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蜗牛的大角落2023-07-27 09:07福建

01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继位的第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里面有八个字触目惊心：

“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意思是国家财政没钱，火烧屁股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着急给刚上任的皇帝添堵。

不对啊，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宋朝可是相当繁荣富裕，官员待遇非常高，被公认是穿越历史首选的朝代。

宋朝有钱不假，但是花钱的地方也多，不仅高薪养官员负担重，更是因为武力值差，只能花钱买和平，每年给辽国与西夏的岁币都是不能少的。

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流水似的花钱，财政早就被拖垮了。

朝廷没钱了，怎么办？只能搞改革。

谁来担当改革的重担？

最初的人选，神宗看好司马光，先听听他的想法。

司马光的意见是两条：

一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只要朝廷少花钱，财富就会像庄稼一样，自然而然地从民间长出来。

二是“在于择人，不在立法”。制度没问题，只是人没用对，换成一批贤臣就一切OK。

都是老生常谈，道理没毛病，却总是没效果，听得皇帝心里直嘀咕。

接着，皇帝转头又问王安石。

老王开口就相当炸裂，扔出了王炸：

“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国家怎么可能会缺钱？

缺钱不过是因为没人懂理财罢了！

皇帝听到这话，恨不得把大腿都拍肿：太对了！理财才能生财！王爱卿必定是那个生财有道的大能人啊。

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我们更熟悉的叫法是“王安石变法”。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变法最终失败，并且引发此后几十年政局的混乱，甚至被认为是宋朝由盛转衰的起因。

02

失败的原因，从现代的观点看，王安石变法涉及到了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重大难题，难到时至今日都在争论不休——财富到底是如何增长的？

中国传统士人的观点，司马光说得最有代表性：“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意思是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不变的，国家就别指望能“生财”，折腾各种政策只不过是为了敛财，实际是“与民争利”。

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观点比较接近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对财富增长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这种对经济的认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导致我国历朝历代都在实施消极的财政政策，国家除了收税，对经济几乎是放任不管。

自从唐代确定了国家基本的版图之后，就停止了对外的扩张，对外面的事兴趣越来越小，反正都过得不如我们，一心一意过自己的小日子，直到发展为闭关锁国，完美地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即便如此，国家还是会遇到缺钱的时候。缺钱了怎么办？

一大帮老夫子就跑出来：

皇上啊，您要带头省钱啊！宫殿别修了，仗别打了，妃子也少娶几个吧。

但我们知道，每个朝代在经历一定时间的稳定之后，内部的治理成本必然会上升，再加上天灾与战争等不可控因素，政权没有雄厚的财力稳不住局面就会走向衰落。

朝廷为了增加收入，能想到的招只有加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改朝换代，一切从头来过。

这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本质上是消极财政政策无法应对统治成本的上升，造成了系统崩溃。

神宗对司马光的那套不感兴趣，说明他其实是位有见识的皇帝。

比较之下，王安石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代。他的变法，就是要把国家转轨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让国家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刺激社会财富的增长。

这种思想在中国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把开矿与生产海盐收归国有），汉武帝时期实施的“盐铁专营”，则是对管仲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但这两项政策自从实施，就被儒生们骂，并且发展到但凡有人提出要给国家搞点钱，就被骂成是小人，见利忘义。真正的君子怎么能整天去想钱的事呢？

没想到骂了几百年，却骂出来王安石这么个奇才。他要把国家的手从生产与销售领域，进一步伸进金融领域。

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叫“青苗法”，是由国家放短期贷款给老百姓（最初是农民，后来扩大到城市平民），帮助他们渡过困难，并获取利息收益。因为国家贷款利率要远小于民间借贷，变法的本意其实是想既减轻人民负担，又给国家开辟新财源。

但是，当时的行政管理水平太低啊，真正执行起来问题出了不少，反对的声音非常多。

历史上的改革，没有一次是顺利的，必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但是这一次改革，缺少了一项基础性的政策，作为操盘手的王安石完全没想到，也就决定它根本无法成功。

那就是：

在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之后，必须配合扩张的货币政策，否则经济上就会失衡。

说人话就是，国家下场挣钱以后，市场上就会“缺钱”，普通人再怎么努力也挣不到更多的钱，必然要出乱子。

在那个把金属当作货币的时代，不管是铜钱，还是后来的银元，在实际流通中都是处于稀缺状态——生产力已经提高，但是市面上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产品。

实际上，中国历朝历代都存在通缩的问题，经济规模被扯了后腿，无法实现快速扩张。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有新的金属货币来源。

