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袁江洋. 科学史研究向何处去？——再论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29(02)：10-20

摘要：科学史学科因学科内外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的碰撞而趋于撕裂，“万花筒之喻”不足以告慰职业科学史家。文章致力于反思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以及历史学之间的学术互动进程，以揭示科学史学科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位于学科深层理论层面上的危机，指出欲维护学科完整性和学科自主性，科学史家须重返萨顿理想，发展长时段全球科学史。

现代学术具有开放性，科学史亦然。每一领域皆有“不速之客”跨界而来，激起思想的碰撞和竞争，进而促使学术之花灿烂绽放。那么，在开放学术氛围中，如何维护学术自主性？如何辨明职业科学史家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认定，构建科学史学科的意义在于可以沟通科学与人文。从一开始他就承认科学史研究的开放性，并且主张借助这种开放性来实现科学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因此，他在 1913年 Isis 杂志创刊号上宣称，要将Isis 办成“科学家的哲学杂志，哲学家的科学杂志；科学家的历史杂志，历史学家的科学杂志；科学家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家的科学杂志”。[1]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科学史学科发展历程并没有如萨顿所构想的那样，在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求真与求善之间真正搭起一座金色桥梁。时至今日，符合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已全面渗透于世界科学史研究之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后现代的西方和古老的中国同样盛行，科学与人文渐行渐远，反科学的科学史和没有科学的科学史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

在此，笔者对以往与科学史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跨学科思想互动作一番简要的检视，以帮助职业科学史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科学史学科发展之格局，辨明学科发展之方向。

1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互动：一个悖论的产生

科学哲学家惯于从科学史学哲学模型或理论，并将科学史视为其哲学模型或理论的应用领域。自逻辑经验主义兴起以来，莫不如此。然而，萨顿并不关注同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发展。作为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他对科学史的学科性质、价值、问题、主要方法、学科自主性及发展策略早已形成了系统的看法或信念。更重要的是，萨顿的科学观导源于孔德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对立，其新人文主义史学信念与孔德式的科学信念之间虽然存在张力，但这种张力并不会导致整个系统信念的崩塌。

“二战”结束后，逻辑经验主义的整体理论，包括其科学观与科学发展观，均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多方面的质疑和批判。一方面，如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劳丹（Larry Laudan，1941-）等后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们无不急切地希望科学史家能够用他们所提供的新的科学发展模型或理论替代逻辑经验主义的旧模式，用科学史案例说明、支撑自己的模型或理论；期盼之余，科学哲学家也时常主动介入科学史研究。[2-3]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全盘否定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理念，即使是真理概念和科学合理性概念，也无不遭到解构。

在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将科学哲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用作历史理论——用作科学史的理论与方法，会出现何种结果？

在克劳的《科学编史学导论》出版之前，科学哲学家阿伽西（Joseph Agassi）先于职业科学史家写出了一本题为《走向科学编史学》（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的小册子①。他不无天真地认定，科学史研究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史家沿用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及科学积累进步概念，没有采纳他的老师卡尔·波普的“猜想反驳”模型作为编史原则。因此，他号召科学史家在实践中按照波普科学发展理论的指导展开科学史案例研究。[4]阿伽西甚至自己切入科学史研究，以法拉第《电学实验研究》为对象，将法拉第的物理探索进程描绘成指向多种理论的猜想-反驳进程。[5]但是，在科学史家看来，这类研究充其量只是突出了历史的某个侧面，却忽略了很多其他方面。

就结果来看，科学哲学理论或模型向科学史的渗透，已为大多数科学史家所拒斥，如萨顿拒斥了逻辑经验主义。后来，科学史家又拒斥了阿伽西，拒斥了劳丹。原因在于，在历史学家看来，为着哲学的目的而撰写的历史，有别于历史学所内蕴的目标与价值，这种取向于某种科学哲学理论的历史案例研究来说，或能清晰地呈现和解说哲学理论，但这种清晰的认知的涌现过程却同时对历史生动而复杂的完整画卷构成某种遮蔽。

