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2018届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二）近代中医学体制化研究状况

近代以来，中医学受到西方医学的严重挑战，加之政治因素的作用，中医学一度被严重边缘化，面临着被废止的窘迫境遇。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医界的有识之士率先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医学体制表现出的的种种优势。于是，他们效仿西医学，建立了中医学校发展中医教育、创办中医医院、创建中医学社团加强交流、出版中医期刊宣传中医学知识，推动着中医学体制化的进程。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中医学体制化多侧重于个案研究。中医学社团方面的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董泽宏博士的论文《民国时期的北平中医药发展史研究（1912一1949）》（2005）对北平中医学社、北平国医职业分会、国医砥柱社和国医求是社的人员构成、出版物以及社团活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社团多是群众自发组成的，存在运行经费不足以及活动范围受限等困难，这也是民国时期众多中医社团的共同难题。河北大学的张文光的硕士论文《上海医界春秋社研究（1926—1937）》（2011）全面介绍了医界春秋社的组织机构及运行状况、人员层次、社团活动、出版刊物以及参与的重要的中医学活动等内容。河北大学的齐丹的硕士论文《神州医药总会研究（1912-1951）》（2013）、叶晓青的《清末中西医学研究会》（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2期）以及王志彬的硕士论文《中医改进研究会研究》（河北大学，2011），从不同的中医社团着手，在中医学社团制度化方面做了相关研究。

中医学期刊方面的研究：彭榕华、段逸山的《＜苏州国医杂志＞述评》（中医文献杂志，2012年第6期）从期刊设置栏目着手，对国医杂志中设立“生理”、“病理”和“心里”栏目进行评述，表明民国中医学关注西医学的内容；杂志还以较大篇幅开设了“医案”、“讲义”“译著”等栏目，便于学者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贾智玲、段逸山的《从＜医界春秋＞和＜复兴中医＞看民国时期中医教育》（中医药文化，2012年第3期）、杜建杰的《从＜医界春秋＞看民国时期中医发展的时代特征》（光明中医，2009年第10期）、肖梅华《民国中医期刊＜寿世医报＞》（中西医结合学报，2009年第6期）以及贾智玲的《民国期刊＜自强医学月刊＞研究》（中医药文化，2011年第3期）等论文，从期刊内容、指导思想、医学交流与宣传方面对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期刊进行了分析。

中医教育方面的研究：盛亦如、吴云波主编的《中医教育思想史》（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一书将近代中医教育部分重点论述，主要针对该时期著名医家兼教育家张山雷、丁甘仁、恽铁樵、施今墨等人的中医教育思想作了详尽地分析。除此之外，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一书选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大视角，以此来探讨近代中西医学论争的历史背景，尤其围绕着“废止中医”论展开了深入研究并旁及近代中医教育。朱潮于1988年出版的《中外医学教育史》（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一书对民国医学教育进行了略论，具体包括中医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总体而言稍嫌简略。此外舒新城等《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盛增秀等《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马伯英等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邓铁涛、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何小莲著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等著作虽然只是对民国时期中医教育着墨不多，但是却为近代中医教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华中师范大学刘利民硕士的《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医自救运动》（2007年）一文针对近代中医式微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中医自救的措施如中医界的抗争以及办学、开设医院、出版书籍等分别进行详细分析。文庠的《南京政府时期中医政策法规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从医疗法规层面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张增国博士的论文《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2011年）对民国时期的民办中医学校和官办中医学校按照清末、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进行了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中医学校教育内容，包括中医学校开设的课程和学习年限、考核制度、课程教材建设、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是中医正规教育的开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葛燕萍硕士的《民国时期中医教育思想的嬗变——以广东为例》（2010）以广东为例，进行中医学教育的个案研究。

