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思想家。他《问孔篇》中慎取孔子十七“言”与“事”，运用批判性思维，结合矛盾律及充足理由律等逻辑规律，在内容及语言层面分别针锋相对逻辑地进行反驳论证，详论孔子之“仓卒吐言，不能皆是。”

（1）言行相违，前后相伐

王充的批判性思维，突出表现在对矛盾律的深刻理解和在论证过程中的熟练运用。理论上，他提出了独特有深度的见解，认为矛盾律是“二家相违也，并而是之，无是非之分。无是非之分，故无是非之实”，“不得两全，必有一非”。实践上，王充《问孔篇》大量运用矛盾律分析指出孔子“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首尾相违”“不能皆是”。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予何诛。”是恶宰予之昼寝。

《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贬纤介。

孔子作《春秋》时指出不贬小以大，意指不用重话来指责小过，但孔子用指责罪大恶极的话来指责宰予白天睡觉，这是孔子写的与说的互相矛盾，言行相违，前后相伐。此外，文中还有其他例子，如孟懿子问孝中，王充指出孔子违背“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的原则，亦归此类。

（2）无据见哉

王充除善于运用矛盾律外，还初步提出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是指，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的或实在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论据充足是论证推理正确的前提，论据不足会导致“推不出”的谬误。

孔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缘继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案孔子之称公冶长，有非辜之言，无行能之文。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

王充认为，孔子不能由公冶长没有罪而“被”坐牢而得出“公冶长可妻”的结论，因为无据见哉，犯推不出的逻辑谬论，违背充足理由律。

（3）事非实

在内容层面上，王充认为为人处世需要遵循客观实际，遵守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问孔篇》中王充指出孔子的几处“事非实”的不妥之处。

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者，天厌之！天厌之！”

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厌杀之，可引以誓……子路入道虽浅，犹知事之实。事非实，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

孔子以“天厌之”来向子路起誓，证明自己没有卑鄙的行为，王充指出孔子的誓言不符合实际，因为从没有出现“天厌之”的先例。孔子的誓言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事非实”，也就根本无法消除子路的怀疑。

（4）意不解文不分，意结文不解

在语言层面上，论证过程需要注重言辞的准确性可靠性，意思明确，不可出现歧义，这是论证中语言层面的基本要求。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贵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贫贱如何？……贫贱何故当言得之？顾当言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则不去也。当言去，不当言得。

此部分是王充从论证的语言规范方面点出孔子用词不当：混淆“得”与“去”的概念，使意思无法理解而又文字不分明，说明“孔子不能吐辞”，不会说话；含义纠缠不清而文字又不好理解，说明“孔子相示未形悉”，向人表示得不明白不详尽——意不解文不分，意结文不解。

三、方法论意义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批判性思维有重要的现实借鉴及方法论意义，在人类生活、学习及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批判性思维的核心作用是分清是非，提高思维技能，尤其理性思维，是人类探索真理的强大资源工具，既可展示思维技能水平，也可凸显现代人文精神，因而与处理信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全球意识并列为未来社会公民必备五大技能。

王充的批判性思维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过滤信息，科学决策：在信息爆炸、眼球经济时代，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多是海绵式的，我们要用分析推理、提问思考的方式去筛选和消化信息，沙中淘金以得到可靠而全面的结构化信息；二是知難知问，核道实义：《问孔篇》开篇指出“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我们应尊重权威，但不可盲从；三是积极宿命，多谋多算：《问孔篇》批判了宿命论，宿命论是一种消极悲观主义，我们不该将宿命论当做消极的借口，应积极认识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不谋不成；四是言行一致，事即是实：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客观事实，理论联系实际，切忌空言；五是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科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和基石，而迷信是对自然和社会力量的畏惧和屈服，我们要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而科学地改造世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