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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五日（5）：西夏王陵

已有 2697 次阅读 2023-6-6 19:32 |个人分类:人在旅途|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午饭后急忙赶往西夏王陵。因为还要驱车两个半小时，才能够到中卫住宿和就餐，行程比较紧凑。

王陵位于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西夏王陵营建年代约自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西夏王陵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党项族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中国119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西夏陵是惟一的以单一的帝王陵墓构成的景区。它承接鲜卑拓跋氏从北魏平城到党项西夏的拓跋氏历史。

景区占地面积58余平方公里，核心景区20.9平方公里，分布9座帝王陵墓，20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规模宏伟，布局严整。每座帝陵都是坐北向南，呈纵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规模同明十三陵相当。吸收自秦汉以来，唐宋皇陵之所长，又受佛教建筑影响，构成中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故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陵区位于贺兰山中段南段东侧，为山前洪积扇地带，海拔1150-1220米。地表遍布砾石和粗砂，地基承重力大，保水性差，自然排水条件好。良好的地基使西夏王陵成功度过了西北地区历史上的多场大地震。陵园所处位置常年降水量偏少，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很低，利于陵园的整体保护。初建时每个陵园均有地下陵寝、墓室、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形制与布局大体相同。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他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迁葬于贺兰山东麓（李继迁葬于裕陵，李德明葬于嘉陵）。此后，在西夏国存续期间，除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之外，每一任皇帝都记载了明确的陵名，但没有记载埋葬的具体位置。

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西夏末主李晛投降，不久后被杀害，葬处不详，西夏灭亡。此后，西夏王陵被蒙古军队严重破坏。明代洪武年间，西夏王陵被明朝政府发现，并且已经出现了认为这里是西夏王陵的论断。

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迪特·格拉夫·楚·卡斯特将他在中国航拍到的相片整理成《中国飞行》一书，其中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出现了西夏王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一度认为西夏王陵是一片唐墓。1972年，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作出挖掘西夏王陵的决定。截至2014年，已经确定7号陵的墓主人为西夏仁宗李仁孝，182号墓主人的身份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其余墓主人的身份的确切证据尚在发掘之中。

历经千年风霜的西夏王陵，在风雨中向人们诉说着成年往事和历史烟云。而最为神秘的是，王陵周围一直没有树木，而墓碑上也是千年如旧，寸草不生。据说，连鸟儿也不敢停在那里，一般下午太阳落山后不能进去王陵了。现在依然是个千年之谜，没人能解。这些为西夏文化又增添了几分神秘感。黄河之水，依旧滚滚涛涛，王陵遗墓，静静悄悄。谁人能解西朝事，恐待后生揭知晓。

神秘的西夏文字，离我们很近却又很遥远，如梦如幻。据老同学介绍，西夏人的语言已失传，跟现代的羌语和木雅语关系最密切。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3年始成，共5000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理带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仍在一些地区流传了大约三个世纪。

他又说：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西夏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消失的王国，“西夏学”却缘起于国外。20世纪初，原西夏时期的边防重镇黑水城（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但却被俄罗斯、英国的探险家偷运出境，分散到了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等地，中国的老一辈西夏学学者对这些珍贵文献无缘一见，因为手头的资料极为缺乏而难以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

我百度了一下“西夏学”，最早介绍和研究西夏历史的是俄国。1883年，俄国的汉学家伊·比丘林（И·Вичулин）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公元前2232-公元1227年西藏和青海的历史》一书，该书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波斯人拉施德的《史集》及《多桑蒙古史》等著作，皆有关于对西夏故地、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记载。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的伊凤阁从科兹洛夫所得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并著文介绍，引起法国学者沙畹（E.Chavannes）注意，撰文《伊凤阁西夏史论评述》，介绍了其工作成绩。以后伊凤阁不断进行研究，出版或发表了《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西夏文文献》，1921年，法国伯希和（P.Pelliot）将该文译成法文并加注，发表在《亚洲杂志》（JA）8第552号上。

