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2018届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障，是影响科学能否良性、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具体表现为“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进行科学交流的专业科学社团的产生、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专业科研机构的创建等”①。作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医学体制化肇始于近代西方医学体制在中国的移植，并逐渐成为中医学体制化的重要参考蓝本，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医学体制化的进程。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明清之际，西方医学作为传教士宣传西方宗教的手段被传入中国社会，从此开始了它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成长以及成熟的全过程，特别是晚清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的开设，西方医学的传播空间也逐步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扩展，并最终与中国传统医学成抗衡之势。中国传统医学（以下简称中医学）尽管有着完备的理论体系及制度体系，但是在与异质性的西方医学的碰撞中，逐渐显现出颓势。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与文化失落感，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持有一种崇拜心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西医学的差异，逐渐被认为是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的差别。特别是到了民国初年，中医学的式微与主导地位的丧失，让医学界意识到中、西医学的优劣，不止表现在医学观念上，还涉及到中、西医学体制的问题。而且，相较于西方医学体制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相匹配，中医学体制已显得格格不入。虽然与19世纪的西方医学相比，中医学变得相形见绌，但是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会随着社会变革对其自身进行改造。此时的中医学也是如此。在西方医学体制在中国的移植过程中，中医学体制也在发生着转型，而且显然这种转型不是中医学自我更新的过程，它更多的表现出对西医学体制的模仿和吸纳。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以及中国开放程度的增大，西方医疗模式越来越为中国民众所熟识，尤其是教会医院的设立，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全新的医疗体验，影响着民众医疗观念的变革，而且更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国家重视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尤其推崇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根据公共卫生体制的规训可知，要实现该建设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唤醒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责任意识。近代之前中国没有制度化的卫生行政，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主要体现在疫病爆发时设立的各种慈善救助机构，其疫病防治是相对消极和内向于个人的，这受传统医学的养生避疫观念的影响。近代西医学防疫知识的传入打破了传统防疫模式的藩篱，使消极的个人避疫行为转变成积极的国家行政介入的公共行为。二是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重点是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疗，但是这种预防又严格区别于传统的个人养生避疫，而是建立在现代病菌理论、卫生知识和消毒技术基础之上的，凸显的是国家的管控职能，尤其是在制定规章制度、建立卫生机构、开办新型医学教育等方面都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三是公共卫生问题属于社会空间医学范畴，强调的是医学认知和干预的对象从个体转向群体。社会空间医学是法国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他将医学分为物种医学和社会空间医学两种。他认为病人按照疾病的归属被划归到不同的空间并由专门的医护人员进行管理，在这些由同一病种构成的空间中，病人的个体差异及社会性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对同一空间群体的整体塑造。于是病人被置于医院秩序的各种监控之中，而且疾病也失去了自然空间中原有的属性而倾向社会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需要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针对群体的并需要由国家干预才能实施的医疗方式，尤其是疫病的防治。社会空间医学迫切需要确定其政治地位和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它的发展取决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程度。

