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本地消息通，2021-10-18 08:15

01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艰难中砥砺成长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居民死因主要为传染病，心血管病少见。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平均寿命不到40 岁。尽管在20 世纪20~40年代中外学者在国内进行过一些血压、血脂、身高和体重的人群调查，但研究规模较小。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将我国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放到防治位置。

02  新中国高血压防治工作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当时我国尚无心血管病学专科，在教学医院和一些大医院内科下设立了心血管病组或心肾组。20 世纪50 年代，在吴英恺等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我国学者作出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中国高血压防治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9 年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心血管病学会议，同年启动了第一次全国高血压普查，标志着我国心血管病学学科开始形成。1964 年在兰州召开了以高血压为主题的心血管内科学术会议。迄今已完成六次全国高血压患病率调查以及多次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调查，为了解全国高血压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宝贵资料[1]。1958 年至1959 年在全国年龄15 岁及以上人群中抽样调查，高血压患病率为5.1%；这是在当时医务人员下乡下厂背景下开展的“普查普治高血压”[2]。尽管在方法学上存在缺陷，但研究结果还是具有参考价值，也是我国高血压流行病学研究的先声。1979 年至1980 年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第一次采用统一方案和方法进行了人群高血压流行病学研究，高血压患病率为7.7%；1991 年采用国际统一的标准共调查95 万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3.6%[2]。而随后于2002 年、2012 年进行的调查在与国际接轨的前提下，实现了自行按需设计。这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我国人群高血压防控现状，也揭示了与之相关的，如生活方式改变、城镇化和老龄化等相关因素，为开展防治奠定基础。2012~2015 年开展的中国高血压调查研究发现，中国≥18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粗率为27.9%（ 加权率为23.2%）。青年人群（18~34 岁）高血压患病率为5.1%，≥75岁居民为59.8%。估计中国≥18 岁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为2.45 亿。高血压控制率由1991 年的3.0% 提高到16.8%，扼制了脑血管病的快速增长趋势，估测延长728.9 万人的生命，节省个人医疗费用高达30 亿元，避免产生1100 万贫困人口[3]。

03  我国高血压治疗的长足进步

1999 年在刘力生教授主持下，中国高血压联盟编撰了第一部高血压防治指南，并先后于2005 年、2010 年和2018 年对《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进行了修订和更新。《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高血压的防治工作。为提高高血压的防治效果，让患者最大程度获益，我国高血压的防治重点也兼顾了基层的广大高血压人群，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群防群治的高血压防治模式，在基层开展高血压科普教育培训基地，通过“全国高血压规范化管理”项目，《高血压社区防治手册》《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国家基层高血压管理指南》等文件和标准的制定，实现了从社区和乡村层面对高血压的初级管理，在政府、专家和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基层社区高血压群防群治的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在全国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方面，1997 年开始，建成140 个“国家慢病防治示范区”。2009 至2010年，覆盖29个省市，2600 家社区服务中心；培训2.5 万基层医务人员，扩大管理超过300 万人；累计投入160 万，低投入高产出；制定多项高血压管理指南及专家共识，为我国高血压干预、治疗提供了依据。2009 年开始，中国政府将高血压管理纳入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约1 亿的高血压患者纳入管理；培训覆盖31 个省，39 万基层医疗机构，184 万医务人员；质控覆盖1.5 万机构、171 万患者；宣教完成2666 万人次[5，6]。

在高血压药物治疗方面，20 世纪50 年代除利血平外无其他有效药物。60 年代，上海研制的“复方降压片”和北京的“降压0号”等小剂量复方制剂，通过将多种小剂量降压药联合应用达到提高疗效、减少副作用的效果，在那个缺乏有效治疗的年代，对高血压的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7]。近40 年以来，我国在高血压领域开展了多项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试验结果指导了我国高血压治疗的临床实践，并被国内外高血压指南引用。随着对高血压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到20 世纪90 年代末降压药物已发展到多个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利尿剂、u3B2 受体阻滞剂、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5 大类常用药物，高血压的联合药物治疗有了更多的选择。近年来，各国指南也都逐渐加大了对“长效复方”的推荐力度，充分说明我国早在1965年就已认识到广泛使用的单片“小复方”理念的先进性[8]。

04  中医药在我国高血压防治中的发展

早年，我国专家以萝芙木为基础，研发我国第一种降压药“降压灵”（中国罗芙木总碱），结束了我国没有自己生产的降压药的历史。上世纪70 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雷海鹏等发现了葛根治疗高血压的药用价值，并进行了大量临床实践工作，成为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的经典范例[9]。

中西医结合综合快速疗法的产生与群防群治方面，我国药物、基础及医学研究者重视精神神经因素在高血压这一心身疾病中的作用，提出了高血压综合快速疗法，并在北京市迅速推广。该疗法重视患者的教育、重视良好的医患关系。从而有效促进了高血压降压达标、群防群治工作的开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医药治疗高血压也逐步走向现代化，研究者借助基因组学、分子医学、代谢组学等现代医药学方法，对治疗高血压的中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使中药治疗高血压逐步走向现代化。