较为特殊的、须在此略加具体剖析的例子见诸库恩和哈金（Ian Hacking，1936-）。库恩于1962 年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以下简称《结构》），这本著作在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尤其在后两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库恩的第一身份，按他自己所述，是“科学史家”，而且《结构》也是以科学史家的口吻撰写的，看起来很像是一本旨在冲击和改变科学史家之科学史观的科学编史学著作。在科学史方面，库恩无疑曾深深地受惠于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在这本书中，他将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版本的、大写的、单数的科学革命概念（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升级为哲学版本的、小写的、复数的科学革命概念（scientific revolutions），以“范式-科学共同体”这一成对概念为核心构建出成套的科学革命模型，以替代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发展的积累进步模型。库恩以“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解释科学革命的本质，以急遽的思想革命甚至是心理学意义的格式塔转换描述科学革命的机制。

库恩关于范式-科学共同体成对概念的提出，恰恰构成了对康德“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的再一次回答，尽管这一答案并不能能算是一个全新的答案。库恩像康德一样关注人类的形而上学和智力底座，但他明确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这一视角由共时历史分析的视角和由“科学共同体”所隐含、所象征的社会学分析视角合并而成。库恩的《结构》暗合了 20 世纪初期物理学革命（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的建立为标志）对现代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产生的全方位冲击，但是库恩没有预料到的是，《结构》一书因其蕴藏社会学分析视角而在社会学界新兴的社会建构论者那里赢得最强烈的共鸣，以至于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说，《结构》注定要被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科学论者实行“强解读”并被引作他们必读的经典。

库恩作为科学史家，于1978年出版《黑体辐射理论和量子不连续：1894-1912》一书。[7]在此书中，他根本没有采用他自己的哲学模型，也没有讨论相关的范式、科学共同体和革命，他似乎预知不宜按图索骥地采用其范式科学共同体概念和科学革命概念来书写这段历史。所以他回归历史学家本色，按照史学家查阅资料、采访物理学家的通常做法而撰写历史，这曾让因读过《结构》而有所期待的读者和评论者大跌眼镜。更糟糕的是，库恩的这本黑体辐射史研究著作在职业科学史家那里也未能得到一致好评。[8]在笔者看来，且不说他是否运用了自己的科学革命模型，仅从史学角度来评价，也只能说，其中大篇幅的艰深数学公式与涉及实验探索的吝啬文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重思想而轻实验的做法虽然暗合他的科学史观，但很难说他真正把握了这一段物理学探索的辉煌历史。

伊安·哈金也像库恩一样关注康德知识何以可能之问题，他不限于康德的纯粹理性分析进路，而从历史视角和社会视角汲取要素和营养。他说：“康德不把科学理性看作是历史的、集体的产物，我们却这样看。”[9]178-199如果说库恩曾从柯瓦雷、弗立克（Ludwik Fleck，1896-1961）等主要探讨科学主流话语且持理性主义立场的思想家那里获得借鉴，[10]那么哈金则更多地从福轲（Michel Foucault，1926-1984）、费阿耶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等探讨边缘话语且持相对主义立场的思想家那里获得借鉴。同时，区别于想要帮助或指导科学史研究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哈金主动地、有些另类地从牛津科学史家克龙比（Alistair Cameron Crombie，1915-1996）处借用了 styles 概念，构建其基于 styles 研究的，既注重人类智力框架又注重经验的，并且兼容历史视角与社会学视角的科学哲学理论构架，其著名的《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的出版奠定了他作为 20 世纪后期一流科学哲学家的地位。[11-13]

