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川先生是黄帝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编纂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黄帝内经》教材，他是经典与现代化结合的倡导者、是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结合的实践者，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典与现代化结合的倡导者

王玉川先生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出：“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探讨中医经典理论，总结研究中医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实质的研究思路。”王玉川先生指出，可以从哲学、控制论原理、临床和实验、时间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等角度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

通过研究，王玉川先生指出“从宏观到微观，对立统一规律是普遍存在的。《黄帝内经》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这是何等英明。”

王玉川先生认为：中医是从信息分类的角度对内脏功能进行分类的，因此，脏象是包括生理和病理两方面的动态表现，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所输出的信息。这种靠“黑箱”推测法建立的人体模型虽然简单，但是在临床上对指导人体的调控却非常适用。如果以西医对人体结构的深入了解做“白箱”，与中医的“黑箱”模型相对照，再通过大量文献分析、临床观察和动物实验，终有一天会使脏象经络模型与实质结构完全吻合，那就完成了医学理论上的一大飞跃。

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结合的实践者

《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原则一直对中医学临床实践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历代以来，虽然有不少新的成就和学派，但就学术理论体系而言，均是在《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王玉川先生认为学习《黄帝内经》和掌握其理论，对于学好其他中医课程和指导临床实践有着很大的作用。“历代医家在《黄帝内经》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虽方法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古为今用。”王玉川先生强调，临床实践要应用《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认为“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这些能力”，提升临床诊疗能力和水平，同时基于《黄帝内经》理论进一步得新知、创新论，发展《黄帝内经》学术思想。

我的中医内科老师任继学教授和硕士导师李济仁教授，都曾在1958年来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听教于任应秋、王玉川先生。而李济仁教授与王玉川教授亦师亦友，李济仁教授也一直在安徽中医学院和皖南医学院从事内经教学工作，是首批内经专业硕士生导师。王玉川先生和我的博士导师周仲瑛先生是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同学。

我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就是《黄帝内经》，我发表了题为《黄帝内经五体痹证探讨》的硕士毕业论文，当时的硕士毕业答辩会主席就是王玉川先生。

我在硕士阶段和李济仁先生合著了《痹症通论》，由王玉川、朱良春先生写的序。在这篇序中，王玉川先生高度赞扬我们研究《黄帝内经》的方法，他说，“融汇古今、结合中西、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恰好是真正保持和突出了中医在治学方面的优良传统。”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也让我坚定了《黄帝内经》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王玉川先生对我的人生有重要影响。我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中医药研究院，后经王玉川先生介绍改签到中日医院，他希望我为中西医结合工作贡献力量。30多年后，我受聘担任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主任，继续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相关工作。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让我们格物穷理，传承好、发展好《黄帝内经》学术思想，守正创新，一起为中医药事业而奋力前行。

在王玉川先生《黄帝内经》研究思想的影响下，我通过研究对《黄帝内经》中的理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

基于《黄帝内经》，融汇古今、沟通中西，构建糖尿病现代防治的中医诊疗体系

纵观中医发展史，历代医家对脾瘅、消瘅的病因病机、证候演变及整体辨治规律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脾瘅、消瘅除可能进展为消渴（2型糖尿病）外，还可引起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痛风等疾病，若进一步发展会导致一系列引发严重后果的微血管和大血管病变，整个病程与西医代谢综合征极为相似。我们充分吸收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构建了糖尿病“郁—热—虚—损”四期分证的中医诊疗新模式，显著提高了中医对各期糖尿病的临床疗效。

基于《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结合实践，创新理论指导临床诊疗

结合《黄帝内经》的“伏邪”理论和“痹证”理论，我提出了“脏腑风湿”学说，即人体感受风寒湿邪，或通过五体而内传，或通过官窍而直中，使得风寒湿邪留而不去，伏于脏腑而成痼疾。每于复感，伏邪引动，造成疾病的加重或反复，因脏腑风湿所致的疾病称为脏腑风湿病。外邪侵袭是必要外因，脏腑功能异常是重要基础，邪气伏留是致病关键。治疗上，祛邪外出是治疗首要任务。免疫相关疾病的发病与外感病邪，邪气伏留密切相关，也可从脏腑风湿论治。“脏腑风湿”学说为包括风湿免疫类疾病在内的诸多疑难杂病的辨治开辟了新思路。

《黄帝内经》提出病机十九条，为临床执简驭繁、审证求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我们根据当代的疾病谱的新特点，结合临床实践，对疾病的传统病机、治法进行的新的思考，总结出“新病机十九条”，如“诸型感冒，太卫胃表，皆属于膜。诸脏沉病，屡感加重，皆属于痹......诸病缠绵，入络累脏，皆属于慢（慢病）。诸糖脂酸，上溢中满，皆属于浊（代谢紊乱性疾病）。诸眠焦躁，烦倦压抑，皆属于心（心理性疾病）。诸病乱投，百药杂陈，皆属于医（医源性、药源性疾病）”。“新病机十九条”条分缕析地阐释现代疾病的中医病机，构建病机辨识框架，系统地展示了中医诊疗疾病的新视角，为中医病机理论的现代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结合现代医学指标揭示《黄帝内经》肥胖分类的科学内涵

《黄帝内经》将肥胖分为膏人、脂人、肉人。膏人是“蜘蛛型”，特征是腹型肥胖，但肚皮薄、四肢细、臀部小；脂人是“蛤蟆型”，特征是均一性肥胖，但肚皮厚、四肢粗、臀部大；肉人是肌肉发达，体重指数虽然超标，但无论是腹腔内还是皮下，脂肪都少。基于临床我们提出“小膏人”，即体重指数正常，四肢纤细但腹部肥胖。“脂膏人”则介于脂人和膏人之间。

我们将《黄帝内经》肥胖分类与现代人体代谢指标进行关联分析，研究发现“膏人”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内脏脂肪面积、体脂率、腰臀比（WHR）、出现肝功能异常、尿酸异常率均高于其他组别，骨骼肌比率最低。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血清尿酸异常是发生“膏人”的风险因素。“脂膏人”和“脂人”的BMI、WHR、内脏脂肪面积和骨骼肌比率更高，体脂率相对较低，血脂异常率发生比率最高。谷丙转氨酶和甘油三酯是发生“脂人”的风险因素。“肉人”表现为“肌肉型肥胖”的人体测量学特征，即BMI高，但骨骼肌比率最高、内脏脂肪面积正常，肾功能异常率最高，肌酐是其风险因素。

正是因为有王玉川先生的启迪和鼓励，才让我在对《黄帝内经》的研究中始终秉持融汇古今、结合中西、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同时保持和突出了中医在治学方面的优良传统，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王玉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以对联一副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敬意。

横批：大音希声

上联：内经学科初创培养全国师资桃李不言王者风范

下联：四代接力深耕经典大放异彩玉川成溪含笑九泉

王玉川生平简介

1923年，生于江苏奉贤。

1938年，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

1941~1943年，师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1955年，在奉贤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1957年，在江苏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内经教研组组长。

1969年，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中医内科工作。

1978~1984年，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

1991年7月，被确定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首都国医名师”。 

2009年，荣获首届国医大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