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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笔者:走进历史博物馆的西方古代医学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科学史的著名学者不乏物理学专业人才,但是我想,如果由医史学家来思考现代科学的发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与人类起源进行比较,会有怎样的考量?怀着这个想法,我检索了人类起源以及物种起源的种种学说。
猿人是怎样变成现代人的,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故事(Eccles 1989)。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追踪人及其最近源祖先在时空上的蛛丝马迹(图2-1),比较它们在形态结构(包括脑容量)以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变化,主要的手段是比较解剖学、化石、放射性测年、分子钟甚至古DNA技术等。目前已达成的一般共识是:现代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更细节的区分为,南方古猿→能人(Homo habilis,距今约200万年)→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约150万年)→智人(Homo sapiens,距今约50万年)。智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身,基本上为达尔文在160年前提出的假说提供了证据。
那么,人类是怎样一步步从古猿走到“现代人”的?新的基因组测序是一个重要的工具。Science周刊评出的2010年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就是“解读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不久前,来自哈佛医学院遗传系的Reich和来自德国人类进化马普研究所的Pääbo等在Nature周刊上撰文,报告了他们对一块“类人(human-like)”指骨进行核DNA(即细胞核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中的DNA)测序的结果。这块指骨取自南西伯利亚(苏联一地区)的丹尼索娃洞穴(Denisova Cave),约有40000年历史。根据对数据的分析,作者提出:除了尼安德特人(遗骨1856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约有50000年历史)与现代人的祖先发生过繁衍混合外,稍后很可能发生过丹尼索娃人与现代人祖先的繁衍混合。
图1 —个关于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引自Reed et al.2004)
可见,繁衍混合是人类逐渐进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人类一步步有别于古猿的内在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物种分化的关键又恰恰是确认生殖隔离(物种也是依此定义的),如果两个近缘物种之间在生殖上隔离开来(它们的基因库不再混合),就成为了不同的物种。其实,要研究人是如何起源的,关键还要知道,一部分猿(人的祖先)是在何时、何地、因何与主体古猿种群出现生殖隔离的。这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应该弄清的事情。现在地球上被确认的物种有数百万种之多,但真正知道它们起源各种细节的却寥寥无几。人的起源过程亦是如此,仍然处在遥遥无期的探索之中。
当然,科学的起源与诞生远远没有这么复杂,但采取这种思路和方法可以进一步分析:科学的发生有一个怎样的历程,如同古人类与现代人的差异,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一个物种吗?来自于古希腊的部分基因可能是现代科学的主要基因,但它与哪些观念与要素繁衍混合才促使现代科学脱颖而出,或者说古希腊科学毕竟不是现代科学?天文学出身的中国科学史权威江晓原教授曾反复论证,古希腊晚期托勒密的“地心说”是“科学”,这是否意味着把现代科学的起点定为1543年诞生的两部伟大著作并不充分?如果“地心说”与“日心说”并不能作为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分界线,是否表明维萨里《人体的结构》是否更具代表意义?如果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如同古人类与现代人),它们的理论之间是否存在生殖隔离并确保自己的独立性?
具体说来,轴心时代的圣贤们创造了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各民族形形色色自然哲学如同那些人类的前辈——古人类,都是科学无可挑剔的源头,不仅仅是古希腊文明,还有中华文明、印度古代文明、巴比伦文明等。他们仰望星空、思逐风云,却无力也无心专注于当下的事物,用自然哲学的思辨以及联想、揣摩,去描绘真实世界的内在联系,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却五花八门的古代文化。事实上,每一个古代文明都有成长为现代科学的可能性,问题是“基因重组”或称之为“文化杂交”过程中,那些个形成科学思维和精神特质的几个关键基因是否能够获得重组,融为一体。或许,天马行空的自由思想,必须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相结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数学为基础的测量计算、模型建构,以观察和实验为手段的还原论方法,以不断质疑和科学检验的严谨态度,以技术创新和逻辑实证的方法论原则,以发现大自然自身的运动规律(客观真相)的目标才能够逐步实现。
请注意“创造”和“发现”两个概念的本质差异:轴心时代创造的自然哲学虽然可以永存于世,成为千古不易的文化烙印;而科学发现必须尊重大自然自身的规律,并随时受到质疑而不断更新。现代科学的各种基础学科,与自然哲学混为一谈的基本理论,完全是不同规范的产物。如同古人类与现代人,已经是不同的物种,并且具备了“生殖隔离”,表现出格格不入的理论模式,再也无法水乳交融。例如在理论融合方面,“中西医结合”(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和生殖屏障,“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可能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尤其是“中体西用”的执念,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几乎劳而无功。
值得思考的是,现代医学的革命是从精细的解剖学(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开始的(图2-3,古代粗糙的解剖与维萨里解剖的差异)。随后,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成为生理学的起点,莫干尼的《疾病的部位和原因》、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等成为病理学的里程碑,“科赫法则”成为病原微生物学研究的“金标准”,......从此,人们抛弃了“形而上”的“道”(自然哲学的猜想),而专注于“形而下”的“器”,从医药事实和客观经验本身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构建起分门别类的基础医学体系。从而,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临床、预防与康复)交融互补,形成了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现代医学。而传统医学的自然哲学理论只是一种解释系统,看起来对临床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二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拉郎配”的关系,并非水乳交融、共同成长的“现代爱情”。因此,从学科的历史动力学角度看,后者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与前者的生龙活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医学认识的科学进步是一个从模糊逐渐走向精确化的过程,医学干预的技术进步是一个从模糊逐渐走向精准化的过程,为了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人类在不断地探索中稳步前进。
图2 古代的人体解剖图(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左:作者为中世纪波斯人;中:宋代《存真图》;右:宋代《欧希范五脏图》
图3 现代解剖学之父维萨里《人体的构造》中的部分解剖图(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最后,为什么把“走进历史博物馆的西方古代医学”作为标题?其实,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走进历史博物馆的并非只有古希腊罗马医学,还包括古埃及医学、阿育吠陀医学、亚述巴比伦医学、阿拉伯医学等五花八门的古代医学,正如许多已经消逝的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德纳索瓦人、特尔特人、阿尔卑斯人、海德堡人、爪哇人、直立人、梭罗人、丹尼索瓦人、弗洛里斯人、鲁道夫人等。与此同时,某些古人类的基因已经深深嵌入现代人的基因之中,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与现代人发生过繁衍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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