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万松浦文学频道，2007/4/27

在我个人看来，时下所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倾向于从“指导原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它要不断地在古人那里寻找有益于今人的所谓“指导原理”（即世界观），什么“天人合一”啦，什么“和而不同”啦，什么仁义礼智信啦，等等。事实上，近一百年的偿试已经证明，“指导原理”之说显然不是吸收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的最佳途径。比如今天人们大谈特谈的、所谓中国哲学的最大优点之一的“天人合一”之说，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本来古人讲天人合一，主要不是作为什么指导原理来提倡的，而是作为修身实践的结论被体认到的；当然汉代的天人感应之说，如果也算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话，那主要是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不能说是在追求指导原理的思路支配下提出天人感应的；今天也有人从生态自然的角度来谈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这里面蕴藏的是古人的某种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严格说来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实践的产物，而不能用“原理”这样知识化、客观化、法则化的术语来描述。试问：这个世界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人生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可以靠为人们提供一系列指导原理来解决吗？你问问那些生产污水、排放废气的工厂企业的老板们，是不是他们不知道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性？你去问问内蒙那些过度放牧、严重破坏草原生态的人，是不是真的不想回复到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一下子认识到把天人合一当作一种指导原理，反而使它显得多么脆弱、多么苍白无力！如果一个人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或者没有那个素养，怎么可能去追求什么天人合一？而且，正常情况下毕竟人与天是分离的，这也是我们做很多事的前提。凭什么要去合一，为什么一定要合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合一吗？ 

这种今人解释出来的“天人合一”说之所以浅薄之至，还可以下述事例来说明：那就是，按照现在流行的思维方式，即不问古人学问自身的内在逻辑，一切从唯我实用的角度出发，从中挖掘出对己有用的“指导原理”，我可以说“天人合一”之说丝毫不是什么中国人的专利，在西方哲学中有比中国古代可能更加丰富的资源。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天”有五义，一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二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三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之无可奈何者；四曰之天，即指自然之运行、四时之变化；五曰义理之天，即宇宙之最高原理。[1]据此，我们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被西方哲学一流大家所论证过，其论证的系统性、完整性远非本不擅长于论证的中国古人所能比拟。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家几乎个个都是天人合一的主张者和论证者，这是因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之一就是寻找世界的最后本原，试图找到支配世界的最高原理。从希腊第一批哲学家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洛克、贝克莱等人，无不醉心于此务。我们知道，希腊人所说的“本原”（arkhee）一词，本来就同时有元素和原理二义。[2]而亚里士多德更是一再强调哲学智慧探究的是宇宙万有的原因与原理。他们所说的宇宙本原，或最高实体，或最高原理，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或原理，当然符合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的若干含义。而追求这些本原或原理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呢？显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一种目的论的思想，即认为宇宙的最高存在（柏拉图所谓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神”）代表宇宙万有的最高目的或最后归宿，因此趋向于它乃是人的天命，这是否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呢？我们知道，十七世纪以后的西方学者们，多半曾相信整个宇宙就好比一个上帝造好的、上紧了发条的闹钟，闹钟运行的方式时时处处体现了上帝的意旨，这个意旨具体化为支配闹钟运行的最高指导原理。他们相信，上帝对整个宇宙人间事务的安排是他自己的一个伟大而神秘的计划，这个计划体现了他一整套事先造好的定律、规则来支配整个宇宙的运行，因而科学研究得越是深刻，对自然规律认识得越是深入，你就越是赞叹造物的伟大，从而也离“天”越来越近了。这一点，17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论述得最清楚。他说，人们对于造化的巧夺天工认识得越深，就不得不越是赞叹造物主人英明和伟大。
　　你也许会说，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前提就是主、客分裂，天、人相分，不象我们中国古代哲学家反对主客二分、天人二分。但是即便如此，你也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分”的目的正是为了“合”呀！再说，“天人合一”这一说法的逻辑前提就是天人分离，如果从来没有分，哪里需要合呢？也有人说，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过分强调了天人之分，导向人对自然的摧残和主宰。对此，他们可以说，过分地摧残自然乃是对天之理、自然原理认识不足的缘故，因此通过更深入的认识天之理，就可以纠正和改进之。不信你到德国、美国、英国，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是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之好，超过我们不知道多少辈。难道这是由于他们学习了中国的天人合一原理所致吗？当然不是。是他们经过科学研究，更好地掌握到恢复生态的原理。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我们今天之所以认识到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重要，主要不是由于受了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到西方国家走走看看，以及听到来自西方来华人士的各种批评之故。非但如此，我们今天保护环境，不是在很多方面都在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吗？在欧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绿色和平组织开始兴起，各种环保运动一波接一波，这可不能说是受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结果呀！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谢林、黑格尔也许可算是从哲学上最系统、最完整地论证了天人合一的四位西方哲学家。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多年来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对于西方真正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反而可能不愿意面对了。我们都知道，近代荷兰唯理主义者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被称为一元论甚至泛神论。他对神这个概念的含义作了改造，主张神不是什么在我们之外的神秘的东西，神就是整个宇宙，或者说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神的全部。