克龙比可以说是与柯瓦雷处于同一时代的，也是英国的第一位职业科学史家，其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历时40年撰写而成的三卷本《欧洲传统中科学思维的式样》（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14]这是一部超长时段科学思想史著作。他对科学思想发展进程的理解与柯瓦雷有很大不同，克龙比认为科学思想是连续发展的。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连续论”与“断裂论”之别，克龙比的长时段科学思想史研究长期居于边缘地位，其学术影响一度湮灭于柯瓦雷科学革命叙事的洪流之中。克龙比所论之 styles 是指古希腊以来的style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doing①，具有鲜明的长时段史学概念特征。他相信，这些styles 只发生发展于欧洲（包括古希腊在内）文明传统之中，体现着欧洲科学思维和探索实践所独有的智力特征。希腊人创建了数学-演绎式样、假定-模型式样和实验式样，而 13 世纪以后的欧洲人先后创建了概率-统计式样、系统分类式样以及历史-进化式样，这些式样一旦产生，即持续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是它们引导新的学科或研究类型的产生。应该说，克龙比的研究进路是发人深省的，尽管它并不像柯瓦雷革命论纲领那样振聋发聩，尽管它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立场。

关于哈金哲学性质的科学推理式样概念（styles of scientific reasoning）与克龙比史学性质的科学思维与行动式样概念之间的重要思想联结和区别，笔者已有专门探讨，此处不再复述。[15]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作为哲学家的哈金在《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出版之前的 1975 年和之后的 1990 年，他分别撰写了两部“另类”著作，即《概率概念的发生：关于概率、归纳和统计推理概念的哲学探讨》和《驯服偶然》。[16-17]这两部著作分别探讨了概率概念与非证明知识论在17世纪的发生进程和概率论在19世纪的发展进程，它们似哲学亦似历史，似哲学史亦似数学史。然而，哈金本人对它们拒绝归类。

哈金撰写《概率概念的发生：关于概率、归纳和统计推理概念的哲学探讨》时，应该是其哲学理论的初生期，其主、副标题显示，他在开展关于概率-统计 style 的发生学研究，其主要论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概率概念是17世纪中期以后才有的概念，因为西方社会到此时才为这一概念的发生准备好条件，也就是说，概率概念的发生是西方社会与境中的一个突发现象。二是概率概念的发生，必然会导致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归纳问题的发生，即未来必将出现一位休谟，他将提出归纳问题。三是要探讨概率、归纳和统计推理概念的发生，须将视线集中于他所谓的“低科学”，如炼金术、化学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行为（如赌博、博彩）。

哲学家劳丹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书评，在肯定其研究主题的意义后，即从哲学史和科学史角度转入一系列批评。他指出，休谟归纳不过是粗俗形式的归纳（plebeian induction），较之于后来的归纳研究，休谟形式的归纳在归纳思维史研究中并不像哈金设想的那么重要，不应占据核心地位；而且，他还指出，哈金认为概率和归纳思维的发生与他所谓的如天文学、光学、力学等高科学无关是完全错误的。[18]芝加哥大学统计学系的两位数学家兼数学史家Daniel Garber 和 Sandy Zabell 在《精密科学史档案》上发表批评性论文。他们认为，哈金的概率发生论题是错误的，概率概念的产生并非源自一场突发性的革命，而是源自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他们从连续论视角提出一套完全不同于哈金论题的历史理解进路，并引用大量史料对哈金论题进行否证。[19]

我们将哈金的《概率概念的发生：关于概率、归纳和统计推理概念的哲学探讨》《驯服偶然》以及他的科学推理式样哲学理论合在一起看，可以发现，哈金挑选概率-统计式样作为他的史学研究案例并借此阐发其科学哲学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推理式样的雏形经过半稳定的发生发展期后会步入“结晶”期。“结晶”是一个取自化学的隐喻，而科学推理式样雏形发生“结晶”，就意味着发生了一种激剧变化，整个式样到结晶时才真正形成，并由此全面开启其社会化进程——干预或介入社会生活的进程。[9]至于他的概率概念研究著作如何归类，相关论题是否获得充足的史实支撑，是否为科学史家或科学哲学家接受，他都会像库恩一样对可能的批判有所预防，但说到底，他并不在意史学批判，因为他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历史，而在于借此思考并展现其哲学思想。

