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张耕华.关于《医籍知津》的整理及其相关问题的蠡测. 历史教学问题，2021（3）：11-19+177

摘要：1919年，吕思勉协助谢利恒编《中国医学词典》撰成“古代中医典籍及源流派别”一稿，书稿交谢氏，自留一份手稿。1927年，谢氏以他名义将书稿分篇刊发，后又经过修改增补，于1935年刊印为《中国医学源流论》，此书遂成谢氏的代表作。吕氏自留的手稿，生前也有修改，去世后又经后人校订整理，2009年以《医籍知津》为题刊印出版。梳理、比较书稿的各种版本，可以考见版本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也可蠡测当事人在撰写、发表、修改、整理刊印时的不同学术观念。

上海古籍出版社正打算影印吕思勉先生《医籍知津》的手稿本，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会对中医学术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事。近日，又有西华大学王珂君向我提供了管文如的部分抄本，这样有关《医籍知津》（下文简称《知津》）的整理出版及相关著述的版本问题，就可以做点较为确定的推断。时过境迁，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向学界做点说明。

一

在吕先生的遗稿中，留有一本《知津》手稿，那是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学生李永圻早就知道的，只是早先的遗稿整理，重心放在文史方面的未刊稿，如《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国制度史》《说文解字文考》等，旧著的重印如《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吕著中国通史》等，都是应出版社的约稿而做的整理校订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文史方面的遗稿整理出版得差不多了，吕翼仁、李永圻才开始着手整理其他的未刊稿，其中首选的就是这本《知津》手稿。

吕先生遗稿的整理工作，一直是由吕翼仁和李永圻两位亲力亲为的，人手不够，或遇到专业性较强的书稿，便会请人帮忙，但范围大都限于吕先生的学生。《知津》的整理工作比较专门，故邀请吕先生的学生杨宽、胡道静来参与整理工作。吕先生遗存的有关医籍的遗稿共有2包，一包是完整的《知津》手稿一本；另一包的包裹纸上有吕先生自题的“医籍资料”四字，内有“疸科温故集”“针灸问答”“伤寒论辑文”等数叠摘录的资料，约有500余页，大多数是吕先生撰写《知津》时留下的资料。

《知津》的整理工作始于1985年前后，先由吕翼仁按原稿全部誊抄一遍，再在誊清稿上做修订工作，主要是订正个别的错字、分节加小标题（原稿不分节），涉及的古代医家都增补籍贯、字号以及补全医籍书名等，这部分工作主要由杨宽负责，①同时也请胡道静审读并撰写出版序言。《知津》手稿本的题名是《医籍知津》②整理者拟定的书名是《中国医籍概要》，当时计划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到1986年8月，胡道静已审读完毕并拟好序言，吕翼仁、李永圻认为应该核对一下谢观（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考》（下面简称《源流考》）。③

①手稿中有些人名原写有字号、籍贯，有些则无，校订时全部补上，并统一格式。

②实在手稿本上最初的书名是《中国医籍门径》，后来吕先生改为《医籍知津》（见下）。

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考》，澄斋医社，1935年6月初版。

于是从谢氏后人处借来《源流考》等，①核对之后发现，两书的内容基本一致。依据吕先生在《自述》中的记述（见下文），②吕翼仁等认定《知津》就是《源流论》的底本，如果《知津》出版，学界必定会因两部书稿内容雷同而引起疑问，如对疑问做出说明，又会影响谢观的声誉。考虑再三，吕翼仁取消了《知津》的出版计划。至于《知津》与《源流论》在文字上的差异以及部分的增补，吕、李等也大致明白，只是没录出一份异同比对表。于是，将整理好的稿本以及杨宽、胡道静留下的整理资料、出版序言等另外扎成一包，与吕先生的二包遗稿放在一起。胡道静已拟好的序言，稍后改题为《吕诚之先生〈医籍知津〉稿本题记》刊于《社会科学战线》，也算为此次整理工作留下一个雪泥鸿爪。③

整理好的遗稿不能出版，参与整理的诸位都感到非常遗憾，尤其考虑到这是不为人知的吕先生学问的另一个方面。吕先生的禀赋与学养颇受母家及诸舅氏的影响，这在中医学方面尤为明显。舅家世业儒医，外祖父程柚谷为常州名医，舅舅程均甫“亦知医，光绪庚寅辛卯间，佐旅顺戎幕，其地无良医，活人尤多”。另一位舅舅程少农“亦工医，宦游所至，治验颇多”。④受母家的影响，耳濡目染，吕先生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医书典籍，也写过一些有关传统医学的文章。但他在古典医籍上曾有系统的研究，并以史学家的眼光写有这本重要的医籍史，这是杨宽、胡道静，甚至吕翼仁、李永圻在仔细研读这本手稿 之前，都不甚了解的。然而，兹事体大，虽深感遗憾，吕翼仁还是坚持不出版这本《知津》的手稿。

