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个负责任的责任编辑，经历了3年时间的审读和编辑加工，他提出了诸多问题，本章节修改内容如下：

01

我觉得，他们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应该是中医学定义，因为那个时候，正当他们单位申请改名之前（中国中医科学院始建于1955年，初名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2005年12月举行五十周年院庆时，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因此，中医学“必须”是一门科学。而且，他们接受的任务就是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牵头编撰的丛书——“学科思想史文库”中的一部（后来没有列入）。

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吗？这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而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科学”？有一种折衷的方案似乎易于被接受，即科学具有古代和现代之分。如果说中医属于古代科学，是因为它诞生于轴心时代。现代科学诞生于神奇的1543年，即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人体的构造》出版的那一年。

这一年是个分界线，此前的古代科学，都融合在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此后逐渐诞生的现代科学，则以各自具体的研究内容为对象，形成了分门别类的基础学科，让理论阐述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脱颖而出。那么，自然哲学是如何研究自然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为：“用理想的或幻想的联系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填补现实的空白”。不仅如此，轴心时代的不同文明思辨出了不同的自然哲学，先后出现的四大文明也就创造了五花八门的古代科学体系（例如形形色色的古代医学），它们的理论则是不同自然哲学的演化，而且都自以为是，谁也否定不了谁。

从自然哲学分化出来的基础学科，是一次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它以自然现象、客观事实为起点，又以其检验为终点，走向了追求客观化的道路；它以形式逻辑为工具，走向了抽象思维和理论体系规范化的道路。为什么现代中医学陷入客观化、规范化的泥泞而不能自拔？实际上是因为没有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科学革命，是医学理论没有脱离自然哲学，没有在“形而下”的基础上，经历实证研究，完成“形而上”的升华。

爱因斯坦早在回复“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讨论会的意见时就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可见，逻辑和实证，是现代科学的两个最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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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究生期间，我一直比较活跃，除了提出“第三代中医”概念（认为解放前的是第一代中医，1956年以后高等中医院校出来的是第二代中医，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后的是第三代中医）、组织编写《第三代中医论丛》（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筹备“现代中医研究会”、编辑《现代中医》（学生刊物）之外，还每年发表文章20多篇。无法想象的是，赚取稿费（那时没有版面费）竟然是当时支配我的写作动力。2006年，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医感悟录》，主要是我学生时代的论文集（本科期间发表6篇，研究生期间60多篇），记载了我青春岁月月的一段经历。研究生刚刚毕业，又参与《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写作（副主编，大连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也是对中医模式的一种整体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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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个庞大的题目，除了上面介绍的历史原因外，研读各家科学哲学、科学史著作，对总体上把握古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以及科学评价，也起到了升华作用。霍金教授在《大设计》中的一段话使我深受启发，他说：“真实世界就像地图，山川图、气象图、建筑图等等叠加，才无限趋近真实，单独看任何一张都只代表局部的真实。个人站在自己的观测点上，看到的是局部真实，观测点越高，越能看到更多真实。我们要做的是把试图改变他人局部的力气收回来，尊重对方的局部真实，不要求他人的认同，因为地图和地图的重合点其实是很少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观测点，去看到更多的真实。”笔者写作这套丛书，目的是帮助自己和读者通过提高观测点，看到更多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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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研究，人们必须进入一个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才能建立经得起重复和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真正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恰恰是与现代科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它是建立在各种规则基础上的一种确定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前后一贯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有条理、有根据的思维（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规则）。而轴心时代的古代圣贤们在构建自然哲学时，只具备形象思维与不完整抽象思维所混杂的“意象思维”（或称之为“象思维”，西方称之为“野性思维”或“原始思维”）。其形象性、跳跃性和粗略性，贯穿在人类与生俱来的早期思维之中。尽管这种思维方式促使他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创造力，让那个时代的文明出现了厚积薄发的井喷式景象，但仍然不能为人类准确、精确认识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只能等到完整的逻辑思维诞生，另一个灿烂辉煌的科学时代才真正到来。

现代科学是人类实证精神的显现，即“较真”的结果。所谓“较真”，就是为了探索“真相”（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不断地“否定之否定”，永不停步地质疑。正因为如此，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称之为“科学发现”，这是对其客观化的基本保证，也是对其规范化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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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个科学发生的生物学模型。

迄今为止，科学史家都把古希腊文明看成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而又把文艺复兴时期看成是科学诞生的年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科学”在轴心时代已经生根萌芽，却要被“上帝之手”搬来一块中世纪的大石头死死地压住，让它缓慢地诞生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如果科学的种子已经在轴心时代“着床”，为什么会在“黑暗的中世纪”停止了发育，甚至出现倒退？

……

猿人是怎样变成现代人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引出两个概念：一是混种繁衍，通俗地说就是不同的两个物种在异性性交后能产生受精卵。这是人类逐渐进化的内在原因，也是人类逐渐与古猿分道扬镳的发生学机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基因交换。基因交换是物种演化的基础。另一个是生殖隔离，即不同的物种即使发生了异性性交，也不能产生受精卵。这是物种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因此，要研究人的进化历程，一方面要摸清人种之间的混种繁衍过程，还要知道一部分猿（人的祖先）是在何时、何地、因何与主体古猿种群出现生殖隔离的。

这要涉及到人科动物的生物学分类。人科分为两类，一是猩猩亚科、猩猩属，即如今存在的婆罗洲猩猩、苏门达腊猩猩，达班努里猩猩；二是人亚科，分为大猩猩族和人族，而人族又分为大猩猩属和人属，人属则逐渐进化到智人，智人则从早期智人逐渐发展到晚期智人即现代人。