中医医院方面的研究：曹丽娟的论文《苏州国医医院探索之路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第1期），论述了该医院率先采用统计列表方法，核实经方疗效并制成多种表格的创举，除此之外，还探讨了该院采用西医诊断、自编教材培训护士、建立规范的病历和医案以及出版院刊等等。曹丽娟的另一篇论文《民国时期中医医院类型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1期）对民国时期的中医院进行了分类：国立中医院、私立中医院、省立中医院、专科中医院和综合中医院等类型，说明了中医院相较于中医诊所的规模化、集约化及专业化的优势，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这些优势更是显得十分突出。董泽宏的《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医医疗机构》（北京中医，2005年第1期）针对北京地区的三所中医医院分别是杨浩如医院、华北国医学院附属医院、孙子云医院展开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张毅之硕士的《民国时期广州中医慈善医疗组织研究——以方便医院为例》（2007）从慈善机构角度出发，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医学在社会慈善方面的建树。作者从方便医院的运行机制写起，对方便医院的医疗服务、公益活动、慈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开展的免费的医学教育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从具有代表性的广州方便医院、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医院内部的变革历程可以看出，中医药在这些较早开放的口岸城市原有的中医医院内最终完全被西方医学所取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中医药在民国时期医药领域近代化过程中日渐边缘化的历史。郑洪的《中西医知识冲突下的近代中医医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0年第11期）认为医院制度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中国，逐渐在近代中国立足并被社会大众接受它是西方医学的特色与标志之一中医在近代也开始建立医院，但建立在西方医学基础上的卫生行政规定医院必须采取西式的制度，中西医的知识冲突在中医医院中集中呈现中医界努力争取中医医院合法化，以适应医疗国家化的进程。中医在此过程中接受了自我制约和学术变革，把中医医院作为实现“中医科学化”的重要场域，而深入理解近代中医的变革，需要有国家与社会的维度。学界对近代中医学体制化层面的研究主要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而且多以描述性的史料梳理为主，虽然有的会涉及到中医学体制化的根源探讨，但是也多表现出片面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研究者缺乏对中医学体制化的整体把握。

（三）中国西医学体制化研究

中国的医疗体系包括中医学体系和西医学体系两部分，由于学界对中医学体系的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所以这里我们来了解中国医疗系中的西医学体制化部分。晚清时期西医的传播以医疗实践为中心，呈现出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特征。随着西医传播空间的不断扩大，医院、医学院、医学社团等西医体制逐渐移植至中国，对此王吉民、伍连德用英文合著的《中国医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天津：天津印刷局，1932）一书中，用编年史的方式对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作了详细的梳理。而陈邦贤、范行准、马伯英等人的医学史著作中，对西方医学的体制化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美国传教士嘉惠霖的《博济医院百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以一个传教士兼博济医院院长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民国初期西方医学在中国落脚、发展的过程，书中对博济医院的组织制度、出版图书以及培养学生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让我们对第一所西医医院在中国的壮大有了新的了解。程凯礼《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起源》等著作以及刘泽生《晚清广州博济医院的杰出学生（1855-1900）》（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3期）、陈永生《晚清西医学文献翻译的特点及出版机构》（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第2期）、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李传斌《中华博医会初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南都学坛，2003年第1期）等一系列论文，对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进行了个案研究。

李传斌、王国平《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以基督教在华传教为视角，论述了博习医院在教会影响下进行的教学和护理活动，以此分析了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苏州社会的影响。王国平的《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史林，2004年第3期）一文进一步考察了博习医院与教会的关系，主要探讨了博习医院的创办改善了民众对教会的态度并以此推动了苏州基督教会事业发展。此外，王国平、王鹤亭《苏州教会医院创办的历史条件——以博习医院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博习医院得以创办的原因是教会对医学传教事业的重视以及社会对西方医学的客观需求。探讨教会与医院体制建设的成果还有李传斌的《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高晞的《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赵厚勰《雅礼与中国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苏州大学梅凯硕士的《苏州博习医院早期历史研究（1883-1927）》（2013）等。山西大学的李爱花硕士的《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化》（2009）一文，以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医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线索，分别考察了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在近代中国医学教育中的开创之功及示范引导作用、教会医院的医学交流与研究对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化的影响以及教会大学毕业生在近代中国医学体制本土化中的贡献。

随着对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深入，促使了一批新生代学者如余新忠、何小莲、曹树基、杨念群、张大庆等加入此行列。这些学者从新史学观点出发，对人类历史上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变迁下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如苏州大学李传斌的博士论文《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2001）、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曹树基、李玉尚合著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等。同时，有关瘟疫和疾病医疗社会史的学术论文更是硕果累累。如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大陆杂志，1995年第6期）、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赖文、李永宸《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奚霞《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和《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孙武圣《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疫述论》（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林宇梅《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等等。

华南师范大学的刘远明博士的专著《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9）一书，以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将西方医学体制在中国的移植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括医院体制、公共卫生体制和医学社团体制，尤其是对西方公共卫生体制的中国本土化与中国本土的防疫体制作了比较分析。重要的是作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医疗体制的过程中发现，近代对中医资源的体制性排斥，导致中西医两败俱伤的格局，是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体制化进程中最大的败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进行中医学体制化研究的必要性。