从明朝中期开始，海外银元的输入作为货币的重要补充，刺激出中国经济的一段繁荣时期。

发展到现代社会，美元作为一种纯粹是印出来的信用货币，却堂而皇之地承担起金属货币的职责，工厂拼了命地加班就是为了挣那几张绿纸。

恰恰因为绿纸是想印就有的，所以生产反而能持续扩大，财富也就越来越多。

王安石命不好，早生了几百年，既没有海外银元的输入，也完全不知道信用货币的玩法。

所以他的变法硬推下去，把民间本来就不够用的货币，进一步集中到国家手里，反而加剧了通缩，破坏了经济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被司马光说中了，国家确实在与民争利。实际上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政策脱节，配套的货币供应没跟上，钱被朝廷收走了，民间挣不到钱。

司马光墨守成法不改革，固然是等死；王安石一通操作猛如虎，却更像是自杀，反而加速恶化了经济。

变法变出了问题，就得有人来背锅，支持与反对的两派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对方。

因为找不出真正的原因，双方又都是文化人，规矩都懂，要打倒先搞臭，熟练地开始互相攻击对方道德败坏。

推动变法的王安石等人，被骂成奸相弄权，祸国殃民，利用变法培植私人势力；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被骂成奸邪小人，结党营私，干扰破坏大政方针实施。

只要到了这一步，就扯不清，根本扯不清了。

03

上面说的这些，跟苏东坡有关系吗？

关系大了。

在双方开打泥巴仗之后，苏东坡摩拳擦掌下场了。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苏东坡向宋神宗上书，对新法进行了全面否定。

不愧是大文豪，这份上书洋洋洒洒写了8千多字，引经据典雄辩滔滔。

有人把该文捧得很高。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

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

而我们看来，文采确实好，却存在三大毛病：

第一，追随司马光，没有独特的见解。

反对新法的人多了去了，理由说来说去就是那几条，皇帝早就明白他们的想法。

苏东坡长篇大论，掰开了揉碎了地引用儒家先贤们的道理，讲得再生动，对皇帝来说没有任何信息增量。

所谓名师，对学习困难的人才有意义，对聪明人就要开门见山亮观点，搞那么多弯弯绕，好像在怀疑皇帝的理解能力。

苏东坡攻击变法的核心理由，是其引发人心动摇，要皇帝退回从前过安生日子。因为遭到反对就要放弃改革，显然又低估了皇帝的决心。

就算皇帝不用王安石的新法，现实的财政困难该如何解决呢？

苏东坡认为只要把三司使与漕运使选对人，皇帝与他们多商量商量，“十年之后，何事不立？”

这跟司马光的那套说辞没区别，一切照旧问题不会消失，所以他打动不了皇帝。

第二，攻击王安石，明确了政治站队。

自信已经把人心向背的道理说得很清楚，皇帝已经害怕被扣上“好利”的帽子，苏东坡接着贴心地指出，这一切都是王安石的错，是他让皇帝背上骂名，应该辞职。

不仅如此，苏东坡继续攻击王安石，说他把皇帝从自家小金库（内帑）里好不容易挤出来数百万缗（一千文钱穿一串叫一缗，俗称一吊钱），拿去增加了5千多公务员编制。

那些人做不出实际成绩，还无事生非，搞得朝廷鸡飞狗跳。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人！

一竿子要把王安石那一船人都打翻，苏东坡已经摆明了要当他们的政敌。

第三，误解新法，暴露工作经验不足。

上书说了那么多，一直浮在半空中，后面就开始说新法的实际问题了。

可是一旦牵涉实际，苏文豪的短板就暴露无疑。

他批评青苗法实施过程中走样变形，搞强制摊派，即使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也不可能杜绝，因为有很多类似的禁令都阳奉阴违。这属于以偏概全，是在质疑国家机器的有效性。

他认定向政府借钱的平民，肯定没有偿债能力，继而会引发弃债逃亡，还要连累为他作保的乡邻，酿成社会动荡。

其实大部分平民借贷都属于应急之用，度过难关后都能如数偿还，即使真有困难，政府也有按照实情减免或延期的安排，相比民间刀口舔血的高利贷要人性化得多。

他还认为青苗法与长期以来施行的常平法（国家粮仓在粮价飞涨时，放出粮食平抑价格的法令），存在根本冲突，“其势不能两立”，因为钱拿去放青苗贷款，常平仓买粮储备就会缺钱。

实际上，青苗放贷能够减轻农民负担，从而提高粮食供应，减少粮价的大幅波动，是对常平法的补充完善。并且，后来王安石还设定了“准备金”标准，避免放贷过多影响常平仓的运作。

可见苏东坡对新法的执行情况，掌握得并不实且不深，看到舆论热点就跟风发文章，在一千年前就当上了键盘侠。

该文中还有“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这样的昏话，跨越千年后，也就某著名大学教授“落后不一定挨打，弱小也不一定挨打”的高论，能够与之相媲美。