以上两个例子展现了西方人文学术不断批判、不断走极端的特质，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些批判本身即显示，研究者的工作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跨学科的思想互动和学术实践常常能给研究者带来新的视角和意象，但是，就科学史研究而言，真正成功的跨界学术实践是罕见的。跨学科的思想冲击是一回事，而获得完全的跨学科认可是另一回事。即使是像库恩、哈金这样具有跨学科影响力的学者，若将他们的哲学理论原封不动地当作史学理论或史学研究进路来用，也同样是不适当的或难以取得圆满成功的。

在审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学术互动进程时，平立克和盖尔引出以下“悖论”：“叙事在历史学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必然牵涉更多的独特性，同时，案例研究方法论在哲学中的规范性使用必然牵涉普遍性。”因此，“只要当代科学哲学还依靠历史方法论来构建其个案研究，就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历史做得越好，哲学就做得越差”。[20]

2　科学史与默顿及后默顿科学社会学之互动：与境主义陷阱

萨顿时代的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之间存在兼容性。萨顿与默顿在科学观上是一致的，而且默顿从身为导师组重要成员的萨顿那里传承了许多重要的信念和方法，如科学自主性信念、萨顿算术（统计分析）。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21]112 在他看来，科学社会学/史与科学内史并行不悖，科学社会学主要探讨科学家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以及社会作为整体如何影响科学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方向。默顿的追随者，如本·戴维等人，也提出了社会学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有效定义域，即谬误社会学，认为社会学分析只适用于对科学错误的分析。后来，哲学家劳丹将之表述为“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它们的说明”。[22]

随着柯瓦雷科学思想史学派的兴起，科学思想史家对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纲领提出了质疑。柯瓦雷像萨顿一样，对科学进步论深信不疑。在柯瓦雷看来，与其说是人类社会促进了科学发展，不如倒过来说，是科学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因此，柯瓦雷学派不认可默顿清教伦理促进科学进步之论题。关于默顿基于《国民传记辞典》所载科学家传记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论证清教刺激 17 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进步的做法，霍尔对此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统计科学家的宗教教派背景数据，并据之论证清教论题，就如同探讨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与他在作出重大科学发现时是穿着灯笼裤还是穿着马桶裤的关系一样，毫无意义。[23]

今天看来，柯瓦雷科学思想史学派与默顿学派之间的分歧或冲突远没有 20 世纪 60 年代的研究者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尽管两者在科学与社会谁驱动谁的问题上存在对峙，但从方法论上看，柯瓦雷传统非常强调与境主义（contextualism）和采用共时性质的与境分析，他要求研究者放下后见之明，回到历史与境中理解当事人的思想和行动；[23]而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同样强调共时性质的社会结构分析。简而言之，两者在方法论上并无根本对立。

后现代取向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也如同后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一样，从攻击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入手，发展后现代旨趣的、解构论式的或建构论式的科学史话语。但是，与默顿学派有所区别的是，他们越出本·戴维的科学谬误社会学的边界来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史，认定默顿所说的“特定的科学发现与发明”也服从且必须引入社会学分析。这些后现代学者淡化或否认科学合理性因素（科学理性思维和实验探索）在科学发现中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直至否认科学合理性和真理概念的价值，转而强调理解“真科学”（指现实中以制度化形式存在的科学界），以利益追求、权力交换、谈判协商解说“真科学”的本来面目。

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史所关注的科学发现案例都是基于短时段意义上的共时与境分析来完成，它们旨在解构科学进步或科学思想进步的宏大叙事，却从未对科学史发展的整体进程给出新的理解。诚然，就萨顿实证主义式的科学进步叙事以及柯瓦雷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史叙事而言，后来的研究者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批判、去解构，但是若批判者不能同时提供新的构建，则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就会失去其成立的理由。从萨顿时代起，综合科学史研究就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命脉，如果丢掉了综合科学史，就意味着将各门学科史交还给科学的各门学科，将科学思想史交给哲学，将科学-社会互动史交给社会学或政治学，那么，科学史这门学科就由此丧失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价值。