所以鉴于传统社会国家对医学管理的长期缺位以及中医学强调个人而忽视群体卫生的习惯，特别是其在卫生防疫上的劣势，导致其未能被纳入到国家公共卫生体制之中。这是激发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直接原因。因为如果从两种医学知识的单纯碰撞来看，近代中医学以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可以和西医学相抗衡的，毕竟面对基数庞大的中国人口，教会医院和医生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而且这些医院多集中于中国的沿海城市，广大农村的医疗主体还是传统中医。所以影响中医学近代转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西方医学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为中医学注入了新的观念也为其变革提供了模仿的蓝本；二是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直接激发了中医界的体制转型的直接动机。学术界对近代中医学的体制转型探讨多集中于西方医学体制的影响，而对其转型的直接动机涉及较少，所以本文在此方面有较多着墨，试图分析出公共卫生体制规训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当然，西医学体制化的范本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鉴于西医学体制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两方面的作用，中医学在近代发生了重大转型，不仅创办了社团、发行了医学刊物，而且还建立了医学校和医院，并促成了中国近代中医药管理机构的建立。上述形质在传统中医学体制中也存在过，比如古代中医官学教育机构——太医院在培养医学人才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它本质上还是贯彻的师徒制原则而且培养目标是为宫廷和官僚阶层服务，所以与近代医学校教育提倡为公共卫生培养人才的目标是不相符的。中医学由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的转变是革命性的，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这些新的体制不仅为中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也影响着中医群体观念的变化，成为近代中医学变革的重要思想基础。医学本来就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而且在近代化话语体系中，医学的社会属性获得凸显。西医学体制在中国社会的移植不仅催生出新的本土医学，而且促使这种医学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证明本土医学与政治的结合，不仅使其在国家医疗体系建设中具有了强大的话语权，而且还操纵着中医学的命运。近代公共卫生体制对中医学的制度性排斥，是其体制化进程中的一大败笔，不仅使其未能解决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短缺的难题，而且其对中医学的一味排斥，反而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对中医学的同情而对西医学的认同产生了障碍。这种局面表明西医学体制并未能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之中，主要原因是其没能恰当地整合中医学资源。虽然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政治因素的介入有关，但是也表明国家在整合中西医学资源层面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代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教训为国家医疗卫生体制建设提供了前车之鉴，不仅确立了中医学为国家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政策制定上也对其多有倾斜，目的是建立完善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尽管如此，如何实现中西医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医学的医疗作用仍然是未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对近代中医学转型的考察，不仅可以分析出影响其转变的各种因素，还原出中医学体制化的进程，而且对于激发其转型的动力机制的探讨对如今的国家医疗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医学在西医学传入之前，一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医疗方式为民众的健康提供保障。它的理论体系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的，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精气学说等；它的方剂配伍遵循的是君臣佐使的原则；它被划归为“术”的范畴，从业者属于社会的末流，却在朝代的更替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直到明末清初西医学的传入，尤其是晚清时期，中医学在先进的西医学体制面前显得相形见绌，甚至一度陷入生存危机。值得庆幸的是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体制化在西医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引入中医学的改革中，最终实现了近代中医学的体制转型。体制化作为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它在学科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科体制化由两部分组成，即学科价值和观念的内化过程以及外在表现，后者具体包括学会的建立、出版刊物、学术交流制度、人才培养制度等。考察近代中医学的体制化，具体可以从医院的创建、医学校与人才的培养、医学社团与学术交流、医学刊物的出版与医学知识的传播等内容入手。尤其是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国之后的本土化与体制化过程，为中医学的体制化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学界对中医学体制的研究已有涉猎，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一）传统中医学体制研究状况

传统中医学体制指代的是近代之前的中医学体制，即1840年之前中医学体制的发展状况。学界对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史中以及部分专著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民国时期陈邦贤所著的《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一书中，将中国传统医事制度从周朝开始一直论述到民国时期，他详细记述了中国古代每个朝代的医事制度的变化，其中包括医学教育情况、医学分科情况以及疾病的名称等内容，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传统医事制度的有利资料，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的疾病史也很有价值。赵璞珊所著的《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李经纬、林昭庚合著的《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都对中国古代的医事制度进行了介绍，使我们对进入近代之前的中国传统医事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王振国的《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一书主要以古代医学考试制度为出发点，对不同朝代的医学教育机构、管理机构以及制度等进行研究，并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官方对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重视程度，从而认为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与医学教育乃至考试制度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除了总论中医学体制的发展状况之外，我们可以从医学教育、医生群体、医政管理以及医疗活动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1）医学教育体制发展状况

