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安阳城区出发，大概40分钟车程，经过大片农田、与农用三轮车并行的乡村公路和一个挤满村民的热闹集市后，视野陡然开阔了起来，出租车司机说，“路都是这两年刚修的，不过10年前，还大部分是暴土扬烟的土路。”

这是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漳河这条最早记载于《尚书》的千年大河，将河南安阳和河北邯郸分割于南北，大河见证过魏蜀吴三国的正统之争，也将一个千古谜案抛向了大河两岸——曹操死后究竟葬在了哪里？毕竟民间自南宋时起，就流传着“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2009年，曹操墓在漳河南岸发现的消息，曾在学界以及公共舆论场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而今，尘埃落定，从西高穴村南面新修的公路开出不久，向西一拐，一条恢宏甬道的尽头，就是刚刚落成不久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

从曹操墓进行考古挖掘之初，人们就盼望着这座博物馆，但十几年过去，直到2023年4月29日，博物馆才终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如今正迎来第一个暑期旅游旺季的检验。当人们走向那个气势恢宏的博物馆园区，看着博物馆入口处高17.9米的魏武挥鞭雕像，三国往事扑面而来，也许心中仍不免发出疑问：千年历史之谜是否已经真的解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与17公里外、门口挤满大巴车的殷墟遗址博物馆比起来，更靠近两省交界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在暑期似乎不那么火爆。馆长孔德铭说：“确实距离市区比较远，也还没有建立起公共交通。不过，很快会有一条公交线路迁过来。”此时，赶来此地的参观者，要么是对三国历史饶有兴味的爱好者，要么是以研学为目的的学生，打卡看热闹的普通游客较少。

三国时期，黑红为贵。以黑红为主色调又借鉴了汉代深出檐的博物馆建筑，将人引进地宫深处——为了将遗址展示和文物展示融合，博物馆利用了遗址的原有地形，1：1复原了模拟墓道与墓室，无论曹操墓本体、神道、陵前建筑基址还是围壕、垣墙、陪葬墓……都被呈现了出来。

在发现曹操墓之前，西高穴村虽不知名，却几乎被古迹包围。东行30里，有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遗址。邺城与西高穴村之间，有一条南北通衢的千年古路，文献中称为“车马大道”。曹操的发迹地——古邺城遗址所在地河北邯郸也一直在寻找曹操墓。毕竟，在今天河北邯郸磁县城南和西南、漳河与滏阳河之间的平原与西岗一带，封土状的小丘连绵，这里就是传说中曹操“七十二疑冢”所在地。上世纪70年代，考古队陆续对这些疑冢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征集，最终证实这些疑冢并非曹操墓，而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墓葬群，其数量也不是72座，而是100余座。

刚出版了新书《此处葬曹操》的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曹操高陵发掘项目见证者唐际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七十二疑冢”曾让曹操背上“奸诈”之名，而且还可能印证他曾经盗墓的经历。“因为据说他之所以设疑冢，就是因为自己曾经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广做掘坟盗墓之勾当。”历史上多少人因为疑冢的事作诗填辞，羞辱曹操。如今看来，疑冢不但仅是坊间传说，甚至可以说是一段错案。

曹操的墓，无论位置还是规格，在史书里都曾有明确的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公元218年），已感身体不适的曹操颁布《终令》，要求将自己葬在贫瘠之处，依照地面原有的高度为基，坟墓上既不封土也不植树。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前又颁布了一道《遗令》，要求临终穿着平时的衣服入葬，不用金银珠玉陪葬。这种“不封不树”的薄葬做法，一改往日帝王厚葬的习气，对于曹魏时期帝王丧葬规格产生了影响。

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二月丁卯”，曹操的灵柩运抵邺城后，在夏侯尚，司马懿的陪奉下，埋葬在他亲自选定的邺城西南的山冈上，当时称作“高陵”（后亦被称为西陵）。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唐太宗在御驾亲征高丽途中，曾经高规格地拜谒了曹操的高陵，并亲自作了一篇题为《祭魏武帝文》的祭文。时至唐代后期，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卷20，仍然明确记载曹操的西陵在邺县城西三十里处。宋人文献《挥尘录》里，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对高陵在内的十座陵墓给予“置三户，岁一飨以太牢”的保护。由此可见直至宋初，曹操的坟茔依然保存完好，高陵的位置并非什么秘密。

