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最初对脉的观念来自对体表可见静脉所做的联想。在气的身体观的影响下，古代医家开始认为脉搏是气动的表现，并发明脉诊来了解身体内气的状况，脉的观念由此发生大的变化。一些医家在足部建构了一种脉的阴阳学说，并确定了这些脉在全身的循行路径。在“天六地五”神秘数字观念的影响下，古代医家将来源不同的脉的学说整合成十一脉学说，形成古典经脉学说的雏型。

经络学说的起源不仅仅是中医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同时也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今天，中医古典的学习仍是人们步人中医学的重要途径，史学研究将增进人们对这些古老时代所产生学说的理解，真正实现与当代学术的对话。这种时代要求也表现在中医现代化研究方面。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展开的经络实质研究，在陷入一系列的困境之后，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呼吁，要回到历史中去理解中医。在上个世纪中期，中医学界开始关注经络理论的起源问题。随后开展的一些研究大多是从现代的一些中医概念出发去猜想经络学说的起源，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注定是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的。它暗含着承认古代医家思考的恰恰是现代中医学所关注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件荒唐的事情。实际上，在这种研究思路下产生的一些经络起源假说，是缺乏解释性的，除了在学术界引起一阵兴奋外，并没有带来古代医学史研究任何实质性的进展。1973年和1983年出土的古脉书，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比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更为原始的经脉学说，一时引起中医学界的震惊，有关经络起源的讨论也变得热闹起来。不过这场讨论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结论，真正的进展出现在90年代。特别是黄龙祥有关脉诊与经脉学说起源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经脉学说产生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环节。但是，有关经脉学说起源研究也存在薄弱的地方。虽然一些学者注意到自然哲学观念对经脉学说形成的影响，但大都未能深入研究下去。本文致力于从医学内部问题的演进和自然哲学的影响两方面来捕捉经脉学说诞生的历史。

1. 脉的观念的诞生

中国古人在西周时代已经具有了脉的观念，认为脉是人体内血液流布的管道，像江河一样，支流纵横。《说文解字》是公元100年前后完成的作品，他的作者许慎在提供小篆作为基本字体的同时，还收录了一些异体字，其中有被称为籀文的字体，据传是西周时期的汉字。一些文字学家也发现，它的字体结构与西周中晚期的金文颇多相合，而把它看成是早于春秋时代的字体。在《说文解字》收录的籀文中，发现有“脉”字，按其结构，可以隶定为“娠”。左边的字符代表血液，右边的字符象征着支干交错的江河，它们的合体反映了早期脉在人们头脑中的形象。中国古人早期的这种脉的观念，很可能源自人们对体表静脉所做的联想。这样的解释非常符合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我们最容易看到的身体组织之一就是体表突起的静脉。同时，现存文献上的证据也支持我们的解释。在反映春秋时代历史的文献《左传》中，存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条有关脉的文献。虽然它谈论的是马身上的脉，但我们可以认为它反映了一种普通的脉的观念。公元前645年，秦晋交战。晋国打算使用郑国上贡的战马，大臣庆郑对此很为担忧。他认为，作战时应使用本地养育的战马，它们熟知主人的指挥。而由他国进贡来的战马，在战场上容易受惊，不听号令。它们“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张脉”即涨起的血脉，给人以外强的感觉，表明人们从外面能明显看到。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脉是体表可见的突起的静脉。“阴血”很可能表明古人已经观察到了静脉中的血是黑红色的。

中国古人早期的脉的观念虽然来源于对体表可观察到的静脉所做的联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了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静脉观念，如静脉的回流等。对他们来说，这些体表凸起的静脉，只不过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局部的枝桠纵横的管子而已，里面流淌着黑红色的血液。他们只是从这些管状物出发，猜想它们就是人体中的血脉，从而构建了最初的脉的观念。这种脉的观念是粗浅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可能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含混的观念而已，没有文献显示它具有医学上的深刻的意义。但是，在战国时代，脉的观念本身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开始成为医学中非常重要的观念。催生这种变化的思想上的重要因素，是春秋时期开始流行的气的身体观。

