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秀玲.  “稷下学宫”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7)：490-491

《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构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它集道、法、儒、墨、名、阴阳、农、兵等各家思想精华，是我国古代惟一保留至今的完整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且仍然发挥着防病治病的巨大作用。中医药理论体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具有怎样文化素质的一群医家成就了《黄帝内经》，建构了中医理论体系？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曾说：“只有当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原因时，我们才有了该事物的知识；它们是在先的，因为它们是原因。”[1]他认为事物的原因就是事物的本原，它在一个推理中就是前提，在一个系统中就是初始公式。

战国中后期齐国官办的稷下学宫，汇集道、法、儒、墨、名、阴阳、农、兵等众家学派，展开面对面的学术交流，进行百家争鸣，诞生了采众家之长的道家黄老新学。道家黄老学说创立了“天、地、人”一体的理论体系，形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先秦各家思想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营造了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氛围，凝炼为中医理论体系的精髓。

从先秦文化发展史来看，商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受教育；春秋战国时“学术下移”，出现了具有区域特征的儒、墨、道、法等学派；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大范围的学术思想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田氏齐国官办的大学堂——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

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是田氏封建政权齐桓公田午（公元前374～320年）兴办的大学堂，它随着齐国统治者进行变法改革而兴盛起来，至齐宣王、泯王（公元前319～284年）为鼎盛阶段，到襄王和王建时（公元前283～221年）逐渐衰落，秦并六国，学宫结束。稷下之学，由始至终经历了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可见，稷下学宫是一个容纳近千人的规模宏大的齐国最高学府，而且还定期举行学术性的集会，进行演讲和辩论。刘向在《别录》中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刘向，西汉学者，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对整理古籍作过重要贡献。《别录》是他整理古籍时对各书所作的提要，《隋书·经籍志》记二十卷，已佚）。[2]”

从文献记载来看，稷下先生有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名家等等学派。各派学者写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有宋訮的《宋子》、田骈的《田子》、环渊的《环子》、接予的《接子》等，《汉书·艺文志》中均有记载，可惜后来佚失了。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孟子》《荀子》，慎到的《慎子》残篇和尹文学派的《尹文子》等，《管子》书中的许多篇章及《黄帝四经》是佚名的稷下先生所写。《管子》全书是稷下学宫晚期，稷下先生整理管子遗说及其后学（道家管子派）的文章编撰而成。此外，齐威王时已开整理古文献的风气，经当时整理得以流传的文献有《司马兵法》《考工记》《晏子春秋》等。研究当时写成的文献，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道、法、儒、墨、名、阴阳各家学说相互渗透[3]。

稷下学宫实行兼容百家的开放政策，使出自不同地区的道、法、儒、墨、名、阴阳等众家学说风起云涌般地汇集于稷下学宫，展开了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百家争鸣，且长达一百四、五十年之久，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据胡家聪先生的考证发现，当时的文献都是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等学说相互影响的。如“《管子》法家是受道家影响的法家，齐法家学说中渗透着道家思想，它同见之于《商君书》中商鞅派的秦法家学说显然不同。道家是受法家影响的道家，最明显的是道家学说中渗透着法家的政治观点，即以道家哲学论证法家政治，这就是道家黄老之学。在法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影响下，儒家学说也有变化，最明显的是前有孟轲，后有荀况。孟轲的儒家学说中就渗透着道家黄老学派的影响，他主张作内心修养的‘养吾浩然之气’，就出于道家名著《内业》的精气说。长期在稷下讲学，自命为‘大儒’的荀况，受法家和道家的影响更深，他的著作中批判吸收了齐法家 和道家学说的若干因素，形成了儒、法、道合流的荀学特色。”[2]稷下学宫，汇集道、法、儒、墨、名、阴阳、农、兵等众家学派，展开面对面的学术交流、进行百家争鸣，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内经》得以用“黄帝”命名

这是战国中后期齐国官办的稷下学宫诞生的采众家之长的道家黄老新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据胡家聪先生对《管子》的研究发现，田氏齐国格外尊崇黄帝[4]。又说：“老子本为陈人，楚灭陈后，陈国贵族有些人投降齐国田氏，带去《老子》书，便具有黄帝与老子结缘的条件。田氏取代姜氏政权后，稷下学兴起，便在百家争鸣中生发出黄老新学。”[2]稷下学百家争鸣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黄老之学的发展，以致形成战国到秦汉的“百家言黄帝”的时代思潮。

2 《黄帝内经》渗透了众家思想

《黄帝内经》及建构的中医药理论中渗透了道、法、儒、墨、名、阴阳、兵、农等众家思想，这是在学术大交流的氛围下才能够做得到的，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的。对此不作详细展开，参看拙作《中医理论范畴——〈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

3 《黄帝内经》与《黄帝四经》高度一致

《黄帝内经》及建构的中医药理论，与稷下黄老新学的代表作《黄帝四经》的基本理论范畴（道、德、法、天地人、参验、四时、顺逆、终始、一、神明、形名、应因、阴阳、动静、寒热、燥湿等）高度一致，这反映出它们是同一时期的哲学、逻辑认知水平[5]。此外，《黄帝内经》还有着与《黄帝四经》在语言词汇上极为相近的语义与语用思想，有着相同的写作形式（黄帝与臣子一问一答的方式）。

4 《黄帝内经》汲取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

《黄帝内经》及建构的中医药理论，采纳了“黄老新学”创造的“天地人”一体观念，汲取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把天文、气象、物候、地势、社会人事的客观规律变为主观规律，类推给人体的生理、病理，并据此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进一步发现和总结出许多人体生命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又将观察到的医学现象和积累的医学经验归结为天文、地理、人事等普遍规律、普遍原理，对医学科学事实进行创造性思维作出了理论解释，使经验上升为理论，铸就了中医药学的学术本质[6、7]。

虽然现存的文献不能直接证明《黄帝内经》著成于稷下学宫，出自稷下先生之手。但上述证据可以肯定地说，《黄帝内经》建构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与稷下学宫形成的稷下争鸣、产生的稷下黄老新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稷下学是我们研究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不可忽视的一个历史时期。

总之，诞生在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实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学术大交流，使各家学说优势互补、融合趋同，是民族文化发育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黄帝内经》汲取百家思想的平台，是《黄帝内经》得以成书问世及建构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文化氛围和土壤。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