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江晓原. 到底有没有科学革命——兼评科恩《牛顿革命》与《科学中的革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6-17+30

摘要：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将历史上科学进步视为一系列“革命”的结果，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界非常时髦的潮流。其实这只不过是观察角度或表达方式的转换。这种转换当然不无益处，但将每一个科学进展都描述成一场革命，最终只能消解“科学革命”本身。

所谓“革命”，西文原有“循环往复”之意，拉丁文作 Revolutionibus——哥白尼那部被称为“革命”的著作《天体运行论》标题用的就是这个字。这是用来描述自然的。而在古代中国，“革命”的意思是将前一王朝的“天命”革除，使“天命”归于自己，改朝换代，建立自己的新王权。这是用来描述政治的。

科恩（I．B．Cohen）在《科学中的革命》中，①多次强调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不同，也许他并不知道中国和西方在“革命”这个字义上原初的差别。这倒使人联想起叶剑英的诗，有“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之句——旋转者，即 revolution 也，将旋转与革命相联系，恰与西方的用法相合。

现代科学兴起已经数百年了，科学所取得的无数激动人心的伟大进展，都激起后人的景仰之情。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看法仍是将科学视为一个不断进步——或者说是渐进——的过程。

变化的标志出现在1962年，库恩（T．S．Kuhn）在这一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②从那以后，尽管对于“科学革命”的定义、描述和论证都言人人殊，但在关于科学发展历史的理论研究方面，“革命说”则成为主流，成为时髦。不讲科学革命，则仿佛成为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落伍者。

在这个潮流中，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伟人的学说和业绩，就成为科学革命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个案。理论大家通常先选择某个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然后以这些研究作为重要支柱，来构建他们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体系。库恩在发表他的科学革命学说之前就先出版了《哥白尼革命》，③科恩也在发表《科学中的革命》之前出版了好几本关于牛顿的书，最后的一本就叫《牛顿革命》，④从书名上看，简直就象对库恩亦步亦趋。

毫无疑问，这些西方的科学史教授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再对学生们和公众讲述那些关于科学如何逐渐发展进步的老生常谈，是不能叫座了，必须求新求变。为了将听众从睡意朦胧中唤醒，他们改为谈论科学史上一次次“激动人心的革命”，这看来确实是有些效果。

但是科学史上到底有没有“革命”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观察角度问题，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表达方式问题。这个结论可以从科恩的《科学中的革命》中推论出来——当然他本人也许不赞成我这样的“误读”。

将科学发展的历史，或是现代科学兴起的历史，描述为若干次“革命”的结果，听起来确实不那么乏味。但是谈论科学革命成了时髦，就会形成言必称科学革命的“泛革命化”局面——在科学史上挖掘出来的“革命”越来越多，以至于几乎每一个科学进展都被描述成“革命”。正如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中所说：

近年来，几乎科学技术中每一个进步，都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被描述成一场革命。……这也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的反映，即科学中已经发生了许多革命，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着革命。⑤

既然革命是如此之多，而且还“将要进行一系列连续的没有终点的革命”，⑥那它们除了是“进展”、“进步”的同义语之外，还能是什么呢？科恩在此书中多次将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进行对比，比如有一处说：

科学事业不同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对于不同的科学家给革命以合法地位的各个步骤，科学事业均已承认了；这样，尽管会受到科学中保守势力的抵制，但革命运动并不是非法的，并不会超出已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变革的规范之外。⑦

然而让我们想一想，一种所有有关的人——包括“革命”的对象在内——都承认为合法的行动，又怎么能称得上“革命”呢？科恩也知道“科学革命”学说在理论上的困难，所以他说：

科学中确实有革命发生，我认为这是已知的事实，尽管我意识到：有些人不相信这一点，即使在那些相信者当中，对于科学发展的哪些事件构成了革命也还没有一致的意见。⑧

当然，用“革命”来描述科学中的进步，也不应该被简单化地看成只是概念游戏。事实上，这种表述方式的转换也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不同的表述方式会对主题和目的产生不同的要求和制约。当科恩将以往通常认为的牛顿的“综合”描述为一场革命时，他不得不在更深入的讨论和更广泛的对比之下来进行论述。这当然会使他讲出一些新的东西。

就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我更喜欢《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书中广泛的论述背景和多处细致的分析，给人以“精品”的感觉。虽然作者在追随谈论“科学革命”的潮流方面或许未能免俗，但他毕竟根基深厚，见解也相当通达，因此书中每多持平之论。

这又使人联想到美国另一位科学史家十几年前的一种观点。那时他在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中，以他特有的晦涩文风表示：一场“科学革命”在17世纪的中国也已经发生——而且是“不亚于哥白尼的”！事实上他的论断当然是经不起分析的，稍后就有不止一位中国学者指出了这一点。⑨我想或许正是“泛革命化”的时髦引诱他犯了这个小小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