2. 气的身体观的流行

大体从西周晚期开始，对于天灾人祸，一些思想家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是鬼神作祟的观念，转而持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气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的观念，在后来的历史中，它几乎影响了中国人知识和审美活动中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医学。气的观念很可能产生于古代学者对大气所做的联想，后来渗透进医家对身体的看法中。春秋时代晚期，气的身体观已经开始流行。气被看成是在身体内流动的东西，当这种流动受阻时，身体就会生病。《左传》记载，公元前541年，郑伯派宰相子产作为使者访问晋侯的病情。在晋国滞留期间，他曾对晋国的大臣叔向讲述了一段养生的道理。“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噎之，而生疾矣。”君子在不同的时段要做与之相应的事情，如早晨要听政，夜晚要使身体得到安息等，以此来节制和畅通身体里的气，不要使气有所阻滞以使身体虚弱，罹患疾病。稍晚时代的孔子有一段讨论人生修养的话，记载在汇编其言论的《论语》中。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在人的一生中，少年、壮年和老年时期的血气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决定了那个时期人的身心特征。针对这些特征，孔子提出要戒色、戒斗、戒得。

上面两段材料虽然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春秋时代气的身体观的一些片断，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观念。生命从诞生到死亡，它的变化是由气或气血来推动和决定的。身体疾患的发生，从最深层的原因来看，是由体内气的亏损与异常的阻滞造成的。这种气的身体观带给医学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医家开始认为，气才是根本反映身体状况的东西，并在临床诊断中引入对气的观察。《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康王让蘧子冯做令尹，掌管楚国的军政大权。蘧子冯称疾不仕，饿着睡在床上。楚王派医生去探视他。医生回来禀复楚王，说他“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意思是说他非常瘦，但血气没有异常的变化，断定他没有病。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临床诊断的记述，它没有交待医家是如何来观察血气的。但它反映了一种现象，即在这个时代，气已经变成医学诊断上最具本质意义的东西。

3. “动脉”的发现

当医家们认为气才反映着身体的本质状况时，他们开始致力于发明一些能够诊断身体内气的状况的方法，脉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些行走到体表的动脉的搏动，手腕桡侧的脉搏是我们最为熟知的。实际上，在身体的许多部位我们都可以指触到脉动。古代医家认为这些脉动，是体内气动的表现，通过对它们的触查，可以把握身体的健康状况。这种最为原始的脉诊方法，我们还能在后来的文献中看到它的蛛丝马迹。《素问》是一部汉代成书的著作，但在该书“三部九候论”篇中保留有早期脉诊身体气的状况的内容。该篇提到指触“两额之动脉”以观察“头角之气”，指触“两颊之动脉”以观察“口齿之气”，指触“耳前之动脉”以观察“耳目之气”，反映了脉诊的诞生与气的身体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脉诊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了许多变化，涌现出了一些不同的流派。一些医家团体关注动脉搏动的异常与疾病的关系，在叙述上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式，即所谓的“是动则病”，意指某某脉动则病。还有一些医家关注触察动脉搏动时指下所感受到的虚实、滑涩、浮沉等，发展出了一套脉象学说。虽然这些变化使脉诊与气的关系变得隐晦起来，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人们对动脉观察的多样化发展。灸刺疗法的实践成为在脉诊之外的另外一条观察动脉的重要途径。它与动脉发生关系，很可能和气的身体观及脉诊的流行有关。在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的古脉书中，已经出现了灸刺相关动脉部位的内容。在《素问》和另外一部成书于汉代的著作《灵枢》中，我们能够看到更为典型的材料。《素问·骨空论》篇记载的灸寒热之法中，提到灸毛际动脉和跗上动脉。《灵枢·杂病》提到，气逆上时，刺胸下动脉；腹痛时，刺脐左右动脉等。对一些大动脉的针刺是危险的，《素问·刺禁论》篇提到，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等。这里的大脉分别是足跗上动脉和股动脉。脉诊和灸刺动脉，带来了古人对动脉的大发现，它们后来演进成一些穴位。其中一些以“溪”、“谷”、“渊”、“泽”、“冲”等命名，如上肢的少冲、中冲、关冲、太渊、合谷、尺泽、曲泽，下肢的太溪、太冲、冲阳、解溪，头部的率谷等，表明古人将这些部位看成是气血涌动的地方。动脉也被看成是脉气在体表的出入之处，故医家又多称这些部位为脉口或气口。出于同样的考虑，医家也将一些动脉部位命名为“门”，如上肢的神门、郄门，下肢的冲门、箕门等。一些动脉部位还被看成是储藏气的地方，如胸部的气舍、上肢部的天府等。在早期脉学中，也有体表静脉被误作为动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贯通足下肢内侧的大隐静脉。在出土古脉书中，记载了一种脉诊方法，以一手于踝上触按这条脉，以另一手当踝前叩击，触按的手就会感到此脉的波动。显然，医家把这种因叩击而产生的血流的波动误为气动，从而把这条静脉也纳入脉的体系内。该脉后来被称为“足太阴脉”。