（四）中国科学体制化研究

本文以科学社会学为理论工具，用来探讨近代中医学的体制的变迁。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进路，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建制，社会建制的存在需要社会体制的保障，科学体制必须得到社会中主流文化价值的肯定与认可才有可能得到建立和运行。默顿探讨了科学体制中的制度、机制与价值观念，包括科学的运行制度，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等方面，科学体制的内部结构、运行模式与价值观念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国内学者对科学体制化概念的研究各有侧重点：根据费孝通先生《略谈中国的社会学》（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的说法，一门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大体上应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学会；二是专业研究机构；三是各大学的学系；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五是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吴国盛教授《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一文认为，“一个学科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①袁江洋、刘钝研究员在其合著的论文《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期）中认为，“一般说来，学术的建制化历程不但涉及到学术专业团体或机构、学术刊物的组建，也涉及到学术纲领的确立或重建，故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建制化过程又被看作是某一或某一些学术信念得到扩散并得以组织实施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综合国内外关于科学建制化的概念，将科学建制化定义为是科学有秩序、有实体内涵的社会结构，它表示科学的社会模式和组织安排，包括教育科研、学会组织、交流机构的建制。”②

对中国科学建制的系统性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科学院樊洪业研究员、董光璧研究员，厦门大学郭金彬教授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主要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开展研究，发表了《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林文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从“格致”到“科学”》（樊洪业，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研究院”东渐考》（樊洪业，自然辨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命与选举》（樊洪业，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4期）、《＜科学＞杂志的历史功绩》（樊洪业，科学，1995年第1期）、《民国科学社团发展研究——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张剑，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等代表性论文，出版了《中国科学百年风云》（郭金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董光璧，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中国近代科学的转折》（林庆元、郭金彬，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陈建新、赵玉林、关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樊洪业，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1999）等代表性著作。其中董光璧专著《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一书上卷第5篇中专文论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科技学会，在中卷引论中分析了民国以来科技学会兴起的原因。该书认为，民国科技学会的勃兴一方面是戊戌维新以来学会趋势的继续，一方面是民国初期社会结社风气与科学思潮兴起作用的结果。该书将民国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与专门性科学社团一并研究，介绍了各个社团的历史，并且分析了其显示的共性：与国外科学界联系密切，是中外科学界交流的平台。

具体研究中国科学建制的论文有山西大学张培富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近代留学生对化学体制化的贡献》（2006），通过考察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化学家共同体内部来讨论化学的体制化问题。此外，山西大学在培养硕士和博士的过程中，也开展了中国科学建制的具体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李树雪《晚清留学教育与近代科学的本土化》（2003）、王婷《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2004）、卫莉《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建筑学的体制化》（2004）、毕晋峰《近代留学生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2005）、赵冬《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研究》（博士，2005）、孙毅《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科学期刊的创办》（2006）、李辉芳《留学生与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2006）、张捷《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建筑思想和风格的演变》（2006）、陈瑞霞《留学生与中国晚近数学制度文化的发展》（2008）、刘海梅《留学生与民国时期科学价值观的发展》（2008）、张晓东《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建设》（2008）、李剑利《留学生与南京政府兵工事业发展研究》（2008）、安利生《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技术制度文化的发展》（2008）、易安《留学生与民国时期物理学的体制化》（2009）、张坤《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农业科学体制化》（2009）、贾林海《留学生与山西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2009）、杨鸽《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2009）、苏鼎《中国近代留学生与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发展》（2009）、牛杰《留学生与中国近代航空教育的发展》（2009）、齐振英《中华学艺社史考及其科学社会学分析》（2010）、张哲慧《传教士与洋务运动时期科学建制萌芽》（2010）、邢学军《科技进步与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2010）、杨晓东《船政留学生对晚清海军科技与实业贡献考察》（2010）、刘艳芹《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基金资助状况的考察》（2010）、牛凯丽《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变迁与科技文化》（2011）、尹木兰《科技文化视域下新中国早期的科技政策研究（1949-1955）》（2011）、权瑞华《新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研究文献统计分析》（2011）、孙瑞明《新中国早期的“大科学“体制与科学文化》（2011）、赵小平《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博士，2012）、李爱花《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化》（2012）、王辉《论民国时期的科学精神》（2012）、王旭东《明末清初与晚清西方数学传入的建制化比较研究》（2012）、李一腾《新中国科技法制观的形成与发展》（2012）以及刘洋《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博士，2017）。其中刘洋博士的论文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对象，对山西近代中医学的体制化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从医学社团的创办、医学教育的开展、医学刊物的发行以及中医院的创设等方面对中医学的体制化进行论述，较为完整地还原了近代山西中医学的体制化进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袁振东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2006）以及张黎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建制化1949-1965》（2003）以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与社会、政府以及学术界自身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并分析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以及固有的一些阻碍科学进步的缺陷。操菊花硕士论文《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历史演进》（2002）、吴志娟的硕士论文《科学本土化：民国时期科学发展必由之路》（2003）、祁映宏硕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体制化探索》（2003）分别选取了具体学科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为视角，呈现了近代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东华大学杨小明、李强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刊出的《1937-1949年中国地质科学的艰难发展——基于建制化的分析》一文，对1937-1949年我国地质科学的教育、科研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对我国地质科学建制化历程做了一个时间段上的概述，并且指出了战争背景中的中国地质能够获得发展，是由于地质科学建制化惯性造成的。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科学社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科学史学界，早在20世纪末，就在科学社团研究方面做了领先性的研究。1996年，林文照在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提交论文：《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王渝生主编：《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专文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科技社团。段治文的专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将民国的科学体制与科学发展路径视为民国科学文化的反映，其中民国科学体制建立的基础是民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而民国科学社团是民国科学共同体的的表征。范铁权的专著《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梳理了清末至民国的科学社团的历史，将综合性科学社团与专门性科学社团一并看待，主要以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三个民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作为研究中心，将科学社团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列举了不同时期的科学社团的发展特征，认为科学社团的功能主要为传播科学，致力于民国社会的科学化运动，构建了科学体制，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张剑的专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进程，对于全面把握该时期的科学发展状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了科学史学角度之外，学术界对科学体制化的研究还涉及到社会学角度。比如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的《从奖励制度看中国近代科学的社会运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9年第2期），林文照的《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段治文教授的《试论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体制化历程》（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剑副研究员的《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变迁与中国科学组织机构体制化（1914-1937）》（近代中国，1997年第1期）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分析》（史林，2002年第1期），美国湖林学院的陈时伟教授《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等论文都对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

