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张树剑. 知识史视域下的中医技术史研究向度.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5）：85-90+2 

摘要：在知识史的视野下，知识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生成过程，它包含知识的生产场域、传播路径与实现形态，以及赖以发生与承载的人物、文本、器物与场景。中医的无形知识如概念、理论、思想等与有形知识如技术、器物等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中医的知识谱系。中医技术的发生与演变过程以及具体的器物表现不仅仅是中医学术史研究重要课题，而且与社会思潮、社群关系、科学话语权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需要内、外史研究的融通才能深得其中真味。回顾中医技术史研究的成绩并提出三个可能的研究向度：外科史、针灸史与器具史，冀有助于学界。

在知识史的视野下，知识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knowledge），而是一种生成过程（knowing），它包含知识的生产场域、传播路径与实现形态，以及赖以发生与承载的人物、文本、器物与场景。中医知识经历的承续与断裂，演变与再生，可以通过对精选文本的追溯，考察历史场景下中医知识的生成、流通与传承情景，借以探索中医知识史上的重要课题，文本是知识的重要载体，但知识不仅仅存在于文本中。文本知识大多是精英医者的专享，在金元以后更是象征着以儒医为代表的作者群体的思想。而“医者，治病工也”，以针灸、外科技术为核心的中医技艺则构成了更为具体而微妙的知识谱系，这一谱系一方面与正统的文本知识相互渗透与解释，试图互相包容并成为统一体；另一方面，亦在不间断地、无意或有意地突破正统的知识框架。两者之间的互相渗透与磨砺，构筑了中医学的知识系统。

回顾中医的史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向来占据主流，对于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医技术史的研究，除了针灸领域的研究尚为可观外，其余的问津者尚少。中医技术史的研究目前有哪些成绩，是否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学术范式，如何与新兴的学术领域相交流，有哪些值得关切的方向，笔者在此作一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的中医技术，主要是指有形的治疗技艺如外科、针灸以及相关的工具，不涉及药物与诊断技艺。

一、内史与外史融通的学术史回顾

目前，中医技术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针灸领域，这与针灸本身的发展热度与海内外的影响力有关，作为中医学知识谱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有形技艺，近十多年来对其学术史的考查已蔚然可观。首先，对其概念术语的基础性整理、考释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代表作为赵京生先生主持编撰的《针灸关键概念术语考论》[1]与《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通典》[2]，两书合计对近 600 个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从来源、本义到演化、应用多个方面作了索隐与阐发。其次，对针灸理论的梳理与考释已有系统的工作。李鼎先生早期的《针灸学释难》[3]，后来赵京生的《针灸经典理论阐释》[4]与张建斌的《经络千古裂变——理论演变与临床应用的断代研究》[5]等著作都是对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再次，学术史梳理的工作也较为深入。黄龙祥先生的《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6]是其中奠基之作，作者以多年文献与史学功力，详实地申述了针灸主要学术理论的源流与演变，其《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7]《中国针灸史图鉴》[8]等著作亦是针灸学术史杰作； 李素云的《西医东传与针灸理论认识之演变》[9]，对于一定时期内的针灸学术理论的流变作了系统阐述；李永明的《美国针灸热传奇》[10]、笔者的文章《针刺消毒史：近代以来的曲折遭遇与社会反应》[11]《新旧之辩——20世纪50年代朱琏“新针灸学”的浮沉》[12]等结合社会背景讨论了针灸技术与理论问题；台湾李建民先生的《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13]是职业历史学家中对针灸技术理论涉足较深的著作。另外，针灸器物的研究以明堂图与针灸铜人的研究最受关注，铜人研究有黄龙祥等《明正统仿宋针灸铜人鉴定与仿制》[14]及其《东京国立博物馆针灸铜人研究的突破与反思》[15]两文，另有多丽梅《俄罗斯藏中国宫廷文物——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正统铜人”研究》[16]、靳士英《海外针灸铜人考》[17]等；明堂图的研究有王雪苔《唐代甄权〈明堂人形图〉与官修〈明堂针灸图〉考》[18]。

从以上成果看，既有理论与术语阐释、器物图谱考证等内史研究，又有讨论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外史研究，此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在针灸技术史的研究中被应用，人类学学者赖立里、冯珠娣的《规范知识与再造知识——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为例》[19]中讨论了壮医所应用的药线灸。可以说，针灸技术史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方向，并形成了学术概念考释、理论阐发、内外史多种研究方法结合等多种研究范式。

外科、骨科技术史的研究也有值得圈点的成绩。外科技术史的研究有韦以宗的《中国骨科技术史》[20]，该书是首次对中医骨科技术史的系统回顾之作。李建民的外科史研究同样引人注目，著有《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21]与《近世中医外科“反常”手术之迷》[22]两本著作。王雨濛的学位论文《刀针、膏贴与汤药：清代的外科》[23]也是比较具体的研究。另外，中医眼科技术史亦有成果，肖国士、唐由之、曾明葵等编的《中医眼科全书·眼科学说源流》[24]，对中医眼科理论作了简明而全面的整理。

