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张悦. 时逸人与民国中医科学化. 品位·经典，2022(8)：61-63+66

摘要：时逸人(1896—1966)作为近代著名医学家，倡导“中医科学化”，是中西医汇通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民国时期的中医科学化运动中，他主张避免全盘西化或中化，科学整合中西医学以创造第三医学，又主张中西结合、积极实践，提出实现中医科学化发展的诸多方法。虽然受时代局限，时逸人的思想主张仍有不足，但他倡导的中医科学化无疑是中西医结合的早期探索，对近代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多元借鉴。

晚清之际，西方医药大规模入华，形成中、西两个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为保护中医，避免西医主导医学，医学界人士经历了由恪守旧学到试图汇通，由汇通兼顾到谋取改良的变化，一时掀起了“中医科学化”思潮。在近代“中医科学化运动”期间，著名医学家时逸人创办《山西医学杂志》《复兴中医》等医学杂志，编写《时氏生理学》《中国传染病学》等著作，致力于中西医汇通，为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学术界关于中医科学化运动已有一定研究，包括中西医论争、中医科学化运动代表人物、中医科学化运动主要表现和现实意义等。时逸人与中医科学化运动的关系学界尚无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多为时逸人学术思想和治学内容的简单梳理。时氏一度将中医科学化与中医复兴联系起来，对此展开探讨可为近代医学史研究提供新视角，也可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提供多元借鉴。

一、去芜存菁、科学发展：时氏中医科学化之观点

民国时期的“中医科学化”运动是围绕中西医论争、废止中医展开。20世纪初，国学大师俞樾提出废止中医，中医名家恽铁樵率先回应。彼时时逸人的态度较为模糊，其感慨：“愚蒙如逸，学识毫无，既不敢畸重畸轻，又不能袒左袒右，惟有骑墙头，登屋脊，袖手旁观。”[1]189

激战不休，中医式微。时逸人意识到骑墙态度并不能保住国医地位，他决定参与“国医御敌团”，与西医一决高下。“废止中医案”后，时逸人在《三三医报》的三周年感言中提及：“凡我同志，均当负弩前驱，为该团效力”，“维持医学，服务社会之责任…… 以御外侮”[2]。中医面临危机未减，1929年他明确号召医界自省，认为“中医之改进，责在中医自身”[3]613-614。接着发文表明与西医合作，“中西医诚心合作，努力研究，互相扶助，共同进步……”[4]

中医科学化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崇尚西医的先进理念与科学技术，企图运用近现代自然科技知识阐释中医药学，探索一条中医药学的未来之路，以期实现中西方医学的大融合[5]。他们欲使中医界工作人员渐成科学化，实现中国医学融入世界医学，开辟一种新型医学[6]。因此，时逸人“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汇通中西医理论，融会古方今方”[7]5，11，力求医界齐力革新中医，积极主张并探讨“中医科学化”，开创新医学派之先河。

时逸人既区别于拒绝接受西方医学融入的传统中医支持者，敢于指出中医的某些错误，又区别于主张完全摒弃中医的“全盘西化”者，能够沟通中西医。

首先，他以正确态度看待中医，指出“汉法医方出于宝验之结果，当有重视之价值”[8]。但他也主张废除中医理论中的“五行生克”学说，认为“玄说是不合于理，就无从科学化起”，“中医科学化”思潮在于先破除中医无理之处。1929年，时逸人著文指出，中医学说最足贻人口实者，厥惟五行之名义，呼吁改进中医“必先删除各家之臆说，使居今之市医，凭心自问…… 当置五行于无用之地，此为不废五行，而五行自废”[9]。

其次，提出改进中医主张，“借助科学方法，以改进中医已为全国多数学者及专家所公认”。[10]关于改进要点，他说：“学术非一成不变之物，随时代而推进，逐渐改良。”[11]应以科学为中心，结合西医，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国医学，创造第三医学[12]。

二、兼顾中西、注重实践：实现中医科学化之方法

对于如何实现中医科学化，时逸人倡议中西结合、取长补短。他甚至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有所建议：“西医，宜虚心与中医药界提携，择中药之可以代替者，在可能范围内当竭力引用。”[4]

首先，时逸人指出中医“闭门造车”的弊端。他认为“中国医学，所以一蹶不振者，古学荒废多矣，各科学说，专门秘授”[13]。他认为“中医秘守者使得中医学术日渐式微，与复兴中医之途径相去甚远矣”，提出“中医学者应改良国药，公开秘术，阐扬国学，通力合作”[14]12，24。他号召医界同胞“中国医学振兴之道在于竭群策旧力以赴之”[13]。他既说明门户之见的短处，又强调中医学家须团结一心，集百家所长。

其次，他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同时，积极融会现代医学的理论，对“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作了进一步探索和尝试[7]。“着重实用，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可以称之为时逸人中医科学化主张的关键。

譬如，在病症治疗方面。时逸人主张：“每一种疾病之症状，以西医所观者为主，分析病型，而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项，以中为主，以西为参考。”[15]其著作《中国传染病学》中，他汇集整理了古代已独立出现的一些急性热病，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帮助初学者在西医病名诊断下，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法，分解病因病机及诊治方法。《中国妇科病学》“以中医学说为主，采用中药处方，同时结合西医妇科解剖生理”[16]426，时逸人汇通中西医妇科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妇科学。

