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王勇. 兰安生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3-17

摘要：兰安生是世界著名公共卫生学家。他出生于中国，也开创其公共卫生事业于中国。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卫生学系，在北京建立了以第一卫生事务所为依托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在河北定县指导其学生陈志潜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些在中国取得的经验也为国际公共卫生学界所推崇。

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时代，美国医学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各种渠道于近代进入我国，经由中外医界人士的共同努力走向本土化，最终融和为我国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兰安生（John B．Grant）在中国开展了前后近二十年的公共卫生教育与实践工作，对于中国近代医学科学和卫生保健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术界虽有关于其生平的记述，但是尚未认真梳理相关史料，仍有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本文利用了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所藏的兰安生档案材料，尝试厘清兰安生在中国的公共卫生实践工作历程及其贡献，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兰安生从事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渊源

（一）幼年生长于中国

1890 年，兰安生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他的父亲兰雅谷（James S．Grant）是浸礼会教士，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专业。

1889 年，兰雅谷接受密歇根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委派到宁波一所教会医院工作，兰安生的母亲也随同他到该医院做护士。他们在这里从事慈善医疗工作直到去世，治疗了很多中国病患，深受当地民众爱戴。

1927年，兰雅谷去世后，宁波中外人士为纪念他集资建立了现在的华美医院。

兰安生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当地没有其他外籍孩子，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国孩子。八岁后，他被父母送到烟台的一所由教会为外国在华人士子女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兰雅谷希望他能学习理科，曾经把他送到德国人在青岛办的高中学习了一年。后来，兰雅谷把他送回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读高中。

（二）在美国接受医学高等教育和就职于洛克菲勒基金会

1912 年，兰安生高中毕业在即，他回中国和家人团聚，决定像父母一样学医。兰雅谷表示支持，让他到自己的医院先体验了一下临床工作，又资助他在中国旅游了一番，并向当地的外国医生求教行医之道。

兰安生想在美国读大学，但是选择哪一所大学他起初并没有想好。 恰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沃汉（Victor Vaughan）是兰雅谷读大学时的指导教师，兰安生到美国后就去拜访沃汉。两人见面后长谈了一番，沃汉是个有慈父风度和感染力的人，他劝兰安生就读自己就职的医学院，兰安生被他打动了，听从了他的建议。两人成了忘年交，兰安生在学校读书期间常到沃汉家做客，得到了他悉心指导。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兰安生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颇有收获的时光。

1917 年，兰安生大学毕业后，考虑自己未来职业方向，沃汉再次影响了他的人生。兰安生自己的打算是学习内科，作一名开业医生。 沃汉是一名卫生学教授，又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下简称IHD）的成员。沃汉同兰安生又长谈了一次，对他讲，当一名内科医生可以赚些钱，但是仅此而已，而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更利于他未来的发展。沃汉还告诉兰安生，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世界各地开展公共卫生项目，需要人手，他可以有机会回中国工作。兰安生一开始没有拿定主意，沃汉索性替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报了名，之后，在 IHD 工作的著名公共卫生学家海瑟尔（Victor Heiser）专程来医学院对兰安生进行了面试。这次面试让双方都非常满意，IHD 决定录用兰安生，兰安生从此把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职业[1]38。

兰安生到 IHD 工作后，海瑟尔既是他的上司，又是他的导师。 兰安生先被派往北卡罗来纳州从事钩虫病调查工作。兰安生的工作干得很出色，海瑟尔非常满意，决定给他新的任务——去中国湖南做公共卫生调查。

1917 年末，兰安生来到湖南，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在华流行病调查工作。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萍乡煤矿。在这里，兰安生看到了煤矿工人地狱般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他对感染钩虫病的工人进行了治疗，写下了考察报告，并向汉冶萍公司提议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在湖南工作期间，他遇到了人生的一个重要机遇。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的组织有两个，分别是IHD和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以下简称 CMB）。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主要开展的两项工作，公共卫生是 IHD 的工作任务；CMB 在中国的任务是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发展医学教育[2]。关于公共卫生是否应当列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范围，洛氏基金会一开始并没有考虑。