虽然技术史的研究有一定的专业壁垒，但在内外史学者互相学习与合作的研究过程中，传统的所谓“外史”“内史”研究越来越难以分辨。职业史学家进入医学史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而且，史学家对技术本身的关注也越来越深入，不再满足于较为外围的医疗制度、机构、医学人物等研究，而转向知识与技术本身，从而令外史研究越来越像内史。而传统的内史学者越来越娴熟地运用历史材料，同时也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使内史研究越来越像外史。其实，在学术领域，同样的关注下本没有内史外史之分。内史与外史一开始就是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人为的一种划分，这一阵营化的划分也是对医史研究的一种割裂。在知识史的视域下，内史与外史完全可以弥合，知识本身属于内史研究的范畴，而知识的产生与流通过程则是外史的研究。正如史学家余新忠所言：“知识史研究并不仅仅将医学视为纯粹的科学技术，不但会充分关注医学知识建构机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会思考知识建构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建构的知识对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25]。

二、有形与无形的知识视野

自有文本开始，如《内经》的成书，技术就被文本化了。文本化的知识经过学者整理与解读之后，即成了医学理论，作为理论的知识再经由医者运用以加固其理论的合法性，这大抵是中医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一般路径。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理论的形成与其之所以成为理论密切相关。每一个时代的中医理论都是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论，无论是外衣还是内核都有哲学因素，而非技术之“真”，事实上，永远没有“真”的理论。与之相比，技术本身要更接近于“真”。比如，《内经》的针灸多是具体的外科技术，但是其理论却经常指向天人相应的哲学解释。从知识传承方面看，理论的传承更为方便，毕竟有文本的记录。尤其是宋元以后，医书经过官方校正，印刷技术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医学理论作为一种相对标准化的知识递代传承。经由文本传承的医学理论，更多的是方脉理论，在中医技术知识谱系中属于无形的知识； 而持针执刀的手术技术（含针灸）这类有形的知识，其传承却别有路径，多经师徒授受方能流布。

所以，彼时的医学，大约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技术医，多数是擅长刀针的外科与伤科医，也重视方药但不擅说理；一是理论医，由儒及医的较多，大多精于考据，注释医经的水平比较高，善内科方脉而疏于外科刀针。由于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力，导致中医界有重理论轻技术，重内科轻外科的倾向。而且，外科、针灸等技术也渐渐被纳入内科的理论轨道中。李建民注意到宋代以降中医外科“内科化”的特点[26]。明代文人医生汪机（1463—1539）的《外科理例》言：“外科者，以其痈疽疮疡皆见于外，故以外科名之。然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其如视诸掌乎。”[27]这样的表达，代表了多数理论医的态度。割皮解肌的技术转化为方药理论可以统摄的方脉技术。然而，近代以来，以解剖学、生理学为基础的西方近代医学进入中国并在与传统中国医学角力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上风之后，知识结构与近代医学全然不同的理论医自然产生出了逆火效应，而中医学中的技术部分其实与西方医学没有多少隔阂，较易与西方医学合流。在近现代中西医论争的过程中，技术医并不认为汲纳西学有何不妥，抵制西医的主要是固守传统的理论医。此风之下，外科、针灸等技术医寻求革新的主动性远比内科理论医积极，在中医学的近代化变革历史中起到了先锋作用。不过，近代以来中医常常与民族主义纠缠不清，技术归属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谋求自身的学术独立与学术话语权的情愫，所以，在中医技术领域，以针灸最为明显，一直不肯走回外科技艺的初始形态，也不愿揭去无形的中医理论面纱。这是中医技术近代化之后进入的一个两难境地。

三、中医技术史研究的三个向度

内外史研究的交融，有形无形知识的互根互生，令中医技术史的研究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众多，但是从知识史的视域下分析，结合当下内史外史的研究基础，亦可大略梳理出几个主要的向度，其总的目的是基于对中医技艺与器具（有形知识）的生产、流通与应用的讨论，呈现不同时空下对中医技艺的认知观念变化，探讨技艺和器具产生、更迭的意义与动因，及其与中医理论与思想（无形知识）的关系。

（一）外科史：正统与民间对峙与暗通

针灸、外科等技艺较之于内科方脉而言，其知识更多地是需要专门教授的操作技术。然而，如今的中医理论话语中，却未将此类专门知识列为“中医基础理论”修习所必须。当下中医院校教材中，中医基础理论的知识版块基本立足于内科视角，如中医哲学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生理学基础：藏象、气血津液、经络学说，中医病理学基础：六淫七情等，这承接的是金元以来内科思维作主导的理论医的知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了外治技艺。

