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孙灵芝，农汉才，王致谱. 时逸人《黄帝内经》研究.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4）：449-452

摘要：时逸人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医教育家，也是现代中医史上积极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研究，除了在当时的期刊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也编写教材应用于讲学，现对其内经相关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其《时氏内经学》一册作为教材使用，对《内经》原文采取原文、经义、讲解的形式予以详析，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中西汇通中的西医学理论注释相关条文，阐释条文中所蕴含的科学新义和原理，这种既兼有传统以经证经阐释条文的形式，又有结合西方医学知识揭示《内经》理论内涵的许多内容，呈现了对《内经》研究思路的多元化，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1 时逸人简况

时逸人（1896年～1966年），字益人，江苏无锡人，著名中医师，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临证注重辨证施治，不拘守成方，对中医经典著作及子午流注法等有较深入的研究，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医教育家，也是现代中医史上积极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载有14部，即《时氏内经学》《生理学讲义》《金匮讲义》《时氏诊断学》《临症简诀》《药物学讲义》《中国处方学讲义》《中国时令病学》《温病全书》《中国急性传染病学》《霍乱》《中国妇科病学》《时氏麻痘病学》《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除此以外还著有《中国内科病学》《中国传染病学》《中国药物学》《时氏病理学》《中医伤寒与温病》《外感热病证治要义》《时氏处方学》《中国儿科病学》《实用中医内科诊治手册》《实用经验中医验方》《中国传染病预防法》《选评验方精华》《选评医案精华》《审查征集验方》《时逸人医案》《中国内科疾病诊断学》《医宗用药律例》等著作，总计达30部之多，其内容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伤寒、温病、中药学、方剂学、妇科、儿科、传染病学、内科等多个学科。

2 时逸人《内经》研究

时逸人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研究，除在当时的期刊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外，也编写教材应用于讲学。

2.1 民国期刊上发表的《内经》相关文章

时逸人发表在民国期刊《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内经的研究论文有“内经讲义一斑”“内经之轮廓”“时氏内经学例言”“时氏内经学”（连载）在《复兴中医》上。

2.2 时逸人《内经》真伪考证

在民国时期，曾经掀起一股古书辨伪的研究热潮，如《中医新生命》1935 年左右开始发表辨伪学者谢仲的中医文献辨伪研究，以“卫原”和“诵穆”之名共计发表了18篇文章。关于《内经》的真伪研究，邓煜华民国时期 1929 年开始在《杏林医学月报》陆续发表的“《素问》真伪年代考”，1930 年 15 期陈无咎在《杏林医学月报》发表的“《素问》真伪年代考”；1931年9期蔡伯礼在《医林一谔》发表的“《内经》非轩岐所著考”；1934年11期杨子良在《现代中医》发表的“《内经》年代考”；1935 年 1 期李革痴在《北平医药月刊》发表的“《内经》著作年代考略”；1936 年 1 期周济在《中西医药》发表的“《素问》的年代考辨”。

时逸人对《内经》真伪的研究主要从7个方面进行了考证，包括《内经》名称之由来、《内经》托名黄帝之由来、《内经》非一时代作品之证据、《内经》原文与诸家有类似之处、《内经》著作时代之考证、《内经》之注释、《内经》缺简及王冰补入之谜。

2.3 时逸人采用西医知识分析《内经》条文

书中他对《内经》中的很多条文参合西医理论进行了实证式探索与阐释，较大地促进了后世采用西方医学知识对《内经》理论的阐释，对古老《内经》理论体系与当代医学科学的结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时逸人认为，“《内经》中所言生理解剖、病理诊断诸项有极精微者，有极疏忽者”“其中精微之处，多有参考发挥之价值”，因此下篇名为“《内经》真价之检讨”，分为“摄生、阴阳、生理、脉诊、色诊、病理、治法、病机、标本、经脉病”10 类。如“摄生”部分，结合当时的科学知识，《素问·生气通天论篇》： “清净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对于“苛毒”和“病菌”产生了关联[1]23，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又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夫言人之阴阳，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五脏皆为阴……六腑皆为阳。”“阴阳”在时逸人“现在研究生理学上之阴阳，方法有二”。从各个来看，“每一个细胞中之水分属阴，其小核有分裂动作之功用者属阳”[1]25。而从整体来看，“凡皮肤、肌肉、筋骨、脏腑一切有形之物质皆属阴，而另有一种能力，以鼓动全体使其能发生各种功能，如心之循环、肺之呼吸、肠胃之消化排泄、官能之新陈代谢等属阳”[1]25-26。当然，他也承认用这样的解释可以与现代生理、物理等尚可符合，只不过并非是《内经》本意。