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关后现代科学史话语缺乏长时段研究以及富于建设性的且行之有效的学术纲领，这种先天不足的话语体系只能依附于现代话语而存在，而且只能以反讽话语形式存在。因此，在奉行科技立国宗旨的当今时代（尽管他们称之为“后现代”），这类学术难以在世界各国政府自主且充分地开启其学术制度化发展道路，以至于不得不面向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业已完成学科制度化的学科体制进行思想渗透和人才输送。

较之于参与“哲学-史学”跨界研究实践的科学哲学家们，后默顿时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史学者以及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者（socio-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数十年来一直特别关注“社会学-史学”跨界研究，他们比萨顿、柯瓦雷的直系传人们更热心于更新和改造科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学术织构，他们撰写了多种科学史理论著作，其总数远多于萨顿、柯瓦雷的传人们所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24-27]事实上，他们以建构论和彻底的与境主义改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原有的理论构架，不过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寄生”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学者在科学史界的跨界行动中赢得很大成功，除了I.B.柯恩（I. Bernard Cohen，1914-2003）等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他们在更年轻的职业科学史家那里很少引起抵触和抗拒，可以用作对照的是，后现代学者在向科学哲学界渗透时遭遇了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强烈阻击和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曾自豪地宣称，建构论纲领已在某种意义上控制了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科学史学术制度的“半壁江山”。

著名的社会建构论者，如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加里森（Peter L. Galison）夏平（Steven Shapin）等人，他们往往在本科阶段就接受过科学教育，接着在或有类似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取向的机构（如宾州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接受博士阶段的训练，然后顺利步入科学史界，并通过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判断和雄辩赢得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如夏平，他在本科阶段学习生物学，后于宾州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加入布鲁尔爱丁堡学派。1985年，他与剑桥大学科学史系沙弗尔（Simon Schaffer）合作撰写了《利维坦与空气泵》，引入陌生人视角、相对主义视角、与境决定论视角，从科学-政治学或科学-权力论角度给出“全新”的解释，给整个近代科学打上社会建构或政治建构的烙印或标签，完全排斥科学家、科学思想史学派以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学派的传统解释。这些工作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无视内史、外史之分。二是无视以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为代表的、新兴的皇家学会实验哲学研究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唯理论知识论之分。三是无视实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性质与在当时被附加于（演示）实验之上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性质之分。四是无视科学制度化进程的专业化要求。夏平还深入科学史理论与方法领域，主张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化，声称科学史与政治史具有完全重合的研究领域。[28]夏平的科学史理论重构以及他的科学史研究工作，虽然在当时已步入老年的科学思想史学派成员那里引来了严厉批评，[29-30]但在“二战”以来逐渐在后现代风格的、强调自由民主至上和政治正确的西方人文学术氛围中得到了热烈赞扬。2004 年，夏平成功地进入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这一由萨顿亲手开创的科学史研究重镇，这曾让国际科学史界的学者们一度瞠目结舌。夏平不但获得过社会学方面的默顿奖和伊拉斯谟斯奖，而且获得了科学史界的最高奖项——萨顿奖。

在此，我们须追问，为什么随着科恩、吉利斯皮等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逐渐老去或逝去，国际科学史界会发生这种基旨性的变调？同时，我们须追问，以社会建构论为智力特征的后现代科学史理论与方法，能否真正替代萨顿的科学史传统和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传统，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的主流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须追问，若今天年轻的科学史家皆遵循这样的传统，科学史学科还有没有未来？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吉利斯皮就曾敏锐地注意到并深感痛楚地抱怨说，科学史正逐渐失去对科学的把握，正在遭受冒牌学问的戏弄。[31]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变得愈加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构建论视角被大量研究者采纳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史研究日趋兴盛，科学史研究的问题及主题却不断变得碎片化，综合性的、长时段的、连续论式的科学史研究越来越缺乏。例如，科学史著作常常被写成没有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科学史，理性主义精神日渐失去，科学主义成为十足的贬义词；当反科学主义兴盛一时，真理概念本身也深受质疑时，科学发现过程被统一理解为利益驱动和协商解决的进程，科学合理性因素（如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实验）反而被一概漠视。概而言之，后现代形式的科学史研究似乎在宣称：萨顿实证科学史研究毫无价值，需要彻底遗忘；而科学思想史学派所要揭示的科学进步论题和科学合理性概念，连同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一切，皆与他们所描述的“真科学”相违背，皆为虚妄。