（五）国外近代中医学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医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Ralph Croizier首先开启了该领域的研究，其论文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Science，Nationalism，and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较为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发生在中西医群体中的专业争论引起了医学界之外群体的参与热情。Croizier认为中西医间的论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现代主义者对抗民族主义者的关键。当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医学和科学具有普遍性时，他们无法忍受国家医学运动（National Medicine Movement）的拥护者区别对待现代国家语境中的医学与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本质”（cultural essence）的中医学。现代主义者将中西医学间的论争看作科学与保守文化之间的抗争，所以各领域的现代主义者才会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要求国民政府废止中医学。因为Croizier是站在现代主义视角考察近代中西医学，所以他对待两种医学的态度是不对称的，他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在科学与现代性语境中仍旧支持中国传统医学的原因归于中国人心理需求的驱动，目的是为了在全面的文化变革中保护自己的民族认同。他认为，在现代语境中，传统中医学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芝加哥大学的雷祥麟（HSIANG-LIN LEI）在其博士论文《当中国医学遇上现代国家：1910-1949》（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10-1949）中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语境下的中西医学各自的发展状况，并认为现代国家建设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医群体与传统中医群体的竞争逻辑，引发了它们在国家范围内的论争。他认为在1929年中西医论争事件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变革，导致了部分中医群体既开始信奉近代语境，又着手在这种语境基础上“科学化”中医学。雷祥麟从西医学在中国的普及着手，首先探讨了公共卫生如何成为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以及本土化的西医如何主导国家的卫生体制建设两个问题；其次讨论了中医学改革（Chinese Medical Revolution）与国民卫生运动（National Medicine Movement）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建设语境中医学社团的形成；再次作者从经验与实验、气化与解剖以及常山与新型抗疟疾药物三个方面对中西医学的近代论争进行考察。作者认为中西医之争揭示出的是科学与多样的本土知识之间的关系，他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研究中，认为实验室里制造的知识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是因为科学家努力地将物质的或社会的外部世界转换成一种网络，而这种网络能使知识得以维护和传播。知识的情境模型允许我们检查两种社会技术网络怎样、何时、何地进行斗争。发生在1929年的中西医之争使中医们意识到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医学，但是在拉图尔的网络中却允许这两种竞争的网络发生抗争时建立特殊的历史设定，包括话语上的和社会意义上的。最后他认为在这两种竞争的网络交叉点上是可以创建出新知识的。

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中西医学论争的研究还有AnElissa Lucas的《中国医学现代化：连续性政策的比较，1930s-1980s》（Chinese Medical Modernization：Comparative Policy Continuities，1930s-1980s），Bridie Andrews的《作为虚构传统的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Invented Tradition），Carol Bebedict的《监控疾病：清代瘟疫与国家医学的源起》（Policing the Scik：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State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Dorothy Porter的《公共卫生与现代国家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Modern State），Haroll Balme的《中国与现代医学——传教士医学的发展》（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ine Missionary Development），James C.Thomson的《当中国遇到西方：美国改革家在民国，1928-1937》（When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以及徐晓群的《中国的专业人员与民国社会：上海职业团体的兴起，1912-193》（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bublican State：the Rise of ProfessionalAssociation in Shanghai，1912—1937）。

综上可知，近代中医学的发展状况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进行过各种角度的解读，但是从体制化层面上考察中医学在近代的转型原因、过程以及与国家的关系尚处于空白。而且科学社会学认为权力因素是影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进行医学与国家关系的探讨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相关概念界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