根据大量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事实，人类学家提出一种“夏娃理论”。认为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二十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亚洲原先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并无亲缘关系。

在这里，我们不关心科学家怎样通过线粒体DNA等相关研究，得出这个假说的论证过程。当“夏娃”的后代们（晚期智人）来到世界各地时，各地已有众多的古人类在那里生生不息，如中国的北京人、爪哇人、海德堡人等数十个人类种群。但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结果证实，“夏娃”的后代们并没有与当地土著的古人类混种繁衍，而是“完全取代了”他们，即各地的土著人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彻底地消亡了。但是，科学家还发现，部分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含有欧洲的尼人、西伯利亚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而土著的非洲人基本不带有这样的基因。说明尼人与晚期智人由于分化时间不长，从而没有受到生殖隔离的约束。

对比“夏娃理论”，它与科学起源是否有一定相似之处？笔者联想：①科学的发生与不同文明的混种繁衍密切相关，它们经历过多少次的混种繁衍，才逐步进化到今天的现代科学？②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自然条件等对科学的混种繁衍都起到了正负反馈作用，但哪些因素才真正促进了混种繁衍过程中内在的基因整合？③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为什么只有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成为科学的源头？④在这个进化的历程中，其他文明中心为何在轴心时代的混种繁衍之后，却陷入长期的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是否与其他类人猿一样，是由于生殖隔离导致？⑤科学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出现的加速度发展效应与哪些因素相关？这种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式的科学革命，是与哪些观念与要素整合（混种繁衍）所致？⑥现代科学规范与轴心时代（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还能够发生理论融合（如“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吗？如何不能发生理论融合，是否已经产生了“生殖隔离”？⑦在轴心时代，各种自然哲学与工匠技术形成交融互动的局面，二者的互动效应如何？⑧虽然历史不可再现，但其他文明中心的自然哲学理论是否完全没有成为科学源头的可能性？它们与科学失之交臂是必然规律还是因为一些偶然因素？⑨已经发生“生殖隔离”（科学哲学的“不可通约性”）的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能否跨过“表型遗传”（“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优势互补，甚至一体化进步？⑩多年以来，“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常常被人诟病，被说成是“非马非驴的杂种医”，是否意味着像“虎狮兽”“狮虎兽”或“骡”“马骡”一样，即使出现混种繁衍，最终却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传宗接代？

因此，我们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古代科学）至多只是酝酿了能够成为“（现代）科学”的几个相关基因（其中也包括外来基因），而现代科学的混种繁衍（从交媾到受精卵形成）却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经历三个多世纪的胚胎发育，直到十九世纪现代自然科学才脱颖而出，大放光彩。

结合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定义，再来看看丹皮尔W C对古希腊文明的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和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仅仅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几种工具（方法论）和手段。就自然科学而言，恰恰是这几种“技术基因”与“科学基因”的混种繁衍，才形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受精卵”。当然，还包括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验主义，为其提供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形成“受精卵”的内在基因。而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不过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外部环境。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混种繁衍（交媾）的外在环境并不理想，因为它最初经历的分化时期，恰恰是被天主教和新教看成是“异端邪说”的年代，所受打压岂能表明处在“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最后，我们发现，现代自然科学通过受精、分化等胚胎发育过程，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物种，难怪中世纪的人们把它看成“怪物”了。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继续引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如果接受原始型→中古型→近代（现代）型科学（或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现代医学）这样的进化路径，那么本书则必须探讨“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和“现代医学”等三个不同形态的医学的“混种繁衍”过程。第二，不同形态的医学之间是否就意味着存在“生殖隔离”，即它们已经变成医学的不同种属？当它们在现代社会交汇时，作为现代人如何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作为不同的种属，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还有发生“混种繁衍”的可能性吗？如果可能，将以何种形式操作？如果不可能，二者的互补又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的健康事业！

06

第四，本套书的着眼点。

2011年，陈方正教授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出版。该书被“《中国文库》第5辑”收选，可见其突出的学术价值。但是，他也剖析了自己著作的不足之处：

……（本书）有关培根和笛卡尔的论述过于简单薄弱，未能充分展现他们在17世纪科学思潮所起的巨大作用；对稍早于牛顿的大实验家波义尔，书中没有作专门论述，也颇为感到遗憾。此外，本书对于实验精神兴起的论述虽然很多，但散落在11—12章和“总结”那三部分之中，缺乏将它们连贯起来专门讨论，而集中讨论此问题的一小节（617—618页）也嫌不够彰显。

笔者认为，这恰恰暴露了我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的一个误区，即强调古希腊自然哲学对现代科学诞生的引领作用，而忽视了十六世纪以后各种进步观念所形成的基因交流作用。笔者之所以写作“医学思想史三部曲”，正是表明与陈方正教授着眼点的差别：他以物理学、天文学史为材料，强调西方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继承性；笔者以医学史为代表，重在阐明从古代医学到现代医学的革命性。

或者说，陈方正教授著作所讨论的问题是：“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而不可能出现在东方；笔者的观点认为：轴心时代的自然哲学具有不相上下的思想高度，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诞生的那个时代，人类从本体论到认识论、方法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鉴于笔者的专业，首先选择这本《人类征战瘟疫的足迹——中西传染病学通史》，作为远程之旅的启航，敬请业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3年7月8日于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