苏东坡这样的知识分子，学问好文采好，年少成名，社会影响力大，却有一个致命缺点：不接地气。

当他们拿着那一套不接地气的看法，到社会上搅风搅雨的时候，制造出的思想混乱往往不小。

如果仅仅是不接地气乱放炮也就罢了，可他却主动站队并发起攻击，对方就不能不做出回应。

04

不久之后，苏东坡被赶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在实践的摔打中，苏东坡展现出的治理能力其实是不错的，做了几任地方官，都有很好的政绩与官声。但他改不掉爱放炮的毛病，有机会总要夹枪带棒地讥讽几句。

这个毛病最终给他带来了一场大祸。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弹劾，以诽谤罪逮捕，解往京师，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

因为御史台附近种了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被称为乌台。而苏东坡下狱后，办案人员都是从他写的诗里寻找犯罪证据，所以该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好在他朋友多，大家坚持不懈地捞人，在被关了103天后，苏东坡终于给放了出来。官职虽然没有一撸到底，却被贬成了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所谓本州安置，就是行动范围被限制在黄州之内，其他地方一律不准去。所以他就只能在州内闲逛，还把城外的一处悬崖当成了三国时的古战场赤壁，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虽然宋代文官待遇好，但团练副使却是个武职，职级低工资少得可怜，他家甚至到了缺衣少食的地步。不得已他带领家人开垦了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添补生计。

他给自己起了个“东坡居士”的别号，这就是后人熟悉的苏东坡的来历。

跌入人生低谷的苏东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头脑发热卷入的这场政治风波，正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其中牵涉到财富如何增长，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角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弊权衡等问题，都是非常复杂，时至今日都给不出定论，只能在实践之中不断摸索优化。

但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哪会知道遇到的是这样的千年难题，解决不顺利就分列两旁，自己当正人君子，对方是奸邪小人，熟门熟路地互相攻击起来。

政潮一起，官场中人有不同心态。

有的人是典型的政治动物，随时都在准备投机，为的就是下场搏一把，踩着别人上位，成了就是赚到了，败了也能坦然接受。

有的人则是自视过高，总以为天纵英才，别人弄不明白的事，自己能轻松搞定，一脚踩进去才发现进了泥坑，从此不能自拔，迎来凄风苦雨。

苏东坡应该是属于第二种人，被动卷入了没完没了的纷争，遭到一次次打击，直到跌落谷底。

但是，苏东坡的伟大与可爱就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他没有被逆境击垮，反而变得乐观豁达，放下了牢骚怪话，诗文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正是在黄州的四年里，他不仅创作出赤壁系列诗文，还有文章开头提到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抛下一切烦恼，无比潇洒的人生态度，穿越千年依然能够温暖中国人的心房。

还是在黄州，他写下了被公认为是“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贡献了珍贵的书法瑰宝。

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官员消失了，一位文坛上光耀千古的星辰出现了。

任何人在现实都不可避免遭遇各种纷争，应该思考清楚再决定自己的立场。

如果贸然下场，并被无辜牵连，自己是否有苏东坡这样的好心态从中走出？

又是否有苏东坡那样的才华，可以另辟一条成功的道路呢？

因此，不可不慎重。

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看不懂的复杂问题，不作声不表态，又何尝不是一种处世智慧呢？

05

但是，苏东坡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他在黄州待了四年之后，迎来了重大转机。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权力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

高太后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大批反对新法的官员重新回到朝堂。

苏东坡坐上火箭，从团练副使不断提升，很快就做到了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帝国核心决策圈成员。

与此同时，司马光开始了急速翻烧饼行动，所有的新法一个不留，全部废除。已经退休闲居金陵的王安石，得知消息后老泪纵横，不久就去世了。

而对苏东坡来说，虽然他一直盼望着朝局变化，但真正到来的却不是他想要的变化。

他认为新法虽然有很多弊端，却也有可取之处，全盘否定并不应该。

他还对司马光一意孤行的作风提出批评。别人当宰相时，司马光提意见争得面红耳赤，到了他自己为相，别人的意见就根本不听。

因为这些举动，苏东坡在新一波政潮中再次掉队，原来与他共同反对新法的老朋友们变了脸色，他在中央举步维艰，不时遭到弹劾。

逼不得已，苏东坡主动要求外放，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

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还为当地百姓留下了苏堤等民生工程，至今福泽地方。

可以看到，在苏东坡能够主导的局面下，他是能够发挥才能，以务实的态度做出不错的政绩的。如果他能在中央站稳脚跟，说不定会有一番大作为，或许能避免之后的政治恶斗。

但是，苏东坡却没有机会了。

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高太后已经去世，哲宗皇帝亲政，烧饼又翻了回去，当年主持变法的那批人杀回了中央，原来的当权派纷纷遭贬。