后现代论者对科学的非理性解说引起了科学家群体的高度反感和警惕。20世纪末，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David Sokal，1955-）在后现代主流刊物《社会文本》上发表诈文《越界：走向量子引力的转型诠释学》，正式揭开了“科学战”，他试图以此呈现社会建构论的伪学术性质。[32]在诈文中，他一本正经地“胡说”道：物理世界的事实，如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那样，不过是纯粹的社会或政治建构；量子引力，破坏了“存在”这个概念本身，为“得到解放的科学”（liberatory science）和“得到解放的数学”（emancipatory mathematics）开辟了道路。

索卡尔在某种意义上宣示了科学家群体对甚嚣尘上的后现代学术的彻底否定态度①。在此，笔者不敢设想的是，若按照社会建构论的道路走下去，科学史事业与科学事业完全背离的那一天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

3　科学-科学史-历史之互动：科学关切与历史关切渐行渐远

20 世纪 60-70 年代，科学史家从科学家手中正式接过科学史的撰写任务。在萨顿的科学-科学史-历史互动模式中，科学史被视为一种需要科学本身参与其中的元科学研究，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但是科学史的主要读者，而且兼为科学史的撰稿人。譬如，哈佛大学校长、化学家、教育家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73-1978）于1940年授予萨顿哈佛科学史教授的永久职位，并亲自执笔撰写《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以及其他科学史著作。[33]

时至 2009 年，Peter Dear 在探讨萨顿创办Isis 的初衷以及该杂志出版 100 卷的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可以这样说，在这一百卷出版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以下分流现象：Isis 已离科学家的专业关切越来越远，与此同时，科学家也离职业化了的 Isis的历史关切越来越远。”[34]

的确，职业形态的科学史正日益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这与其说是因为科学史家有如霍尔所说的那样采用了柯瓦雷式的研究方法，倒不如说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史从业者不再像萨顿、柯瓦雷那样将科学置于他们关注的焦点。

克龙比曾区分古文明中的实用知识与希腊意义上自然哲学的分支学科：天文历法在古埃及、古巴比伦是实用知识，只有到了希腊，才可以说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4]怀有强烈历史关切的研究者将古埃及、古巴比伦天文历法与古代文明的生产和政治运行关联在一起加以探讨，借以说明古代文明的知识构型与社会构型之间的关联。同样的，在历史关切的引导下，研究者须将金字塔和木乃伊置于古埃及冥神教文化与境中加以研究。与之对照的是，在科学关切的引导下，一种简单的做法是，抛开古埃及文化背景，参照今天的学科体制将金字塔和木乃伊研究当作是纯粹的天文建筑史和医学史对象来加以研究，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研究发生在年代错置的前提下。要完整地展现科学史家应有的科学关切和历史关切，还需要引入一种长时段全球史的研究视角，需要阐明古埃及的天文历法、金字塔和木乃伊等实用知识体系如何传入希腊，又如何在希腊发生演变并最终被纳入自然哲学的知识框架之下的过程。可惜的是，长时段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在当代科学史研究中少有问津。自柯瓦雷以降，科学革命论在科学史界压倒了萨顿式的或是克龙比式的科学连续发展论，而后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史研究专注于短时段案例研究，其研究纲领与长时段史学研究有着天然抵触。

20 世纪以来的学术史研究表明，科学与人文的大分离已无可避免地降临，而且分裂不仅发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还发生在人类知识之所有领域的内部，或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或表现为守护政治正确与守护真理之分，尽管早在 20 世纪初萨顿和怀特海就预先察觉到这种文化分裂的信号并力图防止或消解这种文化分裂现象。