但是，到北宋乐史撰写地理志史《太平寰宇记》时，虽然也曾提及邺县有魏武帝、魏文帝和甑后三陵，却不曾指出它们的具体方位。时至南宋，因其与金朝对峙，出于政治需要，南宋以三国时蜀汉自居，将金朝比作篡位的曹操，于是开始对曹操大加鞭挞，曹操在民间的印象开始变为奸雄，说曹操猜忌多疑，死后也要让人无从知道墓葬在何处，渐渐有了“七十二疑冢”的说法。此后的史书上再无高陵的具体方位。

到了明清两代，曹操疑冢之说演变成绘声绘色的志怪故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充满细节的描绘和渲染，更是让这一传说很快在民间广为流传。

衰草寒烟，人生瞬间，从此曹操墓的真相被传说掩盖，直到1998年，被古迹包围的西高穴村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北取土烧砖，无意间发现一块略呈方形的青石，石上刻有文字。这是一方墓志，墓志的主人叫鲁潜，生前做过后赵的“大仆卿驸马都尉”，属朝廷重臣。而鲁潜墓志最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提到了魏武帝以及魏武帝陵与鲁潜墓的相对位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武帝就是曹操。没过多久，闻风而来的盗墓贼就盯上了西高穴村。

曹操高陵考古发掘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潘伟斌记得，2005年他带着人在固岸村发掘南水北调工程中发现的重要墓地时，听说5公里外的西高穴村也发现了大墓，且被盗严重。2006年5月，时任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直接来找潘伟斌，希望潘伟斌能到现场去，对被盗古墓的价值作一次评估。

被盗的大墓就在西高穴村村民烧制砖瓦时取土形成的大坑内。坑边太陡，他们绕道下到坑底，在靠近大坑内的东部断崖处，潘伟斌一眼便注意到了地下有一个又黑又暗的深洞。潘伟斌一手拿着手电筒，腰里缠上绳索，顺着盗洞缓缓下到洞里。绳子下坠3米左右时，他发现砌有一圈青砖的地方正是古墓的墓顶。盗洞从墓顶的青砖穿越而过，他留心了一下砖的尺寸，大约长50厘米，宽25厘米，素面磨光。凭借多年考古经验和对魏晋墓葬的了解，他意识到，这种砖的年代远不止千年，而且墓葬具有很高的规格。

继续向下滑行，他隐约感觉脚下碰到了什么，以为到了底，于是松开抓绳子的手，没想到一下子摔倒，滚到了一个幽深的土坑里。回头向上看时，洞口仅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在距盗洞口八九米深的地下，他拿起手电筒，这时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座规模超大、规格极高的砖室墓。该墓的墓室不止一个，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仅仅是该墓的后室，还有前室和侧室。后室的砌法极为讲究，顶部结构为考古学上所称的四角攒尖式，这具备了王侯甚至帝王级规格。此时，他想起了几年前被发现的鲁潜墓志，“当时，我个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判断——这很有可能就是曹操墓。”潘伟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让潘伟斌心情复杂的是，墓室内许多地方有被翻动的痕迹，甚至还留有盗墓者留下的矿泉水瓶，方便面袋……如果不尽快保护和发掘，只怕难保大墓的文物和结构安全。

2008年6月，潘伟斌提交了一份对西高穴古墓葬实施抢救性发掘的申请。同年11月底，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发掘，安阳县政府主动承担发掘资金。2008年12月12日，在一阵鞭炮声过后，对这座东汉大墓的发掘正式破土动工，一场震动全国的考古发掘拉开序幕。所有人都对这座神秘的古墓充满期待，墓主人会是曹操吗？

如今，走进深入地下15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展厅，参观者接触到的第一部分展览，就是高陵重现的过程。为什么它是曹操墓？从展品到图片，博物馆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这是博物馆中比较少见的展示内容—— 一切源于历史上有关曹操墓流传甚广的神秘传说，以及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确定为曹操高陵后一时间乍起的争议和质疑。一些专家认为，在没有更有说服力的出土文物前提下，说曹操“曹操”就到，未免太仓促了些。而曹操墓被“推断”出来的过程也被一些网友认为存在疑点：为什么说不存在“七十二疑冢”？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却是石圭？以古代的堪舆学即风水理论来看，曹操墓应该在漳河北岸而不是南岸……一时间，文化大V、收藏家、历史爱好者纷纷参与进来，由于“围观”者太多，纯粹的学术问题逐渐演变成一个社会事件。

