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2016-06-12 06:01

韩山明后来经常会提起1847年第一次进入沙头角失败的经历

作为第一位前往中国的瑞典传教士，很多史料会将他到达沙头角的1848年夏天视为他第一次进入中国腹地的时间。

事实上，一年前他曾经从香港出发，想通过沙头角的海路前往惠州。他从香港找到一位客家人做向导，很快在边境海域遇上海盗。海盗不仅抢走了他们的所有财物，还杀掉被视为“带路党”的客家人。

韩山明后来在沙头角租下房子治病救人、教书育人，和中国人开始密切的交往。不过，他仍然觉得“远离同胞和朋友生活在一大群中国人中，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1840年代韩山明等传教士的经历让人好奇：当国门突然被炮火强行打开，国门边的深圳人如何看待那些长相奇怪的外国人？如何与他们交往？洋人如何最终进入他们的土地？进入他们的房屋？最后改变了他们的信仰？

免费治眼疾，博得“好心肠”的印象

鸦片战争后爆发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浪潮，有一个人必须要提，那就是郭士立。

郭为荷兰传教会派向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对中文极有天赋。在1820年代已掌握中国官话、粤语、闽语及文字。1831年至1835年间，郭先后七次沿中国海岸考察。鸦片战争期间，他先后随英国军队到过镇江、南京、定海，并参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的签订。1843年起，郭士立担任港督的中文秘书。1844年，郭士立创立在华传播福音的“福汉会”。

在郭士立的影响下，欧美人士掀起来华热潮。1846年11月，韩山明和黎力基乘船一路向东，于1847年3月来到香港，投郭士立门下学习中文。郭士立当时已经长住香港，接触较多的是客家人，“人本分能吃苦”是客家人留给他的印象。这也影响了韩山明，使其成为第一位面向客家人的传教士。

韩山明后来记录，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何秀才”租给他住处，就在沙头角的东和墟市。选择墟市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当时传教士还没有办法进入客家人村落定居下来，而墟市是没有村民居住的——每天墟市结束，赶墟的村民都回家了。但是墟市会有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公共场所，尤其赶墟的日子人很多。

韩山明说“何秀才的岳父叶先生为他提供保护”，叶也是一名秀才，且在当地德高望重，所以能够处理针对韩山明的可能的“危机事件”。

韩氏沿街布道，但是客家人对宗教没有表现出韩氏期待的热情。不过这洋人善于治疗眼疾的本事很快被当地病人熟知。大批有眼疾的人会到他租住在墟市的房屋看病，韩山明每日的重要工作就是免费给他们看病。当时韩山明还没有结婚，所以他不能给女人看病。

叶先生会带村里的老人来看病。他来了很多次，或许是老人的时间比较充裕，他们愿意久坐并经常听他讲道。几个月内，有几百人来到他的住处，当地人把那里称为“慈善医院”。

1848年秋天，韩山明染上一场大病，被迫攀山过海，离开四周全是稻田的东和墟回到香港。再次回到东和墟后，他决定开办一座学校。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深圳第一所服务于客家人的教会学校开办起来。到1849年1月，学校有了25个男学生。学校是免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会到他的学校读书，因为不仅可以识字，连生活费也是免的。学校的开办让客家村民感觉，这个洋人是个好心肠的人。

不过，韩山明在回忆沙头角的经历时说，他仍然觉得“远离同胞和朋友生活在一大群中国人中，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和墟“地方不靖， 抢劫案件迭出”，他只得于1849年6月退回香港。

布吉有一个开放的中国家族

进入深圳地区的第二站是李朗。

1850年，回到香港的韩山明暂代回欧洲休假的郭士立主持福汉会的工作，因此结识了五华籍的客家人张复兴。张生于1811年。34岁那年，张走西江运木炭到香港，不幸沉船。身无分文的他只好与一位朋友在香港做小生意，后结识郭士立与韩山明。

1851年，张复兴和李朗人江大宾一起接受施洗，并接受授发书传道职。张复兴将自己经营的小生意停下来，跟随韩山明四出布道，成为韩山明牧师的唯一随从。

1852年，江大宾要回到新安县的老家李朗。这时正是韩山明最迷惘的时候。头一年的8月，正值壮年的郭士立病逝，和他一同来华专在潮汕地区的黎立基也被人从盐灶赶回。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巴色会的传教士决定将未来的方向专门指向客家人。所以韩山明决定和江氏一同来到李朗碰碰运气。

