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黄帝内经》“黄老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它的中医学说和养生治身之法，都以道家崇尚的“道”为终极根据。在这里，“同”指的是万物相通的 “道”，而“异”则是万物差别的表象。有智慧的人善于发现万事万物的“同”，抓住相通的根本，就会“有余”；而愚昧的人则总把注意力放在万事万物的差别上，从而被表象所困扰，舍本逐末，导致“不足”。“有余”者“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能够“寿命无穷”，所以“察同”是“圣人”“治身”之道。

该句原文出自道家经典，讲的不仅是养生，也是治天下之理。道家学说本“出于史官”，总结“祸福古今之道”，目的在于实现致治之世。《吕氏春秋·执一》说道家思想：“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表明身、家、国、天下四者“异位同本”，表象虽异，本质则同，从最切近、最简约的“身”做起，推之于天下，便可以使万物各行自然，并行不悖，达到天下大治。所以《老子》言：“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治身与治世相同，每个人“为无为之事”，各当其位，天下大治。其中，“无为”是道家的核心理念，它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什么都不去做，而是不刻意去做。顺应其“同”，不逆人情物理，“秉要执本”，以简驭繁，即不刻意。所谓差异总是相对的，因此不必把注意力放在纠正、抹杀万物的差别上，就会陷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境地；把一切差异化、复杂化，就会离根本之同越来越远，就是刻意为之，注定徒劳无功，甚至以末害本，属于愚者之行。

儒家也有类似思想。《论语》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对具体差别的包容，而相同追求却往往导致不和。放大到世界来看，正是由各种人、各种思想、各种信仰、各种民族和国家的差异性存在而彰显出意义和活力。表面看，此话似乎讲“和”而排斥“同”，实际上排斥的是抹杀差异性的小同，追求“和”的“大同”。其实践策略也与道家相似：“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而已。”从最切身处感受自己的需求，推己及人，懂得尊重他人的需求，具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然，有时己所欲又未必为人所欲，所以孔子又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补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求大同舍小同、“和而不同”。

儒道两家同源异流，都出于王官之学，虽然在具体学说上“各引一端”，却体现出了“求同存异”的智慧和现实方法论意义。在当今世界，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过度凸显差异、放大分歧、加剧对立，其结果只能制造无谓的误解和冲突，割裂本能携手共进、互相促生的可能，从而失去更大的、更根本的共同利益。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一“同”上，不但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聪明者不但能观察到这一“同”，而且还能化被动为主动，去寻求、追求“同”。

从思维的路径看，对于“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这句话的理解，要点不在于“求同存异”“察异存同”的“智”还是“愚”，而在于：（1）对于事物的探析，该“求同”时就“求同”，该“察异”时就“察异”，一切根据研究的需要，不存在“智”与“愚”的情况；（2）在“察异”的过程中，关键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能够反映事物之间的根本差异；（3）在“求同”的过程中，能够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上的相通之处；（4）例如中西医结合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研究，强调从病与证、宏观与微观、局部与整体的差异性切入，就是在需要“求同”的时候“察异”，不免有点愚蠢。

例如，东西方医学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都是对人体和疾病现象的探索、认识和把握：都要观察人体结构、生命现象、疾病表现、治疗措施的基本事实和现象；都要探索和说明上述事实和现象的内在机理。对于前者，尽管存在着各自的侧重，认识的深浅，发现的事实和现象略有不同，但相同者更多。对于后者，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主要是自然哲学）不同，往往差异较大，但对主要经验事实的捕捉上也可能一致，只存在描述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