被贬的那些人都是苏东坡的老朋友，他们迫害新法就等于苏东坡也迫害了。倒霉的苏东坡跟着倒霉，当初分猪肉时他没吃上几口，他们被贬的时候却没有忘记把他一起拉下水。

六月，苏东坡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担任宁远军节度副使。

三年后，他再次被贬，这次更是被贬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岛），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完全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然而，即便如此坎坷，苏东坡并未消沉。他在当地兴办学堂，并亲自讲学，成为海南岛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

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才又一次被起用。

只是此时的苏东坡已经疾病缠身，不久之后就去世了，终年66岁。

纵观他的人生，在政治上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苏东坡自己也没有真正释怀，心中的不甘在死前不久写下的《自题金山画像》诗中可以体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最后三个地名，是他遭遇的三大坎，带给他深深的遗憾。

06

苏东坡的人生遭遇，能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有人把苏东坡看成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强烈抨击当政者不爱惜人才，没有为他营造施展才能的良好环境。

但是，陶叔认为，这种观点未免浅薄了。

如果多看历史，前后对比着看，就会发现：

哪个朝代没有政治斗争？

那些人所希望的人尽其才的理想状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因为现实的政治，摆在首位的，永远都是在争人事——由谁来掌握权力。

又因为个人力量微薄，为了争夺权力，政治精英们走向了联合，以集体的力量来进行比拼，最终发展成了“党争”。

最早的党争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

秦国的商鞅被车裂，楚国的吴起被射死在楚悼王尸首之旁，底层原因都是平民受到重用，分走了贵族的政治资源。

秦朝有赵高、李斯结党，合谋害死了扶苏，帮胡亥夺下帝位。

汉朝有霍光族灭同为顾命大臣的上官桀，此后外戚、宦官、士族三党的斗争贯穿了两汉。

三国时曹丕、曹植两兄弟争太子之位，大批官员卷入其中，曹操为了控制局面，甚至不惜杀了杨修。后来更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净曹爽一党。

南北朝时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先招揽党羽，再安插培植，最后谋朝篡位。

唐朝开国不久，李世民的秦王府与李建成的太子府就已经势不两立，一场“玄武门之变”才决出最终的胜负。

中唐时期的李隆基太子党与其姑姑太平公主争斗多年，最终以太平公主被赐死终结。晚唐的“牛李党争”持续四十年，大诗人李商隐卷入其中郁郁而死。

而到了宋朝熙宁年间，围绕变法，又兴起了全新的党争，拥护新法的结成新党，反对新法的被称为旧党，双方你来我往把国家大政像烧饼一样翻了好几遍。

宋徽宗时期蔡京搞的重大发明，把反对新法的旧党成员刊名刻碑万世唾弃，苏东坡名列其中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场新旧党之争，却是政治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升级。

以往的党争中，所谓的“党”，其实是按身份划线，如出身贵族还是平民，是宦官、外戚还是世家大族。或者是为某人夺权做准备，以其为核心形成集团，如秦王党、太子党，牛党、李党等。

敌对的双方，区别只是人员不同，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差异。他们之间斗争的起因，不过是权力凭什么给你不给我。夺权之后，双方干的事也是大同小异。就是为了夺权而夺权，就是要换人做。

而到新旧党之争的时候，性质完全不同了。

双方是因为对变法的观点不同而分别结党，各自上台以后的政策截然不同，新党上台要变法，旧党上台就把新法全部推翻。

所以，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而非以往的人事斗争。

凝聚人心的共识，不再仅仅是出身、籍贯、师承关系等无法改变的东西，也不光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人们凭着相同的政治信念，对某种政策的认同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反对者。

这就意味着，搞政治，早就脱离了个人奋斗的时代，拼的是组织的力量。

政治人物必须适应组织化的生存环境，在组织内则以对政治理念的忠诚作为衡量标准，能贯彻执行者上，徘徊犹豫者下，这就是组织内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角度去再次审视苏东坡的政治生涯，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很好地适应早已组织化的政治环境，纯粹以个人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他这样做，自然不被新党所容，被贬；后来虽被旧党当成同党，又很快被他们排斥。

遭到新旧两党的共同抵制，苏东坡的政治生命也就根本不可能维持多长的高光时刻，必然是几经波折，最后无可奈何。

人生在世，总有些事是我们看不懂，琢磨不明白的，该如何处理？

在工作中，总会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与理念冲突，该如何应对？

就算是苏东坡这样的天纵英才，都因为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对于普通人而言，更加没有理由无视客观现实，盲目地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