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话语体系能够取代范式吗？

（一）从范式到话语体系

在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中，“范式”（paradigm）是一个核心概念。他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1959）一文中首次引进这个概念，后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对它作了很多发挥，导致人们的关注。但他对这个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前后一贯的解释，从而引起人们的争议和批评。

1970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范式”一词在该书中有21种不同的用法，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库恩在1974年的《再论范式》一文，自称为具有22种含义。他区分了该词的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综合的”用法，一种是“局部的”用法。

这也印证了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一旦某专业术语超出其专业范畴而进入日常生活之中，就很难再回到其原初的意义了。而发明这个术语的人也必然陷入到无休止的纠缠之中，这些纠缠有些是来自行家的；有些则是来自外行的。那么库恩对“范式”关于“综合”与“局部”解释正是这个原因，把局部的内涵用到综合的外延，必然会产生歧义。这也是库恩始料不及的，或许也是库恩的悲剧吧。

“paradigm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伸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时，人们将“paradigms”译为“exemplum”（例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偏重于把“范式”和“常规科学”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考察。所谓“常规科学”，他指的是那些坚定地把一种或许多种已获得的科学成就作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一学科提出一整套规定，提出一些典型的问题及其解答，它们在许多科学经典名著中得到明确的表述。库恩认为这类著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二是这种成就又足以为一批重新组合的科学工作者留下一大堆有待解决的问题。他说：“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范式’。这是一个同‘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examples）——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

库恩在70年代还特别强调“专业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这个概念，认为用这个概念能更准确地表述范式的含义。专业母体是一定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共同掌握的一个有待予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种专业母体的组成，包括大部或全部的集团规定，即《科学革命的结构》所说的范式、范式成分或合乎范式的东西。

80年代后期，库恩倾向于用“词典”一词取代“范式”，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改革，也就是用新词典取代旧词典。词典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词汇组成，各种词汇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前后出现的词典之间有部分交叉，即有些词汇是共有的，有些词汇则为某些词典所专有。理论与词典紧密相联，不同的理论需要用不同的词典才能得到理解，理论一旦改变，词典也需要——而且一定要随之改变。

随着这一改变，库恩也同时用“言语共同体”一词取代“科学共同体”一词。一个科学家如果接受某个科学共同体的词典，就自然成为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如果接受另一个科学共同体的词典，就自然成为另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一个科学共同体抛弃原来持有的词典，就意味着这个科学共同体的解体。一群科学家共同接受另一部词典，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科学共同体业已形成。

从“词典”到“言语（共同体）”，可以看出，“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一词呼之欲出。在《医学思想通史：从轴心时代到科学时代》（撰写中，是笔者构思的“医学思想史三部曲”之一，另两部是《专科医学思想史：人类征战瘟疫的足迹》《疾病思想史：30种重大疾病认识与干预的重大转折》）一书中，笔者试图采用“话语体系”一词来取代库恩的“范式”。

所谓“话语体系”一般指话语表达体系，即是指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学者认为打造话语表达体系，首先应当了解话语体系的内涵、定位和功能，其次是话语表达方式的加强和改进。借助生物学术语，笔者认为：所谓科学革命（技术文化的革命），其表型是话语体系的更替，其基因型称之为“范式转换”。

什么是表型？即表现型，是指具有特定基因型的个体，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性状特征的总和。所谓性状，即指生物体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生化等特性。什么是基因型？又称遗传型，它反映生物体的遗传构成，即从双亲获得的全部基因的总和。那么，在技术文化变革的过程中，既有话语体系的改变，也有思维范式的转换，是包括思想观念、概念体系、研究方法、技术支撑、理论构建等，所发生的一系列更替。

（二）毛主席为何听不懂“上火”

1957年夏，毛主席在青岛感冒，遍用诸法而未收效，当时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推荐刘惠民老中医为主席诊疗。当夜派小飞机送到青岛，刘惠民为主席诊过舌脉后，开了三剂小青龙汤加炒枣仁等药。主席用过一剂后汗出而愈，又服几剂后睡眠也有改善。主席很高兴，询问了许多话题，其中包括“上火”是什么意思。

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主席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西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这个故事值得思考：为什么刘惠民老中医会认为，主席听不懂中医理论，却能够听懂西医理论？而且，主席也认可这种说法。这是一段颇有意味的对话，主席学贯中西，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常言道，“秀才学医，笼中捉鸡”，何况还有著名老中医在一旁辅导，难道中医理论这么深不可测？而且，这个故事还与主席“西学中”的伟大决策相关。显然，主席和刘惠民老中医都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经来到“科学时代”，是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通行的年代，中医迟早要走上这条路。