如今回忆起那场争论，孔德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三国人物很多都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公布，社会上产生一些质疑很正常，但是应该以科学的精神进行学术讨论。“我们没有回避争议，而是一直耐心地进行解释、说明，同时欢迎有疑问的学者亲自来曹操墓实地看一看，但是没有人来，人家只在媒体和网络上说，根本不和你正面接触。”

那时，在众多质疑声中，一些同样在寻找曹操墓的省市，声音显得颇为强烈。孔德铭感慨：“有些省市找了那么多年曹操墓，最后发现在河南安阳，心里感觉失落。我们在感情上是能理解的。”

后来，唐际根反思了那场争议：“常识让许多人期待墓葬中一定出土墓志或印章等写有墓主人名字的证据。当河南省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将当时整理的‘六大证据’公布于世时，期待与信息之间形成了落差。质疑是很自然的。现在回头看，或许当时考古部门应该将‘证据’收集得齐全一些、整理得逻辑性强一些；或许应该选择考古论证会而不是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来公布结果。”

其实，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前，国家文物局曾经于2009年11月9日、12月13日两次邀请全国的专家前往河南安阳参与论证。“判断为曹操墓，有一套连锁的证据链，缺一不可，其中涉及了时间、空间、位置、时代特色等方面，还有出土文物的互证，更不是某一两个专家草率下的结论。”孔德铭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009年11月11日，大概是曹操高陵考古发掘最值得铭记的一天。考古进行了将近一年，墓道完全显露，墓室结构已经清晰。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相当于现代建筑的地下5层）。墓室由前后室和四个侧室组成，规模宏伟，结构复杂。潘伟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们站在墓道口就能感觉到此墓级别很高，墓主人地位非凡。大墓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的墓葬类似，这与曹操的魏王身份相称。

但是随着清理墓道与墓室，队员们失望地发现，大墓被盗严重。11月11日这天下午，两位考古队员在前室的甬道门处，清理出1块石牌，已经见识过其他残石牌的两位队员有些激动，这可是一块近乎完整的石牌。

回到考古队驻地，尘土拂去，石牌上赫然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60多岁的考古队员尚金山兴奋得一下子蹦了起来，高声喊道：“魏武王”，大家快来看啊，这里有“魏武王”！

队员们一下子围拢过来，都想亲手抚摸一下这块石牌。他们赶紧打电话向正在另一个驻地的潘伟斌报喜：“发现魏武王石牌啦。”

潘伟斌一时间百味杂陈，“无法用语言形容”。来不及细想，他急忙骑上自行车向工地赶去。那天积雪很深，自行车走不动，他弃车而行，到达驻地时，潘伟斌的内衣已经浸满了汗水，他径直奔向屋内，走向尚在激动的人群，接石牌到手中。他还记得当时的感觉，泪水充盈眼眶，他将脸转向一边，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下，然后再次转过脸来观看手中的石牌。

石牌的下部略有些残缺，但“断茬”很整齐。他们想起几天前出土过一个很小的石牌残片，他们把小残片找出来，往残石牌的断茬上一接，居然严丝合缝，第一块完整的石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石牌上的文字，从上向下逐字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接下来的十几天，考古队共发现了59件刻铭石牌，这些铭文的作用主要是“记账”，记载这座陵墓中的随葬物品有什么，各有多少件。而在众多的石牌中最珍贵的便是八件圭形石牌，在上面刻着魏武王生前使用的物品名字，这些刻着“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就是证明这座陵墓为曹操墓的证据链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除了石牌，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文物，与汉魏年代特征相符合。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的曹操墓完全一致。曹操生前的某些个人习性在西高穴墓葬中也有所反映：墓中出土“慰项石”——文献记载曹操有头痛病；墓内出了刻有“百辟刀”的石牌——文献记载曹操生前曾打制“百辟刀”……

墓室中发现了三名人类遗骨，其中男性遗骨经过骨龄分析，年龄在六十岁左右，曹操身故时66岁。另外两具遗骨为女性，一名约50岁，一名20多岁。史料记载，祔葬高陵的曹操正妻卞夫人去世时为70多岁，因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墓中这名年长女性不是卞夫人。这又引来了一些怀疑：既然卞夫人祔葬（指合葬）高陵，那么她在哪里？