这个神是自因的，不必靠任何外力；它的神性体现为它按照自己的一整套完整、有序的方式运行。因此哲学－科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认识自然的神性，对科学真理的揭示当然是其中手段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天人合一学说吗？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可以说是另一种天人合一理论。莱布尼茨认为，整个宇宙本质上是一种被他称为单子的东西组成的。单子是一种实体，它独立不依，没有通向外界的窗户，不能从空间上进一步分割。宇宙万有由无数个不同而独立的单子构成。单子与单子之间有一种“预定的和谐”，这是造成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有一种内在的秩序，符合某种最高的法则的根本原因。莱布尼茨的这种观点是不是可以说在证明整个宇宙本质上是“和”的，“不和”不符合宇宙大道，不顺应天德了呢？这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合一思想吗？相比之下，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则可以说是更加典型的天人合一的论证者，因为他们明确地摒弃了把人与天相分离的传统，而认为宇宙根本之道即在于扬弃差别达到统一。这具体体现为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宇宙万有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图，这个过程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地从差异到统一，从分到合，最后回归于统一或同一，黑格尔正是因此而发明了从正、反到合的辩证逻辑。这算不算从哲学上论证了天人合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呢？
　　你也许会说，西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理性主义的，太重逻辑论证，因而与中国古代学术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有本质不同。对于这个观点，我想指出，其一、我们既然承认重视逻辑论证是西方哲学的特色，那么也就不妨承认它也是西方天人合一思想的特色，至少我们不能说西方哲学中没有天人合一的传统，从而也不能再把天人合一当作中国人的专利了；其二、重视逻辑论证是哲学区别于宗教的主要特点，而我们今天从事哲学工作不也是一直在论证、论证、再论证吗？而且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他们著书立说，哪一个不是把论证当作其主要工作呢？又有多少中国哲学工作者在试图通过论证建立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三、西方思想传统中也有大量从非理性的感性体验的角度来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这个传统比西方哲学传统要强大得多，他就是我们下面即将要讲的西方神学传统中的天人合一。
　　如果主宰之天也是天的含义之一的话（据冯友兰），那么西方人或许比我们更加懂得敬天、畏天，因为他们有一个从未中断的基督教传统，他们知道神随时可以报复人，如果人不尊重自然、不顺从“天道”的话。我们知道，从公元5世纪开始，基督教就开始在西方获得统治地位。尤其需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早在中世纪时，西方神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共识之一就是信仰不能用理性来代替，科学不能代表一切。尽管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曾经走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但是总的来说，基督教传统并没有中断过，其作为西方人精神世界的主要食粮的事实从未改变。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反对科学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早已纠正了文艺复兴之后理性至上、科学至上的倾向。只有在中国，由于对西方文明的不了解，才会那么盲目地崇拜科学，企图把一切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所谓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仅如此，我们曾经愚昧到此等地步，把自己老祖宗的所有精神信仰统统推翻，要用科学来取代一切。所以西方人虽然也批判主客二分，但是决不象我们对之到了切齿痛恨的地步，因此他们没有犯的错误没有我们这么极端。
　　当然，你也许会说，西方人的天人合一是以人神分离为前提的，所以不是真正的合一。对于此，我倒想问问你：人与天真的能够合二而一吗？你什么时候能够变成与天是同一个东西？最多大概也只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吧？所以完全的合而为一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人的天人合一，也不一定是指合二为一。比如汉人的天人感应思想就不是。《中庸》中追求“达天德”，“与天地参”，也未说“与天地一”。孟子的性善论中有一种天人合一思想，但是这主要是指人性本自具足，修身的主要目标在于认识只要向内求，找到真正符合自己本性的内容，依循而为即是顺天，也没说人与天合二为一。宋明理学中的天理思想，也不一定是指人与天理合二为一，而主要是指人能体认天理。之所以讲“天理”、“人欲”之分，讲“人心”、“道心”之分，不正是以天人相分为前提的吗？当然在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的传统中，有一种主张，就是沿用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说法，把天人合一当成了一种境界，人在一种修身过程中通过顿悟、直觉等方式获得的与天为一的神秘体验。类似这样的说法在西方神学当中也有人提倡过，他们一般被称为神秘主义，在12、14世纪时曾经流行过。不过神秘主义虽曾一度影响甚大，但不是西方神学的主流。基督教神学的主流确实是强调人永远不能达到神，而只能趋向神。你可以说这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人传统不一样，但决不能它不是天人合人思想。你为什么不敢说这是“西洋特色”的天人合一呢？难道它所达到的效果真的比不上中国吗？
　　讲了这么多西方历史上的天人合一传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西方哲学界，你有没有见到过谁大谈天人合一是西方哲学的特色呢？恐怕没有吧。为什么今日的西方哲学家不去在他们的哲学史中找出一大堆人来，反复论证天人合一这样一个富有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的西方哲学原理呢？原因很简单，哲学在他们眼中通常不是为了论证出若干旨在服务人生、社会的指导原理的学问。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现代西方的哲学家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他们的理论在逻辑上的破绽，以及后来是如何被其他人所攻破，并如何导致了后来哲学的发展的。如果你跑去告诉西方某位哲学家，说经过你的研究，发现西方哲学史上同样具有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并不亚于中国，他听了之后恐怕不会有丝毫兴奋，没有我们在被西方人称赞、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之后通常具有的那种自豪感。相反，他甚至可能怀疑你的问题跟哲学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提出如此荒唐古怪的问题来。同样的，如果你能见到活着的孔夫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你问问他们是不是把天人合一当作人生的最高指导原理，他们说不定也会笑话你对儒学、对圣贤之道还未入门！总之，无论是古人还是今天的西方哲学家，都不曾试图建立一种以追求一套人生的指导原理为目的的学问，今天的中国人把哲学当作世界观的学问，当作人生社会事务的指导原理来追求，这种做法究竟能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哲学学科来，我对些深表怀疑。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页。冯先生所说“天”之五义，其实可简化为三义，即：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其中运命之天与主宰之天含义相合，物质之天与自然之天相一致。
　　[2] 参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