2.4 时逸人其他文章中《内经》相关研究

除了《时氏内经学》一书，时逸人在其他文章写作中也有对《内经》条文或相关阐发。

2.4.1 对“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论”的研究 1919 年发表于《绍兴医药学报汇刊》的“辨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论”一文：夫《内经》一书，博而寡要，故先哲谓读《内经》之道，宜知比例之机，千万脱略之文，比例而观，如一堂之传授，即精微玄妙之处，亦莫不以神明测之矣。病机十九条为“至真要大论”中最精确者也……每欲将《本经》《内经》《伤寒》《金匮》诸书，折衷西法之实验，而析注之[2]。

2.4.2 对“五行”的研究 1919 年发表于《绍兴医药学报汇刊》的“与袁桂生君讨论五行生克之意见书”一文：《内经》中所谈五行生克皆指生理而言，是五行生克，乃一种生理学上之代名词（《内经》谈生理，改名词于五行者，占全书中百分之八十）……五行生克问题，一言以蔽之曰，为生理学上假借之代名词，《灵枢》《素问》可证也[3]。

2.4.3 对“运气”的研究 在《运气讲义》指出本校课程有气化一科[4]。《内经》著作时代之考证附记杨哲民观点，如一是“天元纪大论”等篇文气稚弱，不类西汉文辞；二是《素问》言天人之际，与董仲舒意见一致；三是运气之说波及于医学界，非有极大势力不致此。东汉为谶纬大行之时，故断定一部分材料成于其时。

《内经》注释又提到，迨金元四子出，《内经》之学说乃大盛。五行气运、消长盈虚之理，占医学上重要位置，而医学乃为之一变矣（ 宋代印刷之术发明，适其时大倡河洛理数，故运气之说加入医学，实始于宋代）[1]14。

2.4.4 对“生理”的研究 1930 年发表于《上海医报》的“闻诊概论”提及：声音之器官有七，一喉咙、二会厌、三口唇、四舌、五悬雍、六颃颡、七横骨。《灵枢·忧恚无言》载之甚详，与生理内容实能恰合……《内经》以角、徵、宫、商、羽五音，与呼、笑、歌、哭、叫五声，以求牵合五脏[5]。

1930 年“论全体生理”文章中指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又曰：服天气而通神明，凡苦此这，皆以无形之气，为全体生理之主宰，而无可疑虑者也……是故治形必先治气，气乃形之主宰，治气必先治神，神实气之本源，先天之植此形者惟气，后天之率此气者惟神，神维何，即灵性是也，故曰研究生理，宜存哲学之观念焉[6]。

1926 年《三三医报》中的《医学演义》较多地提到了《内经》，如“神志病论理”“气血用药例”谈到《内经》气病禁食辛、“表里用药例”“四时用药例”“火字解”说西医所谓炎症《内经》所谓伤寒者此皆热病之类。《中华病理学编纂记》谈到中医病理学之进步有三期，其中有理想六气病机时代（如《内经》《难经》等书），所以他“钻研旧学，力求病理上继《内经》《难经》根源，下沿汉唐支派”[7]。

2.4.5 结合全体论的研究 《全体论篇》中记载了很多相关条文。如脑髓说、呼吸论、耳闻声说、目说、发言说、荣卫说、胞说、天癸说皮毛说、血脉说、筋骨说、脏腑部位说、肺说、心说、肝说、胆说、脾说、胃说、肾说、三焦说、膀胱说、小肠说、大肠说、阴阳说、太阳论、阳明论、开阖枢说、标本说、经脉说、络脉说等等。

2.4.6 诊断学著作中的研究 在《时氏诊断学》书中也多次引用《内经》条文。如《第一篇·诊病之法程》：“性别——经曰，切脉问名，当合男女。”“形志——经曰，形乐志苦，病生于脉，形乐志乐，病生于肉，形苦志乐，病生于筋，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境遇——经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流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以甚，外耗于卫内夺于营。”“居住——经曰，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因居处习惯之不同，受病遂因之各异，《素问·五方异治篇》允为诊断学上规则”[8]等等。