传统中医学的教育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师徒制，另一种是官学制。由于师徒制表现出的个体差异性较强，我们只能掌握师徒传承的大致情况，形成体制的是中医的官学教育，它代表着传统中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比如宋代是医学官学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代表了传统中医学官学教育的最高水平。所以学界对宋代中医学体制的研究成果较多，涉及医学教育制度、医学传授方式、医家教育思想等多方面，主要发表在《中医教育》杂志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梁峻的《两宋中医教育史论》（1995年第3期）和《北宋“翰林医官院”的创设及其评价》（1999年第5期）；张瑞贤等1993一1998年发表的《宋徽宗时期的特殊医学教育设施——“医学”》（1993年第2期）、《范仲淹与太医局——北宋医学教育谈》（1993年第1期）、《宋神宗时期太医局教育的发展》（1993年第4期）、《北宋初年的太医署小考》（1994年第2期）、《南宋时期的太医局考试史料》（1998年第1期）等。李经纬的《北宋皇帝与医学》（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3期）一文，通过分析和研究北宋皇帝与当时医学发展的关系，北宋的皇帝最重视发展医药卫生。高伟的《宋代医官制度之管窥》（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从宋代医官制方面对宋代医学教育有所谈及。华春勇的硕士论文《宋代太医局诸问题的探索》（西北大学，2006年）主要从史学研究视角对“太医局”在招生及考试制度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还有一类对医学教育的讨论视角涉及到社会原因，主要代表作有李涛的《北宋时代的医学》和《南宋的医学》，分别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和1954年的第3号和第1号上，他认为影响北宋医学进步的原动力分别是印刷术发明和阿拉伯医学的传入。龚纯的论文《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的医学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55年第3号）一文，考察了王安石变法在医学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她认为虽然北宋时期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展；但是受制于统治者分裂政策的推行，导致学习与实用相分离，再加上皇帝在医学教育中推崇运气论的学习，使医学理论陷入玄学的境地，从而妨碍了宋代医学教育的发展。

元代医学教育管理层面，陈高华先的《元代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5辑，1993年）一文以地方医学教育为视角，分别从学校的组建、学生的入学及考试、老师的考核和官医的待遇等问题对元代的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社学、和书院等教育机构进行了详细分析。武香兰在研究元代医学教育方面成果丰富，她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元典章》、《元史》等文献的发掘中，在《元代医学教师管理制度研究》、《元代医学教师职能特点》和《元代医学经费研究》等论文中分别考察了元代“教学兼行医”的特点、教师的考核制度以及三皇庙学校的营建等状况，同时还对元代的医官保举制以及元政府对医学教师管理制度进行了评价，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元代医学教育的整体状况。

学界对具体历史时期的医学教育的专题性研究较少，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宋代和元代，其他时期的医学教育情况大都散见于医学史中。

（2）医政管理制度研究

医政管理在医学史上称之为医事管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医学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作用。陈邦贤先生撰于1919的《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年）一书对各朝代的医事制度皆有述及，是较早的研究中医学史的著作，该书虽较全面概述了中医学史的发展状况，但是其个别观点有待商榷，如“元代的名医是不少，但由医学校或官方考试选拔而成的几乎没有。”这样的论断不免武断。学界对医政管理层面的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元代之后，因为由此开始，太医院将服务于皇权的御医系统分属其下，结束了自汉代以来御用系统和医事管理系统并行的管理模式，最终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树型网状辐射性管理体制。（武香兰：《元代医政管理》，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高伟的《元代太医院及医官制度》一文对元代太医院及所属御医、医学、宫医、惠民药局四个系统的职责和医官设置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是一篇关于元医学管理制度研究的专题论文。此外该类文章还有：夏逸群的《明代太医院制度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郭昌远《明代太医院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3）医生群体研究状况

