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财富中文网，2020-12-07

“轴心时代”理论为历史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成为推进晚近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动力。

读过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的人都会记得，黑格尔持有西方中心论立场。他把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看作精神发展的三个递进的阶段。

在对史诗的论述中，黑格尔宣称：“过去时代的史诗都描绘出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也就是欧洲人的权衡力和受理性节制的个性美对亚洲的组织简陋，联系松散，貌似统一而经常濒于瓦解的那种宗法社会的耀眼浮华的胜利。”（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9~130页）在他的笔下，世界历史的重心从东渐转向西，由东方世界（中国、印度、波斯）经古希腊、古罗马而抵达日耳曼。东方世界是世界历史的幼年期，希腊世界是世界历史的青年期，罗马世界是世界历史的壮年期，日耳曼世界是世界历史的老年期。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绝对精神显示自身、认识自身、实现自身、返回自身的过程。绝对精神的本质即自由，故而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世界历史的进程和自由意识的进步基本上是相合的。“东方从古到今知道‘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世界历史是东方到西方，“西方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精神已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第111页）。他认为中国和东方是历史的绝对起点，但仅此而已，中国和东方永远无法摆脱“蒙昧”的“孩童状态”。“精神就像太阳，它从东方升起，因此，历史是从东方开始的。西方虽然是由落日的余晖照耀着，但是，由于自由意识的成长和普遍化，太阳此时散播着更为高贵的光明。”（同上）最后，是日耳曼民族在承担世界精神的最后使命。

可悲的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废墟中，黑格尔的同胞雅斯贝尔斯意识到他的著名前辈的历史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写道：“将西方文化的封闭循环与世界历史的不言自明的等同已经被打破。”雅斯贝尔斯对黑格尔的异议，集中体现在他尝试建立的“轴心时代”理论上。这一历史哲学的改写，是为了摆脱黑格尔对世界历史过度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框架，旨在包涵多样化的历史经验。换言之，雅斯贝尔斯想超越黑格尔以欧洲为中心的体系的特殊性，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普遍概念。由此，阅读雅氏世界史的一种方法是将其视为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的“扬弃”。

首先，雅斯贝尔斯反对把中国、印度和希腊看成精神从低级到高级递进发展的序列。“我们恰恰要承从中国到希腊的阶梯发展顺序，不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来讲，它们都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情况倒是它们是在毫无接触的状况下，同时并列存在的。起初几条从其起源就相互分离的道路似乎通向共同的目标。在三种形态中存在着同一的多样性。它们有着不同的根源，其后经过了间断的接触后，最终自几个世纪以来，实际上是从今天开始，历史才成为了唯一的统一体。”

也就是说，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世界文明的进步并非从东方迈向西方，黑格尔所认为的从中国到希腊的这一发展顺序从来就是不存在的。既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说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史观是对黑格尔的“扬弃”而不是简单抛弃呢？扬弃（音译“奥伏赫变”）是在黑格尔著作中发现的一种辩证性术语，意味着既“取消”又“保持”。尽管雅斯贝尔斯对黑格尔的立场提出了许多批评，但他的前提假设与黑格尔不无类似。他相信历史是价值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指南，因为它具有起源和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多么难以捉摸和不可知。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剧舞台上的演员是不同的文明，它们同样也是精神的体现。在此，与黑格尔的一个关键差异是，雅斯贝尔斯不相信伟大的文明是相继出现的，其中一个为下一个铺平了道路，而是认为，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印度和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处于平等地位，前者并非后者的先驱。

依据雅斯贝尔斯的认识，“轴心时代”诞生了当今世界上许多宗教和哲学传统的起源，它包括三重特性：其一是同步性。几乎是在同时，在中国、印度、中东以及欧洲，亦即在从希腊至东亚这一地理轴心上，在思想上出现了类似的成就；其二是历时性。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大哲学家之思想发展，又是其每一特定文化圈其后发展之轴心；其三是普遍性。轴心时代第一次以崭新的视角向人们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种理论为历史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成为推进晚近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动力。本质上，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普遍史问题”。曾经一度，皮特林·索罗金、阿诺德·汤因比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人的著作使人们对历史周期与文明更替等宏观历史探究产生了强烈兴趣，现在，一些学科中的文明转向开辟了有关这个领域可能再次产生“大”书的前景，不仅仅是局限在高度专业化的零散研究，而是提出重大问题、可被广泛阅读并引发公众辩论。

然而，这样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是在19世纪及其知识传统的阴影下产生的。从那些传统中，我们继承了关于进步、发展和现代化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曾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也是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界对“宏大叙事”持有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

到了21世纪，我们还是不得不处理过去遗留的重大问题。我们可以像雅斯贝尔斯那样，通过证明“轴心时代”及其产生的普遍性真理，来证明人类历史的根本统一吗？痛感于人类的分裂造成的不幸，我们或许迫切希望找到这样的证明，因为那将是我们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