2.4.7 其他 时逸人 1924 年为杨如侯先生的《灵素生理新论》一书写序，即《灵素生理新论序》，书中认为他的书“一本《内经》而推演处，亦悉宗经旨，或旁采历代名医学说，暨诸哲理说明之，绝不参经私见，其引而未发之旨，并历举西图、西说以互相印证，熔中西医籍一炉，而治之初裨益医林，厥功尤伟”[9]。

3 时逸人对《内经》价值的评价

1941 年《复兴中医》上时逸人写的“本校开学纪念词”：一年级注重基础学科，二年级注重应用学科，三年级注重在经验上实地之考察，此先后次序，不可紊乱。基础学科，如生理、病理、药物、内经、医史等是。处方、诊断、内科概要等，已进一步涉及应用学科之范围，本校所以有此规定，注重在迅速完成，得窥见中国医学上之精义[10]。

3.1 叙述当时医学之丛书

时逸人认为，“《灵枢》为古代之解剖、针灸学，《素问》为古代之生理、病理、诊断学，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消长盈虚以及精神卫生、脏腑经络、三部九候、针灸等叙述当时医学之丛书。假大自然现象推究疾病起因，以六气变化为推测气候方法。于是有五运六气、司天在泉诸说，注重治疗之原则。故于四时之升降浮沉、寒热温凉等，认为治疗上最有价值之研究归本于调节之功用，而以辩证法叙述之故，不适用机械式方法之研究与批评。研究本书之内容，当以上古相传类似韵语之口诀为一类，秦汉时补充之意见为一类，唐宋时参加之意见为一类。可于文法上辨之，分别研究，得知其内容之真实性，而不为众说纷纭所淆乱也。[1]21”“《素问·四时调神篇》述顺四时方法，指出上古时代奉为摄生之准绳，俾其人精神、身体两相协调。虽与近世卫生方法动静各异，然重视外在环境之影响，以‘预防为主’出发，今古所同，是非独重机械观点者所能领会也。[1]25”“古人生理解剖学之说尚在理想时代，已知身体内必有一部分专司收藏精液之责者。睾丸之功用未明，乃以肾脏为代表血液中最精粹部分，为化生精液之原素。古人指为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名词虽含混，而立意实同。于此可见古人研究之精，识见之宏远，在数千年前与现代学说尚多符合也。[1]28”

3.2 医学之宗主

1919 年发表在《绍兴医药学报汇刊》的“医学宗主辨”一文认为，“若谓《内经》一书，舛误甚多，似难遵守，然千万年脱略之文，千蹊万径，不知比例，适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深奥精微之外，俦能以神明测之哉。刘河间得病机之理，而邀治火之名；李东垣明内伤之旨，而得脾胃之要；降及近代，如张隐庵、黄坤载之流，拘囿于五运六气之中，皆得《内经》之一言片句，悟其余绪，以自鸣一家，莫不以遵经为宗旨。然能博其精神，删其糟粕者，有几人哉。夫得其片言居要之体，若病机之理，若四时之病，若六淫之应，若九气之异，详内伤外感之大要，已精微毕贯矣。得其意，彰其理，足垂万世而不朽，岂暇拘执一编云。且《内经》中阴阳虚实寒热邪正表里标本并列者，是启人研究之机，非教人捷便之径，中医所以能驾夫西医之上者，精义在斯。今则弃置而不讲，惟以五行生克之空谈，津津乐道，背实际，乖大体，岂能逃天演淘汰者耶。[11]”

《全体论自述·脑髓说》：“西医论脑最精，而治脑无法，不知脑生于肾，欲补脑者，即从肾治，肝脉入脑，凡癫痫风眩，皆从肝治，胆脉络脑，凡脑热者，则从胆治，又鼻窍通脑，可从肺治，脑筋入心，可从心治，脑络聚于胃，可从胃治，此治脑之大法，彼西人曾梦见此理否，甚哉，《内经》当医宗必读也。[12]”

3.3 中医学说之结晶

1922 年发表于《医学杂志》的“论中医历代著作家之宗旨与得失”一文提到：“今历世相传之方，惟有治形体病能，确无除精神病之力。凡遇有精神病者，惟恃逍遥、越鞠诸方，以敷衍塞责，与东医治此，用兴奋麻醉者，其伎俩等耳……噫我知之矣，盖精神与形体受病之异，无识力以鉴别故也。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迭浸，饮食房劳经络气机，七伤之感受，所谓形体病也，宜用药物独胜之气质以调之，此市医之能事者也。若精神上所起之病，有断非药质所能治者，即译本中催眠心理诸疗法亦不过略得其皮毛。阅者如欲深求其义，则有《内经》中言之甚详，细心参考可也。[13]”