由此，黑水城的西夏文献逐步为世人所知。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这批西夏文献的有龙果夫、聂斯克（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成绩昭著者为聂斯克，发表和出版了《西夏学历史概述》《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西夏语研究小史》《关于西夏国名》等一系列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夏学在苏联又得到发展，出现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苏敏）、格列克、卡津、孟列夫、克平、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科洛科罗夫、鲁勃、列斯尼钦科夫等一批专家学者，并且研究重点也从语言文字转向对西夏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宗教、风俗、服饰等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克恰洛夫成绩最为突出。早在1959年，他就已发表《西夏国家机构》《中国史料中关于唐古特人的民族学资料》等论文，来北京大学学习后，又完成了《西夏国史纲》一书，对党项的起源、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西夏的经济、文化、民族等均有论述。但由于对西夏文文献与汉文典籍理解的艰难，致使出现诸多误译与误解之处，影响到作者论断的正确性。近年来，他对西夏法典、诗歌、谚语、格言、佛经等进行译著，出版了如《天盛改旧鼎新律令》《俄藏西夏文佛经总目提要》等一批专著。

孟列夫是专门从事西夏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的学者，从1957年开始，孟列夫参加整理汉文文献，并撰写出《黑水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等论文。又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对这批黑水城汉文遗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类、编目以及叙录，著出《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一书。其中包括佛、道、儒学典籍、文学、历史著作、文书、历书、医书、占卜等书，这些均为研究西夏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科技以及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爱米塔什博物馆的萨玛秀克长期从事西夏绘画艺术研究，撰写出《黑水城的发现》《西夏王国的艺术历史风格上的诠释》等论文。

日本早期的西夏史研究主要对象是西夏文字。1898年，著名的汉学家白鸟库吉发表了《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1920年到1922年，石滨纯太郎发表了《西夏学小记》，后又与聂斯克合著《西夏地藏菩萨本愿经》《西夏国名考补正》《西夏语译大藏经考》等论文，1956年，又对西夏草书进行研究，撰写出《西夏语译吕惠卿孝经考》。20世纪30年代，日本中岛敏发表了《西夏》《西夏对西羌的战争》《关于西夏铜钱的制造》《关于西夏铸钱问题》《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等一系列论文，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战争、货币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长部和雄的《西夏纪年考》、宫崎市定的《西夏兴起与青白盐问题》、小林照道的《关于西夏佛教研究》等，对西夏纪年、贸易、佛教也均有所注意。

从20世纪50年代至近期，是日本西夏史研究有较大发展时期，涌现出一批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山本澄子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五代宋初党项族及其西夏建国之关系》，藤枝晃的《李继迁之兴起与东西交通》，松田政一的《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等论文。前田正名非常重视西夏的河西地区，撰写了《河西史的基础构造》《吐蕃与河西九曲》《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关于五代宋初的六谷地区构造论考》等一系列论文，并撰写出专著《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冈崎精郎早在1947年就已发表了《唐代党项的发展》等关于党项西夏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了《西夏建国过程之研究》《关于西夏法典》《关于西夏原始信仰》《五代时期夏州政权的发展》《西夏之李元昊与秃发令》《关于西夏民族信仰》《宋初的二三禁令问题到李继迁之兴起》等一系列论文，其代表作是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唐古忒古代史研究》，前田正名为其作序，高度评价了这一研究成果。韩国学者在研究辽、金史时才涉及对西夏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申采发表了《北宋仁宗时对西夏的政策》和《宋西夏贸易考》等论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金渭显发表了《契丹对西夏的政策》《西夏与宋契丹之关系（986-1048）》等论文。另外还有林志君的《北宋对外经济关系与华夷观——以辽、西夏关系为中心》，安俊光的《对于宋夏战争》和《对于宋夏七年战争》等论文。

