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疾病谱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相比于仲景年代，现代社会的老年病、代谢病、慢性病逐渐成为主流。如何运用经方治疗现代医学疾病已成为经方研究的一项主要课题。在现代医学背景下，经方新用面临许多难题，一方面传统经方依赖的辨证体系缺少对慢性病的全程认识，另一方面经方善于调节机体宏观状态，但对现代疾病的理化指标却缺少针对性，此外经方在现代医学疾病诊疗中的药用剂量规律尚不明确。因此，要实现经方新用，一方面需借鉴仲景“病-期-态”诊疗模式，重新对现代疾病进行中医诊疗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需于传统中药理论中引入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实现经方的态靶同调，并进一步深化经方量效关系的研究，使经方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疾病的临床诊疗。

经方即《伤寒杂病论》之方, 包括《伤寒论》中的113方及《金匮要略》中的205方，这些方剂配伍严谨，方简力宏。在仲景辨证思想的指导下，历代医家以证为中心，形成了方证对应、随症加减的用方特点，并将经方灵活运用于临床各科而屡建奇功。如吴鞠通将太阳中暍的白虎加人参汤用于暑温的气阴两虚证；李可加减四逆汤创破格救心汤以治疗心衰重症等。可见，尽管仲景用方本意是针对当时之病，但只要把握病机，便可不拘病名，实现经方的创新运用。而在这个医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疾病和传统的中医方药，经方新用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使之与现代医学相适应并用于治疗现代医学所诊断的各种疾病。

2  现代医学背景下经方新用面临的关键问题

2.1  经方依赖的辨证体系缺少对疾病全貌的认识

经方的临床运用立足于辨证论治体系，强调“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注重通过四诊采集患者刻下信息，分析机体整体病理状态，并据证选方，在调整机体状态、改善临床症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疾病的发展是一个纵向推进的过程，不同时期的病理基础亦有差异，体现于外在的证候特点便会随之改变。尤其在疾病谱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和老年病逐渐替代仲景时期高发的急性病、外感病，成为了当今社会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这些疾病早期发病隐匿，病程往往长达数十年，且病因复杂，病理变化多样。若仍沿用经方传统辨证思路，往往只能针对患者就诊时表现出的某些突出症状进行干预，而不能纵窥疾病全貌，预估疾病演变。可见，辨证论治体系突出的刻下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指导应用下的经方难以适用现代社会多发的老年病、代谢病和慢性病。故要真正实现经方新用，首先当正确认识现代社会的疾病特点，努力搭建现代疾病与传统辨证之间的桥梁。

2.2  经方的宏观调态与现代疾病的微观认知不匹配

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对机体结构、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层面已逐渐由宏观走向微观，许多现代疾病如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发病早期多以检查、检验结果异常为特征，而患者临床症状并不突出，甚至多有无证可辨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理化指标反应的疾病状态往往更为客观，许多疾病的疗效评价标准也逐渐由症状的改善向指标的改善转变，面对这类指标异常的疾病，单纯从宏观调态入手的经方辨证治疗，虽能有效缓解症状，却往往不能对微观指标起到直接调整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方的现代运用和推广，因此亟待找到提高经方用药靶向性的方法。

2.3  经方治疗现代疾病的量效关系不明确

经方用药剂量灵活精当，如桂枝汤与桂枝加桂汤，仅桂枝用量不同，两方功效及主治病证差异迥别；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因附子、干姜用量不同，两方效力即有程度之不同。可见，经方剂量的合理运用是经方新用中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一环。因此要实现经方的疗效落地，必须开展经方量效规律的研究。长久以来，由于历代度量衡演变等问题，经方传承一直受“误乱惑缺”之困。对于经方本原剂量的折算，古今考证结果莫衷一是，关于两与克的换算约有32种说法，此“误”也；对于经方在现代疾病临床诊疗中的实际用量，《药典》规定的平均阈值为1两≈6.61g，多数医者惯用1两≈3g折算，而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方1两折合13.75-15.6 g更接近历史原貌，此大大超过常用剂量的阈值，此“乱”也；对于经方本原剂量的临床运用特点、超药典剂量安全性等问题长期难以明确，导致中医治疗现代急危重症疗效欠佳，此“惑”也；最后，一直以来中医未形成体系化的方药剂量理论及研究方法，经方用量无“法”可依，严重阻碍了我国经典名方的研发，此“缺”也。因此，解决经方剂量的“误乱惑缺”也是经方新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