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医家所谓的“动脉”，虽然在部位上相当于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走行到体表的一小段动脉，但这并不表明古代医家具有了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动脉概念，知道了动脉与静脉的区分等。在古代医家那里，所谓“动脉”，指称的就是在体表可指触到的跳动的脉，它是隐藏在身体里的更长的脉在体表的露头。它的跳动，是由脉内的气的活动造成的，与现代医学上的动脉概念有着天壤之别。对动脉的兴趣，也带来脉的观念的很大变化。原初脉的观念来源于对体表可见静脉所做的联想。当人们发现动脉之后，气成为在脉内流注的东西。体表可见的静脉，因为指触不到气动，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游离于脉的观念的边缘，以致于后来在民间人们称这些体表的静脉为“青筋”。有关脉的观念，开始以动脉为模式进行构建了。

4. 太少阴阳四脉

伴随着动脉的大发现，古代医家知道了更多的脉动部位。这些散见在体表的、不规则的脉动点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引起了一些医家的兴趣和猜想。其中，一种在足部构建的太少阴阳四脉学说，在经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出现，则又受到当时流行的宇宙论的影响。在战国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认为，四季的变化是由阴阳二气的推移造成的，即“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为了更为精致地说明在不同季节阴阳的强弱变化，他们提出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的观念。由少阳到太阳，阳气转为极盛，为春到夏。物极必返，阴气开始萌生，复由少阴转化为太阴，为秋到冬。如此循环不已，形成四季的变化。它们与四季的配属见表1。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医家们会感兴趣将身体中的一些事物与这种太少阴阳的宇宙框架联系起来。在足部建立脉的太少阴阳学说，显然又与足部的形态和医学实践有关。足部很容易诱发人们将其与太少阴阳的宇宙框架联系起来。它天然地分为足外踝侧和足内踝侧，每侧的踝骨又将该侧二分，形成四个对称的部位。在阴阳观念中，内为阴，外为阳；前为阴，后为阳。依据这些原则，则足外踝侧为阳，足内踝侧为阴。内踝前侧又为阴中之阴，为太阴；内踝后侧又为阴中之阳，为少阴。足外踝侧可依次类推。由此，足踝部位完美地体现了太少阴阳这种宇宙框架。早期的灸刺疗法主要集中在足部附近，足踝部还是脉诊的重要部位，医家们对这些部位的动脉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另外，足踝部发现的若干处动脉，也助长了人们将它们的分布与这种宇宙论联系起来。人们在足踝部发现的若干处动脉分别是：足内踝后侧太溪部位动脉、足内踝前侧伪动脉——足大隐静脉、足外踝前侧丘墟部位动脉。在人类的知性活动中，观念的力量往往让经验观察变成它的婢女，如一些古代医家确信，一年有365天，人体就应有365穴、365络、365节等。在足部脉的阴阳学说构建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知性的活动。当医家们确信足踝部脉的分布是合乎太少阴阳的宇宙框架时，是否存在一一对应的身体现象似乎就不太重要了。在足外踝后侧，古人很难指触到脉动，但从太少阴阳的宇宙框架出发，他们确信这里存在脉。由此，脉的太少阴阳学说形成了。它们的名称与部位见表2。