1941 年《复兴中医》上发表《研究中国医学的几个信条》指出：“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之外真中医究竟在哪里……《内经》一书，包罗丰富，医学家言，只占一部分，为针灸经穴、脏腑功用、诊断治法等……《伤寒论》《内经》专言病机、病性、病原等，而略于症候……合之《内经》《本经》等，各有一部分医学见地，可称为中医学说之结晶。[14]”

3.4 并不迷信内经所说

时逸人认为“善读《内经》者，决不死于句下也。[15]”他在庚辰九月廿二日病寒热无汗头痛胸闷、苔色白腻、大便不畅饮食减少，用防风、荆芥、桂枝、陈皮、半夏、赤苓、建曲等。服后微得汗，表邪仍未宣畅，惟大便已三四日未解，矢气甚多，胁痛腹胀，不思食，乃用藿香、佩兰、陈皮、半夏、赤苓、建曲、枳实、延胡、浙贝、厚朴等，服后大便仍未解，病况如昔，更增腰痛鼓肠，怔忡不寐……经过一番治疗后大便通畅病乃霍然，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内经》条文产生了疑问：“《内经》谓已满三日者，可下而已。真是颟顸之至，以余所知，必须表邪解后，即恶寒已罢，方可通其大便。[16]”

4 现代研究对《时氏内经学》的评价

时逸人的《时氏内经学》作为复兴中医指导社会的函授课本，现代对其评价亦有对其作为教材这一视角的评价。张毅、陈晓等研究近代中医院校教育《内经》教材编写体例考察指出，近代中医院校建立后，为适应院校教育的需要，中医教育者探索并编写了多种编写体例的《内经》教材，大致可以分为“用西医知识改编”和“辑要分类编写”的两类《内经》教材，前者以仿造西医学科分类和使用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改造，后者保留《内经》原文的原汁原味，对相关条文进行归类和阐释。时逸人所著《时氏内经学》探讨了“内经学说与时代性”问题，附以西医的观点阐释了《内经》的主要学术内容[17]。“时逸人将其多年《内经》教学的经验编成了《时氏内经学》，该书系统地讲述中医理论，反映了近代中医学术发展的趋势。[18]”

民国时期现在存目可查的《内经》教材有21本，比较著名的如 1916 年丁甘仁的《医经辑要》，1925 年杨则民的《内经讲义》，1926 年冉雪峰的《内经讲义》，1933 年恽铁樵的《内经讲义》，1934 年秦伯未的《秦氏内经学》，1941 年时逸人的《时氏内经学》，这些教材的编写多数采取《内经》原文选要讲解的形式，为现代《内经》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

5 结论

时逸人《时氏内经学》一册作为教材使用，对《内经》原文采取原文、经义、讲解的形式予以详析，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中西汇通中的西医学理论注释相关条文，阐释条文中所蕴含的科学新义和原理。如时逸人对《内经》中的“摄生”“病机”以及“标本”等方面的论述，均结合了当时西医最新发展的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见解和观点，这种既兼有传统的以经证经阐释条文的形式，又有结合西方医学知识揭示《内经》理论内涵的许多内容，呈现了时逸人对《内经》研究思路的多元化，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用时逸人的原文来说：“近人多以《内经》学说失却时代性为言，不知讲解《内经》主旨，在考证上古医学之遗迹，用历史眼光探讨学术进化之过程。先民钻研发明之成绩，为现在研究之材料，供改进之参考而已。学说多随时代而转移，譬如现代医学知识，生理解剖、物理诊断、病菌检查、化学试验、动物试验、血清反应、免疫等学说风行一时，倘再经过三五千年后，吾恐将与五行生克、五运司天等说同为博物院中之陈列品，供考据家之参观凭吊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倘不知此意，必欲于《内经》中求确实医学之知识，则非余之所愿闻也。[1]17”民国时期西方科学文化、医学知识大规模传入我国，时逸人先生其他文章中对《内经》的阐发，也体现了他积极接受西方科学、医学知识与理念进行中西交流、沟通，其所蕴含的学术思想对《内经》学术研究具有很好的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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