1919 年，洛氏基金会主席乔治·文森特（George Vincent）对中国做了一次考察。他在CMB 驻华办事处主任顾临（Roger Greene）陪同下考察了中国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卫生状况。顾临原来是美国驻华外交官，曾经在哈尔滨做过领事，帮助过著名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控制东北鼠疫大流行的工作。

文森特和顾临在考察中发现这些地区卫生状况非常糟糕，由于受到军阀的控制，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在湖南他们遇到了兰安生，了解到IHD在这些地区除了对钩虫病做了一些调查外，基本上没有开展什么切实的公共卫生工作。经过讨论，他们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方面可以做些工作，应当成立公共卫生学系[1]115。其间，顾临和兰安生通过接触，彼此都非常欣赏，兰安生称赞顾临是个很有能力的人，顾临也给兰安生的工作提了很好的建议，这为两人以后在中国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多年合作打下了基础。

1920 年，兰安生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美国，之后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了公共卫生学硕士，在这里结识了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希（Welch），一位美国著名医学家和教育家。韦尔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智囊，曾经详细考察过中国的医学状况，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校设计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后来协和也被称为“中国的霍普金斯”。韦尔希对兰安生的中国背景和经历非常感兴趣，也很赞赏兰安生的工作能力。

此时，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在面向全世界招聘医学各学科第一流人才来校任教。1920 年11月，文森特与 CMB主席理查德·皮尔斯（Richard Pearce）商定：“公共卫生应当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最重要的工作领域”，决定在协和开始公共卫生课程，关于由谁来开设这门课程，顾临向协和医学院推荐了兰安生[3]。

二、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学科建设

1921 年，兰安生又回到了中国，他的身份是IHD 驻远东代表兼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的副教授。他决心要“把焦点放在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活动”[4]，把协和医学院作为自己在中国开展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基地。

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在发展成为一所世界级的高水平医学院校。它自1917 年建校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好的医学教育和科研机构，并且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医科院校之列，其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医学教育具有深远影响[5]。协和医学院负责人胡恒德（Henry S．Houghton）对兰安生很欣赏，他和顾临是一对工作上的好搭档，共同为兰安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平台。

兰安生对于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了解的，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里，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当时的北洋政府忙于内战，无心过问这方面的事务。不过，他们知道恶性传染病爆发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对于公共卫生事业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机遇与挑战就在兰安生面前，机遇是公共卫生发展极为必要且空间广阔，挑战是他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人、财、物力支持，必须白手起家。兰安生决定在协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科研基地，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他尽量利用协和已有的资源，扩大自己的人脉。在胡恒德和顾临的帮助下，他广泛联系中国各地有西方医学背景的医务人员，寻求他们的支持。他前往中国北部、中部、南部各省份，对当地公共卫生状况作了详细、深入的考察，与当地社会各界接触，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他在协和医学院开设了公共卫生课程，他的教学宗旨是“要把公共卫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6]。1922年，兰安生在协和病理系课程中设置了预防医学课程，之后，1923 年 8 月至9月兰安生为协和已经毕业的学生特别开设了补习班，开班目的是讲授“公共卫生的教授法”“公共卫生教育的学理和实行”“预防医学的进步”，该班还有协和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解剖学、病理学等系教员轮流演讲[7]。

第三，创建公共卫生系。1921年，兰安生作为协和病理系的副教授，在该系建立了公共卫生研究室，以此为基础筹建公共卫生系。 1924年，兰安生正式创办了协和公共卫生系，担任首任系主任。经过兰安生多年的努力，公共卫生系后来共有 4个研究室（Division），其研究领域分别是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城市公共卫生和乡村公共卫生，1932 年又附设了 1 个生物统计学实验室。其中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是基础医学学科，城市公共卫生和乡村公共卫生属于现场研究的实践领域，这是兰安生在中国工作的重点。

三、创建和领导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

兰安生完成了协和公共卫生系的创建后，立刻着手其独创性公共卫生实践——建设中国首个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体系。1925 年，兰安生争取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与京师警察厅合作，在北京内一区（现属东城区）成立第一卫生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所管辖和服务的人口后来达到10万人左右。