孔德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面积考古勘探后，在曹操墓东北侧还发现一座大型墓葬，年代稍晚于高陵，符合卞夫人去世晚于曹操的历史记载，勘探结果表明其形制具有魏晋时期高规格特征。这座墓葬目前暂未发掘，是寻找卞后安葬之处的新线索。

西高穴大墓与曹操还有几项“唯一对唯一”的排他性对应关系。例如墓主人下葬时虽然是“魏武王”身份，但死后在鲁潜墓志里却被称“魏武帝”。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216年封魏王，220年正月曹操去世后，入土下葬之前，汉献帝又赐谥号“武王”。仅过8个月，曹丕称帝，曹操又被追尊为“武皇帝”。唐际根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里，能够符合生前称“魏武王”，死后称“魏武帝”者，仅曹操一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当年，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一经公布，大量媒体、考古工作者以及历史爱好者曾经蜂拥而至，让西高穴村陷入前所未有的喧哗。而今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热度却不似当年。一位参观者在社交媒体上说：“想象中可以比肩那些知名汉代王侯大墓的曹操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次被盗，几乎没剩下什么值得看的文物，有点失望。”

历史上，曹操墓确实多次被盗，最早可追溯至北朝时期。根据考古现场的证据，孔德铭推断，曹操下葬时无疑遵循他在《遗令》里所主张的，进行了薄葬，但墓室内的陈设、规格也是相当高的，有石棺床，有一层层帷幔，如今帷幔朽去只剩铁钩，石棺床的位置非常清楚，“但是东西已经没了”。

“盗走的文物一定有，而且不在少数。”潘伟斌说，“但是被盗的文物里面有没有像海昏侯墓里面出土的那些（金银珠玉）？我认为是没有。”

曹操去世后，曹植曾写诔文（注：哀祭文的一种）：“……玺不存身，维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表明曹操随葬明器（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一般用陶瓷木石制作，多为生活器具模型）未经加工修饰，陶器亦是素面。高陵出土的陶器种类包括礼器、餐饮用具、文房用具、游戏用品等，体形偏小，工艺粗糙、未施彩绘，与曹植的记述相合。如今墓中所见金、银、玉均为衣饰等日常生活器物，也并不与曹操《遗令》所言相违。

千余年来的传说演义，留给人们一个斑驳杂乱的曹操印象，戏曲中他也是白脸、奸臣。通过多年来对曹操墓的发掘和研究，在潘伟斌看来，历史上的曹操并不“狡诈”，而是言行如一。

其实，有关曹操的争议，早在三国时期便形成两派，但当世之人由于立场不同，对曹操态度有别，是情理之中。稍经时间沉淀之后，《三国志》作者西晋人陈寿，称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历魏、晋两朝的王沈在《魏书》中，将曹操与孙武、吴起相提并论。曹操从英雄沦为“奸贼”的过程，东晋南朝和南宋是关键阶段，他们站在地缘政治的立场，曹操无异于雄踞北方的军事对手。正如唐际根所说：“特定政治形势下的政治决断和道德选择，使曹操无意中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在高陵中，那些出土的文物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拂去千余年间历史的尘土，重新认识一个有血有肉的曹操。墓室内锈迹斑斑的铠甲、铁刀和铁剑是戎马一生；书案和陶砚是他的《短歌行》《度关山》《陌上桑》……虽为帝王等级，但做大墓“不封不树”，不葬玉衣，避开用于耕种的良田，是戒奢尚俭、捐华务实；那块“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似乎包含着这个常年患头风病的老人外有强敌、内存忧患的压力。墓中出土的8件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息：曹操到死还只是“王”。按文献的说法，曹操虽然可以“建天子旌旗”，但他终究没有称帝。

“墓葬里有真实的人生。”唐际根说，在研究了高陵所有文物后，他备受感动：“那些文物见证了曹操的一生，能文能武，勤奋务实。他少年时胸怀大志，可等到真正可以成事的时候，又懂得克制自己。那个时候百姓清苦，他就反对以尽孝为名把社会财富埋到地下。在三国时期，能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实在难能可贵。”

透过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那些刻有“魏武王”字样的圭形石牌、剑残块、陶盘、陶瓶……灰扑扑且不起眼，远没有“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样出土于其他汉代大墓的“宝物”惊世骇俗、夺人眼球。与初现世时引来的喧嚣相反，此刻它们宁静地讲述墓主曹操的一生。也正是在它们身上，也许反而能真正帮助今天的我们读懂曹操和他的那些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资料来源：2023.7.31总第110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