19世纪后半期，外国学者对北京居庸关六体石刻文中的一种民族文字展开了讨论，这种文字五百余年无人辨识，1870年，英国的学者伟烈亚力（A.ylia）考证为“女真小字”。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Mr.Devieria）根据开封发现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与之不同，提出反驳。1895年，法国学者蓬拿帕特（P.R.Bonaparte）所编的《蒙古金石图录》里收录了居庸关六体石刻文，但是对其中的西夏文仍然不识。直至1898年，德维利亚看到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后，才发表了《唐古特或西夏王国的文字》一文，确定居庸关六体文中的“女真小字”实为西夏文字。1904年，法国驻华使馆毛利瑟氏（M.G.Morisse）在中国学者鹤龄译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表了《西夏语言和文字的解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的西夏学研究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1948年，在第21届国际东方学会上，法兰西学院石泰安（P.A.Stein）发表了《弥药与西夏》的论文演讲，1955年又在《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EFEO）第4卷上发表了《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从藏文、西夏文、汉文、英法文等文献中的有关西夏的资料，进行旁征博引，探讨弥药与西夏的关系，从而对党项族源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1961年出版了《汉（川、甘、青）藏走廊古代部族》一书，对弥药族源问题又多有涉及。1966年发表了《有关木雅与西夏的新资料》一文，结合藏文资料对聂斯克选译的《夏圣根赞歌》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最早进行西夏学的学者是罗家父子，即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三人。1914年，罗福成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同年，其弟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首次对西夏文的文字构成、文法及相关资料目录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与分析，并且提出了“偏傍说” ，对以后的研究者影响很大。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合壁的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以考究历史，纠正了西夏纪年中的失误。1935年，罗福成将西夏文字书《同音》影写石印。其后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共同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注》。

除了罗氏父子之外，1917年，戴锡章以前人的编年史书为基础，撰成《西夏纪》28卷。甘肃临夏西夏文研究者邓隆（1884-1938）对西夏文感兴趣，在1929年以前，著有《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等。

继罗氏父子之后，从1930年到1933年，王静如先生先后发表了《西夏研究》1-3辑，其主要部分是佛经的对译考释，并涉及到党项与西夏的历史、语言、国名、佛经雕版、官印等诸多领域，此书因荣获法国儒莲奖金而著名于世。1929年秋，北京图书馆购得宁夏发现的西夏文佛经百卷，刊出《西夏文专号》以资纪念，其中收录国内外西夏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语言文字、文物考古、文献目录、佛经等论著资料约40种。

20世纪60年代初，老一辈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又开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并招收研究生，培养新一代西夏学研究人才。出版了有关西夏学的专著《西夏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重要文章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等。除此之外，还有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等，引起了学术界对西夏历史的关注。1964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敦煌西夏资料工作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诸窟群的西夏时期的历史文物遗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确定了近百座属于西夏时期修凿和装銮的佛教石窟，发现了百余条西夏时期存留的汉文和西夏文题款。从此，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也成为西夏文物与艺术珍品的宝库。

1972年至1975年，宁夏博物馆对银川西夏王陵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批建筑构件、金银饰物、竹木雕刻、丝绸织物以及鎏金铜牛、妙音鸟等珍贵文物；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近三千多件夏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的西夏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窖藏。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钱币、瓷器、官印、符牌、碑刻、版画、雕塑等文物。在上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李范文）、《西夏文物》（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研究》（陈炳应）、《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李逸友）、《西夏陵》（许成、杜玉冰）、《西夏佛塔》（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彭金章、王建军）等著作。

19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西夏文献研究主要是利用俄国学者公布的西夏文影印件展开，出版《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同音研究》（李范文）、《番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类林研究》（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西夏谚语》（陈炳应）、《西夏天盛律令》（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译）、《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夏译<孙子兵法>研究》（林英津）、《圣立义海研究》（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贞观玉镜将研究》（陈炳应），《夏汉字典》（李范文）。其中，《夏汉字典》是我国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大大方便了西夏文的学习和研究。

这一时期最能彰显中国特色的是西夏历史文化研究。1979年，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专列西夏史，和辽金史并列，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西夏专史研究成果很多，如林旅芝《西夏史》，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吴天墀《西夏史稿》，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编），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周伟洲《唐代党项》，李蔚《西夏史研究》《简明西夏史》，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西夏学概论》，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经济史研究》，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等。另外，《西夏纪》《西夏书事》《西夏志略》《西夏纪事本末》等几部重要的汉文史籍相继点校出版。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出版后必将会对西夏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大批研究者投身于西夏研究的队伍中，逐步形成了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甘肃等研究中心，我国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西夏学研究已步入繁荣兴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