在科学史界，上述分裂现象也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欧洲科学史与非欧科学史之分（在中国表现为中西科学史之分，表现为研究对象相异），有意识形态阵营之分（即不同版本的政治正确之分），有民族主义阵营之分（表现为欧洲中心论与非欧文化的民族主义之对峙），有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之分（表现为方法论相异）。甚至，科学社会学/史圈内有默顿式科学社会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史之分；科学思想史群体内部有柯瓦雷科学革命论与克龙比科学连续发展论之分；科学革命论内部还有大物理主义与反对大物理主义的两种态度之分。所有这些分野不仅体现着学术分工之不同，而且体现着关于科学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之对峙，还体现着对话禁区的存在——持不同立场几乎就意味着彼此之间无法完成对话。在此情形下，如何定义科学史？科学史还算得上是一个合法的专业领域或学科吗？这些问题均不再像在萨顿和柯瓦雷时代那样有着清晰而确定的答案。[35]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说科学史应该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而继续存在下去，那么，科学史家还是要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家们所认定、所探索的科学事业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并发展至今的？

要回答这一问题，科学史家就必须站到长时段全球科学史的视角下反思科学史、反思科学史学史。

时至今日，科学史作为科学辩护或礼赞科学事业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科学史就应该成为今日之科学史的主题。科学史家不能因为谋求自身理智的独立性或学科独立性，就必须践踏科学并拒绝与科学家共享任何信念，譬如真理与科学合理性信念；也不能因为看到科学家群体内部的某些勾心斗角画面而就此否认真理概念和科学合理性概念，其对科学家群体的行为仍然具有规范力和约束力；更不能因为看到现实中科学与政治之间的高度关联以及科学背后常伴随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影响，而就此宣称科学史与政治史具有完全重合的研究领域。科学史家完全没有必要冒充“陌生人”来观察科学史，譬如，冒充既不懂科学也不懂哲学的门外汉来观察波义耳与霍布斯之间的论战，并且傻乎乎地为霍布斯嘲讽波义耳实验哲学为“a philosophy of machine”而叫好。事实上，这样做既不合乎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和评价准则，也不合乎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福曼在探讨科学史家的独立性时曾经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有不少科学史家曾错把职业的独立性与理智的独立性混为一谈。[36]在他看来，就科学史家而言，独立性应当是指理智的独立性。历史之意义最终植根于史家的道德判断，而科学家却回避道德判断，奉行“超越（Transcendence）”之宗旨，而“超越”不过是一种幻象和动机，它引导人们摆脱世俗生活或现实世界的纷扰，进入一个由理智的或美学的思想或理念所构成的超现实世界，一往无前地前进，并不断地提升自己。因此，当一个科学史家追随科学家进入这个超现实世界时，尤其是当他将视线过于狭窄地收缩于这个世界甚至只是关注其中的一部分，即知识世界或波普所说的“世界Ⅲ”时，他所能做的唯有“礼赞”（celebration）？然而，“礼赞”不可避免地导致“缺乏自我意识”的辉格史的产生，而对辉格史的反思又必然会要求研究者引入反辉格史的研究进路。但是，在不放弃“礼赞”的前提下，反辉格史的进路又必然是行不通的。福曼指出，科学内史研究者是在缺乏比“礼赞”更富于意义的道德动机的情形下转而开始追求真相以反对辉格史，但这样一来，他们便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试图揭示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却远离外史性的史料。历史真相注定要与“礼赞”发生冲突。因此，福曼建议科学史家以“批判”（criticism）代替“礼赞”，与“超越”作别。从“批判”角度确立道德动机并付诸实践，“科学史家就必须对现实中的不快与悲哀要有一种食欲，也必须乐于孑然伫立于世上、摆脱种种支撑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与科学家一道爱神话胜于事实”。[36]他还强调说：“只有对科学知识施行彻底的历史化——参照世俗因素与人的因素而非诉诸某种超现实的东西，解释科学知识的种种特殊部分或结构——科学史家才能摆脱辉格史纲领，获得理智上的独立。”[36]