传统中医群体由官医和民医两部分组成，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医群体层面，比如樊艳芳的《唐代医生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将从事医疗活动和医事活动的人为研究对象，以医生角色的变迁、群体的构成、习医的方式以及其在唐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为研究重点，以期还原唐代医生群体的全貌。于赓哲发表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的《唐代的医学教育及医人地位》一文以比较的方法对医学教育模式中的学校教育与师徒相授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并不占据优势，而且唐代医人的社会以及政治地位也不高，这是制约人们选择医生职业的重要原因。但是同时他指出，由于唐代中后期的士大夫阶层对医学的关注，“儒医”阶层已经初露端倪。安春平的《宋代的医生》（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从医生的学医方式、出身背景以及人员构成来考察宋代医生尤其是儒医的形成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向读者呈现更为生动的宋代中医学发展图景。张莉的《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一文以儒医群体作为对象，将其发展与宋代抑巫扬医政策相结合，揭示出宋代巫术在医学中的分量逐渐被消除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医生的行列，不仅提高了医生的地位，而且也发展了医疗事业。儒医作为一个特殊的医生群体，从诞生之日起就影响着中医群体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对儒学价值的推崇，使得医德规范中的儒学比重逐渐增大。主要代表作有朱亚杰的《论儒医医德思想的建构》（《医学与社会》，2014年第3期）、邱鸿钟的《儒医义利观及其实践状况》（《中国医学伦理学》，1996年第8期）、杨小敏《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刘岳超的《元代医者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殷博隆的《明代民间医者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等。

元明时期政府的户籍制度将医生划归为医户，有学者针对该群体进行研究：辛元昌的《论元代医户的义务和权利政策》（《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对元代医户所承担的差役、徭役等义务以及享受入医学、减免赋税和杂泛差役的权利和优待进行详细的论述；夏有兵的《明朝世医制度评判与启示》（《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期）从世医制度的利弊两方面论述该制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首先是稳定了医生队伍的数量，推动了学派的产生和医学的进步，其次这种制度也因为群体固化导致医药创新受限。

台湾学者陈元朋于1997年出版的《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一书（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主要论题是探究宋代“士人习医风气”的原因、宋代“为医”人士与“儒医”之间的关系、“儒医”在“医者社会地位的提升”上的意义等。学者Robert P.Hymes在《Not quite gentlemen？一Doctors in Sung and Yuan》（Chinese Science，Jan，1987年第8期）一文中考察了中国医者社会地位变高的原因是“儒医”的出现，而且他认为“儒医”在宋代只是表明士大夫阶层开始关注并认可医学，而元代才是真正“儒医”群体普遍产生的时代。

与学校教育相比较，中医教育的另一种形式——师承教育在中医教育史上的地位更重要。但是因为资料有限，我们很难掌握该群体的发展状况。学界有学者对清代民间家传与师徒相授成为主要教授医学形式做出过研究，如《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刘小斌，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4期）一文中就统计出清代广东名医由师承教育而来的要占一半以上。《中国教育的特殊形式——师承授受》（谭国俊，中医教育，1989年第4期）、《我国古代私医教育述评》（杨善发，医学教育，1991年第5期）、《中医学徒教育发展机制的探讨》（郑兰英，中医教育，1992年第3期）等从中医师承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师承教育的特点及其与学校教育相比较的优缺点等方面等对进行了探讨。

（4）医疗制度研究

梁其姿的论文《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对“元代的医学管理制度、医学学生训练方法、医生的考核选任、儒医、民药局的建立和作用等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看问题的角度、材料的挖掘和使用等有很高的价值。”①龚纯在《宋金元的卫生组织》（《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一文对宋金元时期的各类医疗机构进行了分类详述，其中包括中央卫生机构、药物管理机构、医户管理机构、贫民医疗机构以及军人医疗机构等，在论述中作者也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和分析。史卫民所著的《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一书用较少的篇幅对元代的医疗状况进行了论述，其中涉及到医疗管理机构、医户制度、医学教育中教授的选用和考核、医学分科和教材选择等。

此外，一批学位论文也涉及到法方面研究：程锦的《唐代医疗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季明稳的《唐代社会医疗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赵芳军的《唐代社会医疗体系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杜菁的《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刘清明的《宋代医疗卫生制度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陈松《明代惠民药局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总起来说学界对传统中医学体制的概述类研究较多，专题研究部分虽有涉及，但是却多有侧重，具体体现在时间段的选取和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整体而全面地还原传统中医学体制的研究尚处于空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