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讨论周国平先生的“快乐原则、理想原则和现实原则”。

虽然周先生在《婚姻与爱情》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概念，但实际上二者的内涵不同。我在上文中提到：我没有找到周先生“爱情遵循理想原则”的出处，这实际上正是他的创新，因为我当时没有读懂周先生的寓意。

我进一步品味周先生的那段话，发现他的“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的所谓“快乐原则”实际上是狭义的，即人性的“喜新厌旧”特征；他的“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的 “理想原则”也是狭义的，即“从一而终”的美好愿望，属于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这显然是悖论，但为什么许多夫妇能够“白头偕老”，而又有许多夫妇却只能“半途而废”？这就是“现实原则”和“理想原则”的干预作用，有的成功干预，有的干预失败。

有人认为，幸福家庭的三要素是物质、精神和性，缺一不可。如果深刻理解的话，那就是物质、精神的权重，冲淡了喜新厌旧的“性快乐”原则。事实上，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即使是一对情深的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几年或几十年，彼此间的性生活不可能那么迫切，从中获得的愉悦、美妙感也不会那么强烈，甚至成为例行公事，或者是负担和义务。这种倾向不仅人类有，动物也有。在动物实验中，雄性易被新的异性唤起，这种现象被性心理学家们称为“科妮基现象”。

据说，某国一位总统携其夫人科妮基太太参观一个农场。在参观养鸡场时，科妮基太太问饲养员，隔多长时间公鸡向母鸡履行其义务？饲养员回答：“每天10多次。”科妮基太太深有感触地说：“把这告诉总统。”当总统得知时，他问，“公鸡是否每次履行义务都是与同一只母鸡”？饲养员告诉总统：“每次都是与不同的母鸡。”总统听后笑着说：“把这告诉科妮基夫人！”

虽然这是个“荤段子”，但新鲜感能够触发本能的冲动是客观事实。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观察红原鸡的交配行为时发现，雄鸡在同陌生的雌鸡第一次交配时，所排出的精液远比它同熟悉的雌鸡交配时多。而且，雄鸡在同鸡冠大、“相貌好”的雌鸡交配时会排出更多的精液。另外，如果有另外一只雄鸡在场，正在交配的雄鸡也会排出更多的精液。

2003年的一期《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绍了此项发现。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新伴侣能够激起雄性红原鸡的性欲，同时也能使其体内的精子数增加。而雄鸡在与同一只雌鸡交配时，排精量几乎是逐次递减的。在与同一只雌鸡交配大约20次后，雄鸡便性欲全无，不再排精。但是，如果一只陌生的雌鸡出现，雄鸡的性欲又会产生。（来源：温州新闻网，2003年11月07日11:24。http://www.sina.com.cn，）

还有人研究了人类喜新厌旧的神经生物学证据，据《生物通》2006年08月09日报道，伦敦大学和Otto von Guericke大学研究人员，在8月3日的《神经元》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发现，新环境会刺激大脑的求索和学习行为，大脑偏爱新鲜事物。大脑中主要的“新事物中心”——黑质致密部/中脑腹侧被盖区（SN/VTA）会被意外刺激或由此产生的情绪波动、反应应答而激活。研究数据表明：“功能性海马趾SN/VTA环”由新鲜事物驱动，而不是其它形式的刺激（包括情感内容或者响应图像的需要）。研究人员强调，越新鲜，SN/VTA反应越强，这种发现与大脑功能模型一致——把新鲜事物看作是激发对环境进行探索以寻求回馈的‘动力’，而不是把新鲜事物当作回馈本身。”

但是，动物虽然有喜新厌旧的生物学依据，也有“旧情难忘”的生物学基础。据英国《卫报》2016年12月5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学者对实行终身一夫一妻制的“性情动物”——田鼠进行了跟踪，研究它们的大脑和行为，分析它们的爱情产生与消亡过程。结果发现，当雄田鼠和雌田鼠交配以后，雄田鼠就会一生一世忠于雌田鼠，每当这个时候，雄田鼠的大脑就会释放出大量多巴胺——一种名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

研究带头人布兰登·阿拉戈纳将这种多巴胺戏称为“爱情的毒药”。当他们把这种化学物质注射到从来没有交配过的雄田鼠的大脑里时，发现这些小家伙马上放弃了对其他雌田鼠的追求，而是一心一意地只想获得那只早已倾心的雌田鼠的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多巴胺会改变田鼠大脑某一区域上的“沟渠”，这个区域为许多动物所拥有，包括人类。当已有伴侣或曾有过伴侣的雄田鼠再次结识一个新的异性时，它大脑里的该区域就会发生剧烈变化，尽管此时雄田鼠大脑也会产生多巴胺，但该化学物质会被已经改变的“沟渠”导向另一个神经元，导致雄田鼠无法对新异性燃起曾有的激情，遂变得冷淡起来。

阿拉戈纳认为，虽然田鼠的爱情生活和人类的不一样，但是作用原理是共通的。也就是说，人类总是旧情难忘，实际上是多巴胺作用的结果。

当然，人不是简单的动物，除了受本能的支配，更多地还要受到社会文化规范、道德观念的制约，这就是“理想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干预作用。尤其是，现代社会实行的一夫一妻制，人类不提倡为了追求性爱的新鲜感，而超越现有的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