再次，时逸人“中西结合，开拓创新”的见解革新了传统守旧的观点。在整理中医学术方面他提出，“对中医理论实有整理研究之必要”，“融会中西医药之学术，而另造第三者之特殊医学，以应付时势之需要”。主张中西医并重，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欲使其（我国医学）学说有系统，当合乎科学原则为依托，当以生理究其作用”。必须以科学方式整理中医，要求“学说系统化、科学化”，“经验集中化、实验化”，“药物生理化、化学化”，“治疗机械化、实际化”，“预防社会化、政治化”[17]。在时逸人看来，科学不应划分中西，西医侧重科学理论，有借鉴之处；中医也可通过实效性证明可以科学化，同样具有实践意义。

三、融贯古今、汇通中西：时逸人中医科学化主张的价值与贡献

“中医科学化”是晚清时期汇通中西医学思想后产生的，民国“中医科学化运动”是以“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等为口号开展的一系列自救运动。它是科学救国的产物，更是医学人士为维护中医事业进行的顽强斗争。该运动的倡导者试图学习西方，以科学知识丰富和诠释中医，开辟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认识一度受时空局限，不断变化发展。

时逸人对西医的态度也是经历了从反对到接受的转变。“中医科学化”从形成一种思潮到发展成为运动，过程是一波三折的。时逸人作为近代中医史上积极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中医科学化”的思想主张是在陆渊雷等第一代提倡中医科学化的医学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更为全面广泛。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建立非中、西医以外的第三种医学设想的人”[6]。主张多角度结合中西医，时逸人“将中西医病证分别类比归纳，用中西医两种术语描述症状，用中医理论阐释病机，用西医理论解释病理，中西医双重诊断，根据不同疾病，或专以中药治疗，或以中药为主辅以西药，或中西药并重”。[6]他又指出，中医理论需要系统化、科学化，要看到西方医学的优势，实现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实效作用。时逸人的“中医科学化”理念，使其为中西医结合做出了诸多大胆有益的尝试，对近现代中西医临床各科的结合有重要影响。迫于时代局限，时氏的一些理念存在不足，亦是科学化倡导者的普遍问题。譬如，对于创造第三种医学，他们缺少对中医理论的深层次分析，试图以西医学理论直接代之。科学化的倡导者们忽略了中医学之所以能保证民族健康繁衍而延续数千年，有客观疗效是无可争辩的[18]69。没有深刻把握两种学术内涵进行的汇通也难以接受时间考验。简而言之，时逸人的主张瑕不掩瑜，其有关科学化才能复兴中医的“中医科学化”观点及措施在近现代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近代东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中医的发展始终贯穿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是“一国固有其特具性之固有文化，保存其固有文化，庶不失其民族之特有精神”。其二是“新兴者则毫不怀疑，全加接受”。[19]中西文化基于不同的背景，全盘否定或西化皆是错误倾向。对于中医、西医的优劣之分，我们要认识到二者不仅是两种技术，也是两种文化理念，若将二者彻底同一化，既不可能，也不实际。医学的作用在于治疗实效，片面地评价中医或西医价值，只会产生无谓的争论。以近代“中医科学化”问题为例，正确看待中西医的关系，我们要意识到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不同国家的医学立足于相应的文化、制度及其他条件，不能片面选择或否定。第二，要想最大限度发挥医学疗效，必须拒绝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坚持择善而从、博采众长。立足国家实际情况多加进行科学有益的尝试，发展本国医学优势，完善发展理念，更好地造福病患。第三，医学改革本非一蹴而就，亦需各界努力，特别是行政部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因利益判断失误，将斗争矛头对准中医，使之陷于窘境，非但对医学发展百害而无一利，也使社会处于混乱。政府不能凌驾于民众之上，更不能依靠国家权力决定医疗发展方向，只有“自下而上”深得民心，宜于大众的改革才能奏效，所以必须利用好政府部门职能，发挥好医学作用。

当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及时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刻不容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建设，处于严峻形势下的各个国家应以合作态度，积极交流医学经验，互相学习借鉴可行之处，以制定切实有效的医学方案，构成多元化协调合作机制、形成联防联控的总体格局，携手“抗疫”，维护好人类最广泛、最根本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时逸人.时逸人医学论文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2]时逸人.本报三年之书感言[J].三三医报，1926，4（0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920年代的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时逸人.现今我国医药界救亡惟一之出路[J].医学杂志，1934，76（01）.

[5]恽铁樵.恽铁樵讲演录.上海铁樵医药事务所发行初版[Z].1935，37.

[6]弓箭.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3.

[7]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张镜源.中华中医昆仑：第3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8]时逸人.整理国医学术之主张[J].医学杂志，1931（61）.

[9]时逸人.本刊三周纪念之感想[J].医界春秋，1929（37）.

[10]时逸人.谈改进中医[J].医学杂志，1933（71）.

[11]时逸人.中西医学之改进问题[J].复兴中医，1941，2（02）.

[12]杨云松.中西医结合研究史论[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9.

[13]时逸人.中医振兴之希望[J].医界春秋，1928（19）.

[14]周凤梧，张奇文等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3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15]时逸人. 我要说的话[J].复兴中医，1940，1（01）.

[16]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7]时逸人.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J].复兴中医，1940，1（01）.

[18]肖林榕.中西医结合发展史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19]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