宋代以来儒医群体形成，使中医知识系统化、正典化的同时，也为中医外治技术赋予了更多的内科色彩。外科（包括针科、伤科、喉科、眼科等）内科化，成为宋以后中医技艺的一个特点与表征。然而，这一过程是如何演进的？对中医技术是促进多于束缚，抑或反之？延至近代，这一儒学化过程遭遇到科学化思潮，在中医知识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技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当下，内科化的外科，又是否具有谋求独立的离心力？回答以上问题，一方面是对中医知识正典化过程的梳理，另一方面，将诸多问题纳入到中医知识史的脉络中看，现代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中医（TCM）知识恰恰是将中医技艺的有形知识削足适履后的结果，这一过程在“正典化”中医知识体系的同时，将物化的技艺知识隐藏了。而中医知识史的研究不仅关注外科技艺知识的形态，更注意追索这一知识增减变化的过程。

在外科技术内科化的同时，另有一条更容易被忽略的知识路径，即民间技艺的传承。相对于本身就被边缘化的外科技艺而言，这是处于“边缘的边缘”的知识系统，或可称为隐性传承。内科化的技艺基本可以从历代医学文本中找到线索，这一条隐性流传的密码却大多存在于不同流派的医者手中。民间医技的传承颇具有江湖色彩，其技术文本散落于私家传抄的医书中，亦见于带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笔记中，更为直接的，就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师徒授受的门派技艺。此类具有民间色彩的技艺所承载的中医知识，又与现代以官方中医知识之间有着怎样的切磋？民间技艺与现代医学之间，是否有互相融通与解释的余地？在漫长的技术演进的历史空间中，此类技艺又有过怎样的自我革新与内在挣扎？技术表象之外，是否存在非技术因素的作用，如故事传播、民间仪式、官方保护、经济利益等？此外，外科技艺中有源于外来医学者，如眼科金针拨障术与古代印度医学相关，其如何实现了本土化进程？如此种种，都是值得考量的角度。同样，在考察这一系列问题的同时，研究者的目的不是挖掘民间技艺以光大某一疗法，并借以充实中医知识系统的库藏。我们更多地关心边缘技艺所表现出的“去中心”化的取向，正统的中医知识框架在正典化的过程中被加固，但其血肉纹理之中却有着“非正统”的技艺内容。当下的传统中医（TCM）其实是现代化的传统，只有透过这一表面皮相，才能看到中医知识形体中的细小络脉，中医知识才可以呈现出“活的”与多种表情的面貌。

同时，具有较好教育背景的儒医与贩技于江湖的走方医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分别掌握的知识之间关系如何？其中的蛛丝马迹，分布于各类史料中，对于民间医人的寻访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存在于民间的医疗技术的“活化石”能提供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

（二）针灸史：传统化与现代化之间冲突与妥协

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针灸当前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技术。发源于中国的针灸技艺在其他国家开枝散叶的过程中，本土民众基于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对其知识与技术的理解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针灸在西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异，形成了形态各异的针灸流派，都曾经或者正在争夺针灸的知识解释权。尤其是近年来，由西方理疗师发展形成了“干针”学派，在学术话语权、执业范围等方面与传统的“中国针灸”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耳针、头针等既有中医的实践经验，又有西方医学理论的治疗技术，被针灸学术吸收、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疗法支流。新的技术流派的产生必然伴随着新知识的生产，或对既有知识的重新解释，以及对技艺分布格局的打破与重建。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技艺在全球化背景下，其知识体系如何演化？技术本身如何走向？执业者的学术归属与认同感如何？

当下，对待“中医针灸”有两个主要的倾向：一者和光同尘于现代医学，形成“医学针灸”，谋图纳入现代医学范畴，至少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部分；一者更注重传统的中医色彩，重视中医技术的正宗根脉，发展成为“中国中医”知识与技艺谱系的核心。后者承接了“正统中医”的知识传承，前者则更能体现现代中医知识的再生。针灸技艺如何在现代与传统力量的角逐中前行？同时，针灸作为中国文化与技术的典型代表，走进了西方社会，不仅是输出了一项技术，更是作为一种“中国符号”，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目镜。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针灸外交更为这一技术抹上了国家权力的色彩。这样沉重的国家期许，对其技术与知识演进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针灸技艺作为中医有形知识体系中最具特色也最受关注的内容，其技艺传承与理论演变是中医技术史的必然的重要命题。自古以来针灸的理论基础与方脉医都是水乳不分，但从近代开始，由于针灸的外传导致海外流派的兴起，令针灸较之方脉医更早也更显著地具备了国际化色彩，也令针灸成为海外中医的代言者，同时，在针灸一脉，中医的传统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也由此显得更为激烈。中医知识近代以来的型塑动力，有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冲突，以此为入口，可以期冀打开中医知识变迁的门扉。