05  我国特色高血压循证医学研究

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饮食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相差较大，很多国际上的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和高血压防治策略在我国并不适用。因此，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就致力于探索适合国人的高血压防治方案和策略，力图改善高血压防控效果，降低心脑血管疾病急性事件发生。上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中美合作研究，包括高血压在内的我国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方法，使高血压临床研究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也为评估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提供了宝贵资料。1979 年由美国心肺血研究所和中国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以及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共同合作开展了“中美心血管疾病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采用国际标准化的方法进行心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横断面和前瞻性人群研究。同期，由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牵头组织的中国MONICA 方案是由国内16 省市人群参加的心血管流行病学协作研究，共计监测人群500 多万[10]。此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牵头的“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病队列研究（CMCS）”、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的“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多中心协作研究（MUCA）”和“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研究”（China-PAR）等前瞻性队列研究也定量评估了高血压、正常高值血压等不同血压水平相关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这些工作使我国相关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蜕变，做到了与国际接轨。同时，也获得了包括高血压在内的我国心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及患病现状，为今后的研究、干预、政策制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和经验[11-13]。

1986 年以来在刘力生教授等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样本抗高血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获得了良好的循证医学依据，为国内外高血压治疗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我国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开始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同时，通过开展或参加国内外大规模临床试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使我国临床试验与国际接轨，临床试验结果为国内外高血压指南或相关疾病指南提供了证据，为我国高血压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思路，让更多的中国高血压患者从中获益。

06  特殊类型高血压的研究

高血压病因和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国人高血压患者中，有许多特殊类型的继发性高血压病人，这类患者往往年龄较轻，但是并请发展较快，预后比较差。1958年，阜外医院黄宛和刘力生教授开始关注和重视普通高血压患者中潜藏的特殊类型高血压，首创“缩窄性大动脉炎”的新概念。此后，对肾动脉型高血压、Liddle 综合征、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嗜铬细胞瘤、肾上腺髓质增生、皮质醇增多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HS）等的重视、发现和研究越来越多，从而使这些特殊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得以早发现、早干预，合理治疗，避免了许多严重并发症，同时也极大地减轻了因此而带来的经济负担。

07  高血压专科和学术组织建设

自1958年10月5日我国第一个综合性高血压科研专业机构——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在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成立后，医科院组织了由基础所、药研所和阜外医院组成的协作组进行高血压防治研究工作。此后，阜外医院组建了高血压专科病房开展针对高血压深入系统的研究。随着时代发展，高血压的防治研究机构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并广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国于1989 年5 月12日正式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WHL）。1989 年10 月6 日，高血压联盟（中国）在襄樊成立，大会选举刘力生为主席，旨在促进国内外交流，开展高血压人群防治工作，遏制心脑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增长态势。成立三十年来，高血压联盟对我国高血压的研究、防治、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在2018年成功主办了国际高血压学会（ISH）的科学年会，这也是中国首次举办ISH 年会。

2010年，在福建厦门正式成立了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以开展高血压医疗、教学、科研和防治工作为宗旨，赵连友教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每年召开中国高血压大会，至今已成功举办11届并积极的开展各种形式的高血压防控工作[14]。

此后，在一些地区也成立了高血压学术组织，如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多个学术团体也成立了高血压的二级分会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指导下，继续成立地区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促进了高血压防控工作的发展，为高血压研究和防治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努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都是经历了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培养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建党百年，每一代成长起来的高血压领域的优秀人才无一不是经历了长期的磨练、积淀和刻苦钻研的过程。全国高血压的研究机构从最初的数个发展到今天的数十个，高血压防治领域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成为我国高血压防治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在国际高血压领域发出了更多的中国声音，彰显了中国学者的影响力。

08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血压防控实践充分证明，在基层和社区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在基层和社区积极推行高血压一级预防策略，使社区居民和基层的老百姓防范心血管疾病的意识增强，提升基层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防治能力，是科学、合理的方法。

1953 年北京协和医院张孝骞教授提出的“高血压预防的方法”，1958 年至1967 年的基层高血压人群防治“流行病学调查和中西医结合”特点，1979 年阜外医院、首钢医院及陕西汉中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的“一级预防试验点研究”，以及后续北京、上海等提出的“高血压家族史、高盐摄人量及肥胖是发生潜在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等无不证实，基层是我国高血压防控的第一线。“首钢模式”还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心血管病防治的典范向全球推广[15，16]。

2005~2010 年开展的全国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项目，通过技术普及和推广促进高血压规范化治疗。自2009 年起，我国政府将高血压管理纳入“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包”中，标志着高血压防治从专家行为到政策层面的转变。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呈逐步上升趋势，与之不无关系[6]。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China PEACE）研究对我国64 万成年人的高血压情况调查显示，标化年龄和性别后，成年人群的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6.5%、38.1% 和11.1%，其中农村居民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低于城市居民[17]。另一项关于我国中青年人群的高血压情况调查显示，青年人群的高血压知晓率为11.7%，治疗率6.7%，控制率只有2.3%[18]。

近年来，“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等多个项目逐步在我国开展，通过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如控油限盐、健康饮食、吃动平衡等专项活动，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70.3%［6］。

09  乘风破浪续新篇

“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三个面向”到“四个面向”的转变，标志着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新布局。中国的心血管病医疗资源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救治能力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心血管研究水平进步明显，心血管病基层防治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最常见的危险因素之一，建党百年以来，经过历代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接续奋斗，我国高血压防治取得了可喜成就。《健康中国2030》也为新时期我国心脑血管病防治，包括血压、血脂、血糖等危险因素的控制，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其中≥30 岁居民高血压知晓率分别不低于55% 和65%；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不低于60% 和70%[19]。但目前我国高血压人群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距离2030 所期望的目标水平也有距离。预防为主，以基层为重点，努力实现把心血管病防治的主战场由医院转向社区，从源头做最基本的干预，可持续降低高血压乃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血压防治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