但是，福曼的论述系基于极不真切的前提，并且采用了类似于印度因明说中“难难”（故意曲解论敌，再加以驳斥）的驳难方式。必须看到的是：第一，科学家追求卓越，但绝非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第二，对于科学史家来说，“批判”与“礼赞”并非截然对立，只能二者择一；第三，即使持“批判”立场，也并不意味着批判者就“摆脱种种支撑性的意识形态”；第四，科学史家欲寻求理智独立，并非一定要与“超越”作别。在我看来，之所以说科学史家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的历史意识，是因为他们未能自觉地上升到长时段全球科学史的高度深入思考科学史及科学史学史，并且由此找到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正说明，今天我们尤为需要“超越”精神。“超越”，作为一种深层理念或动机，是绝不应该从科学史家的历史意识的纵深处被清除出去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无不在追求着超越，当福曼提出“对科学知识施行彻底的历史化”时，他不正是在试图实现某种超越？

科学史家不能因为想要回避辉格史进路而生造历史的复杂性，而就此否认科学进步，甚至断言科学知识是任意的、相对的。

自巴特菲尔德在其《历史的辉格诠释》中定义并批判辉格史进路及宗旨以来，辉格禁忌赫然成为科学史界不容违背的一条重要规则，尽管历史学界并不在意所谓的辉格禁忌。库恩曾于 1968 年描写道：“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围内（永远不是完全这样，历史也不可能是这样写出来的），科学史家应当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在革新家用他们的发现或发明改变科学的前进方向之前，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所显示的固有传统。”[37]108

然而，霍尔在其发表于 1983 年的《论辉格原则》一文中对所谓的辉格禁忌进行了清算。霍尔指出，巴特菲尔德并没有在其《历史的辉格诠释》中给出任何反辉格史的研究进路。霍尔以伽利略“可是，它的确在运动”式的口吻宣称科学的确在进步，并自信地论断道：“所以，在我看来，辉格式的进步理念已然无可避免地被确立于科学史中。”[38]57由此，我们就需要追问，库恩所表述的“新准则”源于何处？其实，这种新准则完全导源于柯瓦雷的概念分析，与《历史的辉格诠释》并无本质关联。

我们知道，自兰克以来，记录、描述真实的历史，一直为许多史家引为自己的信念和使命。兰克在其著作《回忆录》中庄严宣称：“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39]178

但是，历史学家们在史学实践中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方面，“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是极为困难的，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证实证史学一定能够揭示真实的历史；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使命也绝不仅仅在于“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历史学的箭头，在指向过去的同时，也真切地指向人类的现在与未来——换言之，过去的事件不但有其相对于“过去”而言的意义，而且有其相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以及“现在”或“未来”而言的意义。

4　结语

科学史这门学科从其学科制度化进程开启之际便一直存在着深层次的理论危机，在萨顿时代，这表现为其新人文主义史学理念与实证史学编史纲领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张力，也就是说，实证史学编史纲领不足以帮助他实现其科学-人文主义理想。当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转而追随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采纳以“科学革命”学说为基调的历史断裂理解模式理解科学在全球发生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之时，这种内在于科学史学科的理论危机又表现为对科学发展连续性的否认以及对共时性质的与境方法论的过度依赖，其结果是相关科学史研究由此染上了相对主义色彩，并为社会建构论纲领向科学史界的全面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当科学知识社会史研究趁势而起之时，科学史学科原有的、潜在的理论危机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建构论的科学编史学纲领染有鲜明的西方后现代社会政治色彩，非但不能为科学史学科完整性和独立性提供有力的新辩护，反而促使科学史研究彻底地碎片化，甚至在其上打上了无视科学或反科学的烙印。

切断了历史，放弃了长时段研究，科学史家就放弃了对人类思想、社会和文化之深层结构的把握，也就放弃了对科学整体历史的把握，就会成为真理的背弃者，其所书所写，终将失去学术意义。而在长时段全球科学史的视界中，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历史时间的连续统一。历史学家需要辨认过去，更需要“为历史赋型”，科学史家亦然。[15]为此，科学史家须回到萨顿理想，回到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回到科学国际主义，回到大历史，回答长时段全球科学史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