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药报》开设了“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大家谈”专栏，邀请了十多位中国医学领域的权威“大家”，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典型案例，发表对这一观点的看法以启发科研创新的思路，凝聚行业同仁的共识。其实，中医药诊疗之初，必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依据，之所以开设这样的专栏，显然是因为那一套理论并没有“说明白讲清楚”，还需要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才能够进一步“说明白讲清楚”。这和当年主席的期望如出一辙，中医不仅要有疗效，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总结出来。这意味着，中医的治疗经验自有一套科学的道理，并非只能中医的术语表达，而中医表述并不客观服人。将传统的话语体系转变为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既是领导人的期望和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医进步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是对当代中医人提出的大考题目。

今天，人们常常把中医与西医当成互相对立的两个体系，在“察同”和“求异”的思维下做足了文章。其实，今天的西医（现代医学）并非昨天的西医（传统西方医学），二者存在本质差异。传统西方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对于当代中西医比较，以及中医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西方有一本医学史名著《临床医学的诞生》，实际上讲的是18世纪以来临床话语体系转变的历程。该书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当解剖学、生理学与解剖病理学诞生以后，临床医学才真正从哲学的阐释之中独立出来（即“诞生”：本书作者注），这其中经历了一个医学话语体系演变的历程。他认为，这个历程起源于18世纪末，是一场现代临床医学的脱胎换骨，或者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福柯对哲学介入医学深恶痛绝，他认为临床医学古已有之，只是“在希波克拉底把医学简化成一个体系之后，观察才被抛弃，而哲学则被引入医学。”这种任由形而上学作祟的医学，犹如一次重大的日食，极大地遮蔽了临床医学的正常生长。那些医学哲学家发明了许许多多的教条，使临床医学最终隐藏在各种“思辨理论”之下。但毕竟，临床医学不是发明（从哲学的原理中）出来的，而是有待于去发现（从外到内排除干扰的观察）。

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临床教学经历了急剧的改组。过去由大学和教授们所掌握的独断话语不复存在，一种具有崭新规则的话语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话语才得以发展起来。当临床教学走上自由探索发现，而不是引用教条之旅时，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也就诞生了。

笔者从该书中发现，所谓“临床医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是：（1）从形式上的病位到具体的病灶；（2）从哲学的思辨到实际操作的可检验性。即哲学思辨性话语体系向实证科学话语体系的转变。

1761年，莫干尼的《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问世，其中有640个病例解剖报道，不仅为解剖病理学确立了研究方法，也奠定了其科学基础。随后的病理学家相继而起，不断地通过尸体解剖发现局部病灶与疾病的相互关系，为疾病的发生原因、机制找到了“本体论”解释。这种采用实证手段研究疾病的学风，对于风行一千多年的体液病理学，可谓是致命的挑战。从16世纪的医学化学学派，到17世纪的生理学，再到18世纪的解剖病理学，传统的“体液病理学”大厦终于彻底坍塌了，这就是所谓“临床医学的诞生”。福柯称“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古典医学也有一种形式上的“病位”思想，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体液病理学中，他们把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与脏器、组织以及疾病进行搭配，试图说明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和内在原因。但是，相应的解释不是来自客观事物的观察，而是哲学和猜测的产物，是一种想当然而不能通过客观检验的思辨体系。这种“病位”，在传统中医学中更是普遍存在，如卫气营血、六经、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等等，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似实而虚的模糊来麻醉人的头脑，使人们自动放弃了对事物不带主观色彩的、忠实地观察。而所谓病位及其病理机制的解释，实质上是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思辨，而非切实通过感官获得的客观认识。而且，那种教条的体系毫不费力地切断了人们认识客观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路径，临床表现与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之间缺失了其应该具备的对应关系。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医学话语的转变作为论述的主线贯穿始终， 通过对疾病、空间、语言和死亡的结构分析，福柯向我们展示了医学认识论改造的过程。按照传统史家的观点，分类医学向临床医学的转变是人类理性进步的结果，没有文艺复兴以来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解剖学的发展，现代临床医学就不可能建立。但在福柯看来，“现代医学的诞生似乎不是一个医学技术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净化问题，而只是词与物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能指（医学理论）和所指（医疗实践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西方医学史提示，18世纪末是临床话语体系的全面转化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以解剖病理学的建立和体液病理学的坍塌为标志。随着观念的转变，诊断医学以日新月异的气势迅猛地发展起来：（1）叩诊、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等的诞生，促使体格检查逐渐完善；（2）尿液、血液及各种体液的化学分析，导致检验医学根深枝茂；（3）从X线的医学应用到各种影像学检查仪器的更新换代，影像医学卓然而立；（4）超声波引入医学中及其系列应用，超声医学随历史大潮与时俱进；（5）各种光学镜、电子镜踊跃问世，内窥镜医学茁壮成长。这一切进步表明，没有那个时代的医学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只有冲破希波克拉底的哲学体系，才能走向实证科学的康庄大道。

（三）话语体系转变的科学哲学内涵

（未完待续）

“技术革命的结构”更值得考察（1）

“技术革命的结构”更值得考察（2）

“技术革命的结构”更值得考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