该所行政上先归市警察厅管理，后改归北平市卫生局，在业务上由协和公共卫生系来负责规划和管理，并提供绝大部分经费，实际上成了协和医学院的附属教学机构。

事务所先分为三科，“卫生科掌理一般卫生，检验饮食物品，及饮水等；统计兼防疫科掌理生死疫病统计，调查死亡原因，施行预防注射等；保健科掌理学校及工厂卫生，并设有卫生诊疗所，及公共卫生看护，藉以增进人民健康。”[8]后来改为五股。分别是：统计兼防疫股：主要负责全区的生命统计、死亡调查、传染病管理等；环境卫生股：主要负责饮水、食品的卫生检验，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检查等；卫生保健股：主要开展妇幼卫生、学校和工厂的治疗保健、居民普通医疗、牙病和结核病的防治等门诊工作；公共卫生护理股：主要负责地段家庭护理（妇幼、传染病），学校、工厂等群体保健及全所的健康教育工作；总务股：负责秘书、后勤事务工作，并配合牙科门诊开设了一个生产保健牙刷的工厂[9]225。

第一卫生事务所还设立了董事会，负责工作计划、经费预算、财产保管，聘请事务所所长等工作。兰安生以协和公共卫生系主任的身份成为董事，指导事务所工作，在事务所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他一方面把事务所办成了协和公共卫生的教学现场，让学生有机会去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健康和疾病的情况和问题，应用他们所学习到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从群体角度而不是从个体角度来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另一方面，兰安生使事务所发展成为城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实验基地，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基础医疗保健网。这个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其次是医疗保健各科门诊，再其次是合同医院（协和医院和其他医院）。

最基础的地段保健做法是把区内划分为 20 个地段，每个地段人口约有 5 000 居民。地段居民的卫生保健工作，由 10 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护士实习生，通过家庭访视来实现。同时，地段和事务所各科门诊紧密结合。地段内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立即转送附近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果病情严重则送往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如患者不需要住院，则转回地段，由地段护士设“家庭病床”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并且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离和消毒措施。

地段公卫护士们承担了基层保健的主要工作，她们除了假期之外，每日进行家庭访视 5～10 次。据事务所年报，1936～1937年一年的访视总数就达到36 300 次。凡经地段护士访视过的病人或病家，不仅有访视记录，而且事务所设立的病案室也有他们的家庭记录，将家庭每个成员的患病及健康情况按规定的表格记录下来；每份家庭记录都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查找起来非常方便。

事务所门诊是医疗保健网的中枢，内设有各科服务门诊、普通门诊（包括健康检查）、普通外科、结核病科、牙科和妇幼保健科，根据 1937～1938年报，就诊人次为 3万多次。门诊设立的目的是通过治疗来做好预防。兰安生认为，在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和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若想单纯提倡预防来实行预防是不可能的，因为居民是不会欣赏和接受的。必须把治疗作为载体，把预防和健康传送给居民。根据他的想法，事务所尽量设法在门诊开展卫生教育宣传。

医生在看病的同时，还向病人做卫生宣传，护士也不厌其烦地向病人和其家人反复介绍治病防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并充当卫生保健咨询服务员[9]172－180。

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成立在当时国际公共卫生界也是一个创举，它将医学与人群联系起来，当时世界各地尚没有实践这一方法，即使是与欧美国家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事务所的经验后来也为许多国家所仿效。

四、指导河北定县卫生实验区建设

兰安生在建立了城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后，又尝试在中国农村开展自己的公共卫生活动。

1928年，他结识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晏阳初。晏阳初是著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当时得到了美国 Milbank 基金会的资助，在河北定县开展农村建设活动，卫生工作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兰安生主动为晏阳初的农村卫生工作提供帮助，在他的努力下，经过协和医学院与平教会协商，双方达成了由协和为定县农村工作提供援助的合作协议。

