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医科院范振英老师写了一篇博文——“弘扬中医12：为什么是五行，不是四行、六行或七行”。他从“模型”的角度来看“五行学说”，认为它是一个以对复杂事物促进（生）或抑制（克）作用两种方式而建立的最简化模型，并且这种作用是单向的（即不考虑反作用），每个行使作用或被作用的事物都是独立的事物。在此前提下，一个事物可以与另外4个发生关系，所以起点至少有5个事物。

例如，一个复杂事物A，对事物B进行作用能使其增加或增强（生），对事物C的作用使其拟制或减少（克）。另外，事物A也可能受到事物D作用使其增强（生），并可能受到事物E的作用使其拟制（克）。所以要完整表达上述关系，至少需要A、B、C、D、E这5个独立事物。

可见，只用4个事物是不行的，即不能是四行。当然，用6个、7个或更多独立事物也是可以的，但当变量增加时，其关系的复杂程度会极速增加。用排列组合公式，很容易计算出5个事物中每次取2个，会有10种可能（即五行中表示的10种关系）。而在6个事物中每次取2个，则达到15种可能；若是7个独立事物每次取2个，就会有21种可能。既然是模型，一定是越简单越好。因此，我们的祖先取了金、木、水、火、土5个独立事物，制作了作用只是一对一、作用结果只分生或克，并且只考虑单向作用的，能完整表达复杂事物相互关系的最简化模型，就是大家熟悉的五行学说（图1）。

图1  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理论体系架构

显然，他的这个解读很具“现代性”，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思维。但从发生学看，中医理论的构建和早熟，五行学说功不可没。从图1可以看出，在中医理论构建过程中，作为自然哲学的五行学说，其架构作用远远超过了阴阳学说、精气学说（或称之为“气与气化”学说），甚至超过了“天人相应”观念。

五行学说的模型价值，在于形成了一个以五脏为核心的，脏、腑、器官相合而又互相制约（即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体系，又通过五色、五味与五行相配提出色诊理论和五味补泻理论。所以，无论建立这一体系所用的逻辑方法有多么不可靠，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是人类大胆地联想、通过概念和推理建立理论的一种可贵的尝试。只靠当时有限的观察常识，不借助五行，古人怎么能把五脏与六腑（五行学说中只容得下五腑）、面色、五官、皮肤、肌肉、骨骼、二阴甚至毛发等联系到一起呢？

1961年，在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前夕，许自诚、张大钊和李瑞臣3人主笔完成“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1962年，该文在《人民日报》《健康报》《光明日报》及《中医杂志》和《中国建设》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理论认识的一件大事，引发了关于“中医理论体系核心”问题的大讨论。此后，以证本质研究、证候规范化研究为突破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但是，这一把脏腑学说（实际上是五行学说的翻版）树立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试图淡化阴阳五行学说的实证研究，最终没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五行学说这个看起来谬误重重的理论构建工具，并非可以从中医理论中剥离出来，因为从本质上讲，没有五行学说就没有中医学理论体系。它们从创立之始，早已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它们一荣共荣，一损共损，一毁俱毁。

由于明显的牵强附会以及自身的种种缺陷，与阴阳学说不同的是，批评五行学说的声音自先秦以来，从未间断。近代的学术界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家，医界内部也多次出现废除五行学说的观点，如陆渊雷、恽铁樵、章次公等（详见赵洪钧《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之第三讲《五行学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五行学说的得失》），现代还有邓铁涛先生，在1988年《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认为五行学说的机械性和局限性是不争的事实。章次公先生的“从太炎先生‘论中医与五行说’谈起”，载于 1956年《新中医》杂志第十期，他认为：“中医的好处决不在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例如中医用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呢？还是遵循张仲景辨证用药的法则治疗疾病的呢？很显然的，与五行说完全没有关系。推之一切针灸按摩等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