这是1852年5月18日，“村中老少以尊敬和友善的态度接待了他”给了韩山明莫大安慰。不过他们想在李朗住下来的愿望没能实现，原因是村里有一家人极力反对。

当时看，这是一次极为寻常的拜访。不过李朗这个安静的山间的客家小镇，因此有了很多符号化的意义。

进驻李朗失败后，韩山明在沙头角和布吉两地的客家人中传道。这一年巴色会派韦永福来到香港，之后较长时间驻在沙头角。

韦永福在次年写给教会的工作报告中描述了自己刚到沙头角的情况：

“我的（客家话）老师是一个文人，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准确说是一些木板摆在木支架上，木板上铺着草垫。枕头用竹子做成，床周围罩着蚊帐。他的房间还有一张小桌子、两把没有靠背的竹椅子、一个小盒子和一些陶器炊具。灯是一个小陶碗里装了灯油，一条薄灯芯沿着碗边缠绕。”

“我的（中国人）助手家里也有类似的家具……总而言之，这就是和我有联系的中国人家里的样子。”

韦永福长驻沙头角之后，韩山明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布吉。布吉也是一个客家人的村落，从明朝开始就建有墟市，这让他们比较容易租到房子。1852年，布吉凌家父子——凌振高和凌启莲洗礼。

在凌家的帮助下，1853年3月23日，韩山明夫妇住到布吉丰和墟；黎力基和韦永福则住在沙头角。这年冬天，布吉与草埔发生大规模械斗，草埔人宣称要捉拿韩山明的妻子——她当时住在布吉。

村庄械斗将外国传教士牵涉其中，反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外国人复杂的情感和认识，这种认识存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从官方的层面看，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时明令禁止洋人传教士在中国腹地传教；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增加，洋人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内地，但官方对传教仍然是反对的；从民间看，基督教传播的偶像只有一个上帝，和中国民间的偶像崇拜有冲突，加上教会在教育医疗和物业方面会为传教士宣教提供资金支持，难免会被牵扯进村庄的利益冲突。文化和信仰的差异，关于传教士“作恶多端”、“杀婴吃人”、“挖眼剖心”之类的传言到处被传播。

幸好韩山明夫妇得到凌家人得力的保护，最终躲过了劫难。凌家是深圳地区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家族，尽管这个家族是从五华迁徙过来信奉“耕读传家”的传统客家家族，但他们一开始就对西方传教士采纳了包容和欢迎的态度。凌氏家族后来出了十几位教授和博士，包括倡议建立中国“植树节”的第一人凌道扬。凌道扬后来成为香港教会大学——崇基书院的院长。顺便说一句，崇基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1854年是巴色会深圳地区传教士最为艰难的一年，黎力基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妻子突然患痢疾去世，一个月内，韩山明也因病去世，影响到传教工作。加上地区的骚乱，沙头角自此被彻底放弃。

从“番鬼”到“黎先生”

1854年，黎力基开始居住在布吉，学习客家方言并着手编写客语罗马字典。这本名为《德客辞典》的书1860年出版。

黎力基在布吉的工作有一些便利条件。不过，在1855年3月给巴色会的报告中，黎力基写了这一年多与当地人交流的变化:

“我在布吉只能有限度地与人接触。村中的男孩时常称我为‘番鬼’。不过我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给他们医治烂脚或者其他伤口。借着这种方法，我可以与民众接近，可以进入他们的屋子，与他们亲切地交谈，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使用手术刀，用燃烧的硝酸银消毒，清洗发臭的伤口，涂上膏药。村民们欣赏我这种从未要求任何回报的服务，认为这是心存善良，要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证据。”

“如今，我进入村子时，村民不再用过去的‘番鬼’称呼我，反而像对待诚实人那样，向我打招呼。每逢集市时，通常有半打以上乞讨的男孩流连其中。以前我进出墟市时，都受到他们辱骂。后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塞住了这些小孩子的无知之举，那就是当他们照平常的习惯叫我‘番鬼’时，我转过身来给每一位男孩买一块米饭。我告诉他们吃了以后不要叫我‘番鬼’。这种做法似乎有效。此后，每逢我经过那里，他们向我打招呼时，都称我为‘黎先生’。”

在1852年首度拜访李朗两年后，这个村庄同意巴色会进驻并卖了一块地给教会。自此黎力基有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建李朗教堂。

1855年3月，李朗新的教堂启用，布吉的工作基本迁到李朗。1856年，黎力基在李朗又建设了一栋洋楼，创办了女校。

李朗后来创办了一所神学院，从其培养的目标看，这可能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神学院，深圳最早的教会大学。

从1848年首次进入沙头角，到1856年学校的建立，洋人在深圳建立“朋友圈”，花了8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