1929年，经兰安生介绍，晏阳初任命协和1925届毕业生姚寻源在定县开展农村卫生工作，搭起了公共卫生实验的初步架构，获得了一些宝贵实践经验。1931年，姚寻源前往美国进修，兰安生又推荐自己最喜欢的学生陈志潜接替姚寻源的工作。陈志潜是协和公共卫生系1929届毕业生，已经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兰安生多次前往定县考察，指导陈志潜并给他提供帮助。兰安生主张，改善国民健康卫生是国家和社区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协和医学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中应当起到推动作用，他认为“医学知识的应用和有效的卫生保健主要依靠的是社会组织。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医学知识应用对于社会组织的依赖性越强。”[10]

1933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派遣公共卫生学名家斯坦帕（Andrija Stampar）来华从事乡村卫生建设工作。斯坦帕多次到定县卫生实验区考察，很赞赏这里的工作。他和兰安生共同制定了一个公共卫生发展计划，要在中国建设由政府管理的集合疾病控制、学校卫生和医疗服务为一体的保健站组成的公共卫生网络。

在兰安生的帮助和指导下，陈志潜在定县建立了村、区（乡）、县三级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在村设立保健员，他们一般是本村的平教会学校毕业生，由村长推荐出任，之后接受短期医疗培训，包括出生和死亡统计，常见病的处理，种牛痘及简易药箱的使用。

每人配备药箱，其中包括各种常用药物和医疗器械，由平教会提供。保健员负责本村村民的生命统计、急救治疗、种痘预防、向村民宣传疾病预防和正确使用药物治疗沙眼、头癣、皮肤外伤的消毒等工作。对病情较重的患者及时送往村以上的卫生机构。在村以上设立区保健所， 由正式医学院毕业生主持门诊医疗工作，除日常门诊外，还负责布置区内的疾病预防并监督指导各村保健员工作。一般是每天半天门诊，半天轮流督导保健员。在县城设立县保健院，院内的医生和护士多数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要具备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除了一般医疗卫生业务外，还要与平教会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密切合作，进行卫生教育。区保健所医生上岗前，先在县保健院接受一年的补充培训，包括生命统计、流行病学、学校卫生及卫生工程等的讲授和实习。

从 1932 年到 1935 年，兰安生与陈志潜等人共同努力，在定县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卫生系统，形成了由村到区到县的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基本解决了大多数农民无医无药的困难。在定县消灭了天花、黑热病、霍乱，大大减少了肠胃病传染。儿童的沙眼、头癣和婴儿破伤风均明显减少。农民的卫生知识有了很大提高。改良了水井，饮水卫生得到提高，并普遍进行了预防注射。定县卫生实验区在当时国内外都达到了先进水平，得到了欧美卫生专家的高度评价。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发出学习定县卫生工作经验的号召[9]184－190。

然而，正当兰安生和他的学生、同事们竭力推进中国城乡公共卫生事业时，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毁灭了他们多年的事业。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全方位地破坏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兰安生十余年的苦心经营，都毁于日寇的兽性扩张。

1939年，兰安生离开中国到印度去继续自己的公共卫生事业。 但是他没有忘记中国，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事业。抗战期间，他数次前往重庆，指导后方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他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为“协和模式”，并把这个模式推向全世界，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永恒的经典。1962 年，兰安生在美国去世，逝后被国际公共卫生界奉为泰斗，他在中国所从事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城乡卫生保健工作经验也作为宝贵的医学财富而在新中国得到发扬光大。

致谢：本研究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的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兰安生．兰安生回忆录[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61

[2] 王勇，王影．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办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分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11）：74－76

[3] Vincent to Pearce，October，2，1920 [Z]．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Group4，Series1，Box78，Folder 1806

[4] Wickliffe Rose to Roger Greene，July 6，1921[Z]．The 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Group4，Series1，Box78，Folder1802

[5] 王勇．略论“协和模式”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10）：76－78

[6] 兰安生．公共卫生学课程说明[Z]．the Rockefeller Archives Center，CMB Inc．collection，Box 75，Folder 525

[7] 协和校务杂志编辑部．本校特组的补习班[J]．北京协和医学校校务杂志，1923（3）：2－3

[8] 中华医学会．医界指南[M]．北京：中华医学会，1928：7

[9]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话说老协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0] John Z．Bowers：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M]．Josiah Macy，Jr．Foundation，Philadelphia，Pennsylvanian，1972：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