在足部建构的脉的阴阳学说，后来又被复制到臂部，产生了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太阴脉和臂少阴脉这些观念。为了以示区别，在足部的太少阴阳四脉上又加上了“足”字。不过，在出土古脉书中，还残留有这些未加“足”字的脉。

5. 阴阳观念与脉的循行

对古代医家来说，脉一直是体内血液流布的通道，具有相当的长度。当脉在医学中变得日趋重要后，医家们会更为急切地希望了解脉在体内的循行。脉诊虽然带来了“动脉”的大发现，但这些体表上散乱的动脉点并不能告诉我们脉在体内的真实路径。那么，古人是如何描画出体内脉的循行的？出土古脉书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与后世的经脉学说比较起来，古脉书的内容要原始和简略得多。正因为如此，它更能让我们看清早期经脉循行的特征，即它们的分布有着极其规则的一面。出土脉书中经脉循行的大体特征如下：在四肢，阳脉循行于足臂的外侧，阴脉循行于内侧。在躯干，阳脉循行于体外部，阴脉循行于体腔内部。阳脉尚要循行到头部，而阴脉则大都止于体腔内。各脉之间基本上没有交叉，呈平行的分布。上面这些特征是就其大体情况来说，也有极少地方与这些规则不合。在后面的论述中大家将会看到，这种与规则的差违，是由一些具体的情况造成的对规则的修正。科学史研究表明，观念在人们的探索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古希腊时代的自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教导人们大地是球形的，并不是出于一种经验主义的原因，如日月蚀时影子出现圆形轮廓，而是在理论上他认为所有固体中最完美的是球形。古脉书中经脉的规则分布，也令人怀疑它是基于一种观念的安排。当我们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来考察经脉循行的路线问题时，再次看到经脉学说背后隐藏的阴阳观念的影子，从而对经脉循行路线的确定可以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当医家们在足踝部提出了一个太少阴阳四脉的学说时，这四条脉也就获得了相应的阴阳属性。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物以类聚是事物之间产生关系的一个路径。这一原则规定了阳脉只能走行到身体的阳性部位，而阴脉则只能走行到身体的阴性部位了。实际上，十一经脉走行的特征恰恰遵循了这一原则，这暗示着古代医家正是按阴阳的观念来确定脉的走行的。四肢部位外侧属阳，内侧属阴，故阳脉走行外侧，阴脉走行内侧。在进入躯干部位时，体腔内属阴，体腔外属阳，故阴脉开始向体腔内循行，阳脉则走行于体腔外部。如，臂太阴脉和臂少阴脉之心，足太阴脉与胃相联，足少阴脉之肝。而阳脉则不见与内脏有关。在身体观念中，头部一直是属阳的，故阳脉走行到了头部。太少阴阳四脉存在阴阳上的强弱差异，因此，它们也要在相应的、在阴阳上或强或弱的部位循行。这使得它们呈现一种平行的分布，而不互相交错。这种情况在四肢部位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身体的阴阳划分上，往往因视角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在一些医家的学说中，又认为背为阳，腹为阴。与上面提到的体腔内为阴，体腔外为阳的观念明显属于异质的观念。中国古代医家在构建学说时具有折衷倾向，在确定脉的走行时，他们将两种观念进行了调和。如足太阳脉在走行体腔外部的同时，也遵循了背为阳的观念。足太阳脉按其性质，属于阳中之阳。该脉在从足外踝后侧上行到躯干部位后，开始弯向脊柱方向，然后挟脊上行。因为作为背的中央的脊柱附近，属于阳中之阳。阴阳诸脉按各自的属性在身体的相应部位延伸的同时，也与脉诊在这些部位发现的一些动脉发生了关系。这些进行脉诊的动脉被整合进经脉中，成为经脉的一个部分，如臂内侧的尺泽和天府就被整合进臂太阴脉中。在这种整合过程中，一方面经脉的路线得到修正，另一方面，身体各处发现的、不规则的动脉，因被整合进经脉这种身体系统中，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6. 数字与脉学的综合：十一脉