由是，不同人群，从针灸行业组织到专业院校，从医生到教师、学生到中医爱好者，从国内到海外，从学院到民间等，对针灸技艺知识有着不同的想像，针灸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对不同方向上的冲突与妥协，都值得关注。

（三）器具史：精英与大众医学的不同视角

技术的演进离不开工具的支持。中医临床中的器具似乎有限，自古以来，人们想像中的中医诊疗过程就是三指诊脉，开方，煎药。药物的剂型也不多，而且以汤药为主要剂型。明清之际，尽管受到儒学化中医的影响，外治医生用刀、针的取向式微，但在实践中，中医的诊疗工具却没有停止革新。

历史上中医器物革新主要体现在针具的不断改进、灸法用材的增扩，以及辅助针灸知识传授的针灸铜人的发明；显著的器物革新则始于近代，缘于西方医学的传入，以及科技在中国的发展。西方医学的诊疗技术传入中国，更新了中医对诊断与治疗器具的认知，如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的使用，对中医临床四诊曾带来冲击。对电的认识与应用，带来了电针仪，用以替代传统针刺手法。

这一小小的革新，令广大针灸医者解放了双手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焦虑，电针脉冲不能替代名中医手法几乎成为中医拥趸者的共识。此外，如脉诊仪、舌诊仪等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信息时代的中医诊疗仪器对人体生理病理信息的采集更为详实与方便，出现了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中医诊疗设备。当下，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中医器具的革新必然也会跟上时代的步伐，发展得更为智能。新技术的引入，以及相关领域科学家的关注与参与，一方面会帮助中医的知识结构与内容的更新，另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医而言，其应用往往会降低中医的纯粹性，因而业界存有争议。

不过无论如何，由于新技术与新器具的发明，中医知识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今日之传统中医（TCM）已经是一种现代传统，而且必将在将来成为昨日之传统。在这一知识形塑、融化、再形塑的过程中，器具是重要的催化剂。

中医器具的变革与应用，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即大众医学。中医知识的大众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倾向，大众传媒中的中医养生讲座如火如荼，城乡街道上的中医相关保健机构日渐增多，如艾灸馆、养生馆等。伴随中医养生机构的风行，各类中医日常保健器具也层出不穷地被开发出来，如艾灸贴、灸疗器、磁针、各类刮痧器具等，此外，还有如揿针等国外中医器具发明传入中国，便捷实用，引起了民众的追随。这些大众化中医保健器具所代言的中医知识的普及化，是对新技术参与的中医器具所体现的精英医学倾向的一次消解。由器具变革引致的中医知识的衍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医技艺与知识关系的变迁，也当是技术史研究的对象。

综上，在外科史的向度，儒家医学代表正统，民间医者作为边缘；在针灸史的向度，可以预见正统中医中心化的地位正在减弱，现代医学化的针灸渐渐被医界与科研界视为主流；而在器具史的向度，大众医学所沿袭的知识体系大多是正统中医的知识，而精英医学方向的知识则多是现代科学的最新前沿，两个方向已经很难说清谁处于中心，谁在边缘，这需要借助不同的视角去认识。由是，在不同向度上的研究，其题目本身就有对中医知识中传统与正统、中心与边缘的学术纠葛的思考。

余 论

技术史是学术史的重要部分，但是在重视思辩与文本的中医研究领域，似乎一直没有技术史的席位。即使在成果较为丰富的针灸史领域，其研究也多归入针灸理论的范畴，不仅在历史学界影响甚微，在科技史界也乏见互动，近年来由于内外史交流日益频繁与深入，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的进入，这一学术领域才渐被学者关注。单向的技术史研究多数应该是内史领域，但是在知识史的参与下，技术不再是本质化的知识，而是知识的生成、流通与实践的过程，还包括这一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正因为如此，才令技术史成为内外史相交融的理想田野。同时，中医理论与技术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有形知识与无形知识也不是泾渭分明，只不过相对于理论与理想而言，技术更具有形象表征，其传承过程也更需要有形的人物、器具与情境参与。而且，由有形技术承载的理论与思想往往更接近于医学之“真”，这也是技术史研究意义所在。

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向度，外科史、针灸史与器具史，是基于有形技术研究的三个领域。理论上中医作为一项传统技艺，在外科、针灸技艺之后，尚有诊断、药物与多种治疗技术，如中医独具特点的脉诊、望诊等技术的概念理论的生成演变历程均是技术史的重要课题。不过本文关注的三个向度所内含的技艺传承方式、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精英与民众的视角，是中医技术史研究比较新也比较普适的角度，本文只是举其例要以资同道探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