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高中毕业，我本应该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并不怕去农村，当年很多年轻人都有出去闯闯的冲动，农村那片广阔天地对年轻人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只因我家情况比较特殊，我无法离开武汉。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母亲和哥哥已经去广阔天地，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如果我再下乡，我家将失去在武汉的“根据地”。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留下来。这是我家的“莫斯科保卫战”！

当时政策规定：独子或身体有残疾可以免于下乡。我不是独子，为了避免下乡，只有申请“残疾”这一条路可走。按规定高度近视可算残疾，但屈光度要达到-8D才行。我的屈光度为-4D，第一次体检没通过。体检的医生好心地告诉我，弄副八、九百度的近视眼镜戴上，明年来复查，也许可以通过。我照做了。果然，一年后我通过了复查，成了可以正当留城的残疾人。我居然没有一点心痛的感觉，反而是庆幸我的家保住了！为了保住我家在武汉的根据地，付出这点小小的牺牲，值得！

留城一年后，我被分配到一家街办化工厂。记得当时登记表上填的工种是“水解工”。在那个年代，照我的家庭条件，能做个工人已经很光荣了，还挑什么工种啊！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厂里报到了。

这其实是一家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型化工作坊。大家没有明确的分工，无所谓“工种”，装卸货、拉板车（一种两轮的人力车）、搅拌、泥瓦、木工……记得当时的口号是：“革命工作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什么活都得干。我最怕做的工作是装卸碱包。扛着100斤一袋的烧碱包颤颤巍巍地走上跳板装车，活生生样板戏《海港》里码头工人扛货包走“过三跳”的情景。夏天扛完碱包后，散落到身上的烧碱与汗水混在一起，把皮肤染得火烧火燎的疼痛。

在车间里，整天和盐酸、硫酸、甲苯、二甲苯、氯化钡等剧毒、强腐蚀化工原料打交道，并且没有什么像样的劳动保护设施。工作服穿不了几天就会被腐蚀得不成样子。我真担心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下去迟早小命难保，但又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找个工作就像大姑娘嫁人，只能从一而终。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帮你“走后门”，想要调动工作比过蜀道还难。

霹雳一声春雷响，欢庆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让我仿佛听到了命运之神的召唤。平时被人视为书呆子的毛病，此时居然成了我的优势，让我轻松过了高考分数线。但在入学通知书上却写有赫然一行醒目文字：“请你父亲单位出具他无重大历史问题的证明前来报道。”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尚未取消“成分”政策。成分不好或有重大历史问题家庭的子女不能读大学。如果我父亲单位不给出具证明，我就无法迈进大学的门槛。

我跑到父亲单位，可我父亲单位的领导给我的回答是：“你父亲已经失踪了这么多年，厂里领导都换了几茬。我们见都没见过你父亲，怎么能证明他没有历史问题呢？”任我怎样苦苦哀求，他们根本无动于衷，不予理睬。眼睁睁错过了报道的日期。只因父亲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让我与命运之神失之交臂。

所幸只隔了半年，1978年的高考又开始了，并且取消了成分审查政策。时不我待，不容我蹉跎叹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抓住命运之神再次招手的机会，考入大学，离开那个让我恐惧的化工厂。

苍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再次越过“龙门”，考入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系。尽管我对将要学习的中医专业一无所知，但还是非常高兴。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让我的体重一年增加了19斤。

大学学制为5年。1983年毕业。毕业分配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难关。家里有能力的，走走关系，就可以留在武汉。但我家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我已经为“保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想不到苦读5年，最终还是要背井离乡。看来我是命中注定做不了武汉人！好在我哥哥已经回城，我已完成了留城守家的使命。

我被分配到沙市（现在的荆州市）。当时沙市在全国算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小明星城市，这也算是对我失落心理的一丝安慰。记得当年我提一个皮箱，登上长途汽车，回头看了眼生活了20多年的江城，心里想哭，但没有眼泪。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可能泪腺都已经萎缩了。嘴里轻轻念了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车厢。

来到沙市，先到市人事局报道。接待我的官员冷冷地告诉我，卫生系统所有医院的名额都已经满了。我听了一下子都傻了眼，我的户口都转过来了呀，怎么能够不安排我的工作呢？只见那官员不紧不慢地又说道：“你要安排工作可以呀，去民政系统吧。”

“民政系统有什么工作单位？”我疑惑地问。

“精神病院。”

我脑子一下子懵了，一屁股瘫坐在长凳上两眼发愣。精神科是个什么科？在医院的内、外、妇、儿各科中，精神科好像连名都排不上。做梦都没想到，我苦读5年，放弃省城户籍来到这地级小城市，结果却是做一个精神科医生。老天啊，这也太不公平了呀！

那官员见我失神的样子，似乎也心软了一下，对我说话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你也别着急，先到医院去看看。或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但马上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你要想清楚啊，要是不服从国家分配，再想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体会这句话的威慑力。在那个年代，自己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一旦拒绝国家分配，就意味着长期失业。

精神病院在小城的西郊。地方有点偏僻，但医院环境还真还不错，面积很大，绿荫环绕，鱼池假山，鸟语花香，像所干部疗养院。我围着医院转了一圈，心情平静了许多。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得，就这样了！青山处处埋白骨,游魂归处是故乡。走到这一步，就听天由命吧。

我就是这样当上精神科医生的，一干就是一辈子。

2017年退休。本以为可以从此歇下来和职业生涯说拜拜了，但5年过去了，脑子仍被过去工作中的故事占领着，难以停歇。时值聂广学长邀我参与他的著作写作。我答应试试，但几经努力，在文体上和内容上始终和他的要求差距甚大。他认为我写的东西另成一体，可独立成册。就这样，在学长的鼓励下开始了独立书写的尝试。把自己几十年的从业体验记录下来，顺带做点精神医学的科普宣传，以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一个句号，也是一桩两全美事。或许，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心才会歇下来。

我在平常生活中是个性格偏内向、与世无争的人，但在专业上却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叛逆”状态，一不小心就会挑战权威，怀疑那些已经写进教科书的“常识”，不愿盲目追随主流观点。专业上的离经叛道，使我成了行业中的独行者，很难和他人同行。但这也成就了我，迫使我更多地去独立思考，收获与其他精神科医生不一样的体验。将这些观点记录下来，无意和谁争辩谁是谁非，只想给读者呈现一个个人视角的精神科世界。

本书虽涉及一些专业知识，但不属于学术论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书中将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必要时补充一点科普知识。即便读者不懂专业概念，也不会影响对全文的阅读。

过去，精神科是医院里最不起眼的科室，大多数人对其知之甚少，甚至对其带有几分恐惧，认为精神病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得的病，和自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近些年来情况大有不同。人们突然发现很多精神疾病原来离我们如此之近，比如抑郁症、焦虑症，如今已然成了时髦的“流行病”，几乎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个人一辈子不弄个“心理障碍”体验一下，似乎有点白来人间走一趟的感觉。于是乎精神科医生也跟着沾光，从医生中最不起眼的小角色，一下子变成了备受大众关注的角色。

无论是出于对精神科这个职业的好奇，还是对患精神疾病的担心，又或是对笔者非主流观点的怀疑，相信这本书不会让你感到枯燥乏味。为了读起来轻松一些，本书编成短篇形式，每篇独立成章，前后关联性不大，读者可以随意挑选感兴趣的篇章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