在战国到东汉这数百年间，经脉学说先后有过4次大的综合，它们的成果分别形成十一脉学说、十二经脉学说、奇经八脉学说和二十八脉学说。其中，十二经脉学说后来成为主导的经络理论。出土古脉书中的十一脉内容，是经脉学说的第一次综合，十二经脉学说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十一脉学说包含5条阴脉和6条阳脉。关于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廖育群就指出，这不是一种经脉学说尚不完善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按照天六地五这种阴奇阳偶的数术观念决定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它揭示了十一脉学说的构建与一种数字神秘主义有关，遗憾的是，这种观点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天六地五”，是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的一对神秘数字。《左传》记载，公元前541年，在晋侯罹患那场大病时，秦国派医和去给晋侯诊病。医和分析病因时提到了一种宇宙论，认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国语》更将其概括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所谓“数之常”，意味着宇宙是按五、六的数目生成的。

这种神秘的数字观念，很可能在战国晚期的一些地方得到了复兴。信奉这种观念的医家团体首先用它对一些经脉学说进行了综合。对他们来说，身体里的经脉也应该是五条阴脉六条阳脉。最终，他们以太少阴阳四条经脉为基础，再加入阳明脉和厥阴脉，凑足了一个五阴六阳的经脉体系。

五阴脉：足厥阴脉、足少阴脉、足太阴脉、臂太阴脉、臂少阴脉。

六阳脉：足少阳脉、足太阳脉、足阳明脉、臂少阳脉、臂太阳脉、臂阳明脉。

在这种新学说的创建过程中，他们分别将可能起于颈部的阳明脉和腹股沟的厥阴脉，延长到了足部，形成足阳明脉和足厥阴脉。仿照足阳明脉，在臂部的相应位置，确定了臂阳明脉的路线。在这种新学说中，足臂三阳脉大体呈平行分布，空间分布上的顺序依次为太阳脉、少阳脉、阳明脉。足臂三阴脉也呈平行分布，在空间上的分布，依次为少阴脉、厥阴脉和太阴脉。只是在足内踝上五寸处，足厥阴脉与足少阴脉发生了交叉，走行到脚面。这种例外情况，与其具体的走行位置有关。厥阴脉在腹股部位处于足太阴脉和足少阴脉之间，下行到足内踝上侧。由于内踝前侧和后侧分别为足太阴脉和足少阴脉，已没有它走行的余地，因此，它只能在踝上改变下行方向，与足太阴脉相交，然后走行到脚背内侧。阳明脉和厥阴脉是在太少阴阳四脉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经脉学说。一些医家为了构建合乎“天六地五”的经脉体系，而将它们与太少阴阳四脉学说折衷在了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医学中独特的三阴三阳观念，并在后来的中医学的发展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结  语

经脉循行学说主要是一种基于阴阳观念构建的理论，不能看作是一种客观的知识。把经脉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去接受，难免不引起困难。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寻找经脉实质的研究最终陷于困境，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资料来源：知乎，2022-12-06 18：22，河南；作者：古木之的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