1994年4月，吕翼仁患病去世，吕氏遗稿的整理工作便由李永圻主持。《知津》之不能出版，自然是李永圻的一大遗憾，也是他难以释怀的一个心病。一方面是担心出版之后引起疑议，影响谢观的声誉，而吕、谢两家原是世交，谢观的父亲谢钟英又是吕先生最敬重的老师（见下）。另一方面将《知津》的手稿置之高阁、封存不用，那吕先生的这一番研究和已经写成的书稿就会湮没无闻。八九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上海教育出版社庄葳，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陈丽菲、陈长华都曾助力过吕先生著作的出版或重印，李永圻便一再命我与他们商量。他在给我记下的备忘录中写道：“据姜俊俊所说，《知津》不宜出版，而庄葳之说又异；出版说明不说吕、谢先生交谊和出版情况于心不忍，亦不合老先生（即吕思勉）之意，要（是）引起谢家纠纷，那更不可不谨慎为之。”“《知津》如姜俊俊之言，几乎绝望，便中与陈丽菲、陈长华商量，还有什么妥当的办法。”类似的备忘录，我存有好几页。

2008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吕健来电，商议选编第三批《吕思勉文集》，建议将吕先生的《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论》等合编一本“文化思想史”卷。借此机会，我便与李永圻商量把《知津》也编入这本“文化思想史”中。起初还拿不定主意，有一页备忘录就记录了当时的犹豫：

“《知津》收入‘思想文化（史）’卷，此事亦可与陈丽菲等商量，或前去与谢家说明，目的是保存此书，仍保持吕、谢两家世谊。如失去此机会，单独出版《中国医籍概要》的希望不大。”虽有犹豫，最后还是决定把《知津》编入《吕思勉文集》的“文化思想史”卷，题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下文简称《九种》），并在出版前言里做了简略的说明：

《医籍知津》写于一九一九年夏，是年吕先生由谢利恒（观）先生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协助谢先生编纂《中国医学词典》，撰《中国医籍源流论》一篇，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及其源流派别。《中国医籍源流论》后未收录《中国医学词典》，由谢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许册分送同行友人。吕先生尚存《医籍知津》手稿一册，三万余字，即成于是时的《中国医籍源流论》的手迹底稿。 上世纪八十年代，《医籍知津》经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抄录、并与杨宽先生一同校对、补正、分节并加标题；又经胡道静先生审阅，并撰写《题记》。此次刊出，全文按原稿校对，胡先生的《题记》用作附录，以供读者参考。⑤

这份前言，主要是引吕先生的原话，交代撰写的缘起，又指出《知津》是《源流论》的底稿，至于其他，都略而不述。

①在吕翼仁捐赠给常州文管会的书籍字画等清单内，有一本澄斋医社出版的《源流论》，但上海的寓所没有这部书，故只能从谢氏后人处借阅，完事后再归还。据吕翼仁的日记：1986年9月8日借来《源流论》与《中国医学大辞典》，10日拟还书函，16日交张耕华，嘱其往谢氏府上还书。

②即《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写于1952年，此份材料，吕思勉留有手稿，包扎纸上自题篇名为《自述》。本文简称《自述》。

③胡道静：《吕诚之先生〈医籍知津〉稿本题记》，《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④吕思勉：《窖藏与文物》，《宇宙风》1940年第23期。

⑤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二

为了便于查考，也为了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在《九种》交稿之后，李永圻命我把当时所能看到的相关资料，按编年整理出一份材料，其中较重要的可列出11条：

一、1919年，吕先生入商务印书馆，助谢观编辑《中国医学辞典》，编撰有关“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至暑假中事讫”。①

二、1921年，8月6日下午一时至三时，已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吕先生，为同学作《中国医学的变迁》演讲。②

三、1927年7月，《源流论》以谢观述、王林芳录的方式，首次公开刊登于《医界春秋》第13期（下文简称《医界春秋》本）。③至1929年5月，《源流论》分21期，连载于《医界春秋》第14至36期。其署名：1、2期，谢利恒述，王林芳录；3至16期，谢利恒述，王林芳录、姚兆培校；17至22期，谢利恒述，程文之录，姚兆培校。④

四、1934年1月出版的《国医公报》第2卷第1期，首次以谢观撰的署名方式刊登《源流论》（下文简称“《国医公报》本”）。⑤此篇是续稿，则《源流论》以谢氏撰的名义刊出，当在1934年之前，1935年《源流论》仍在《国医公报》的第2卷第8期上续刊，且注明“未完”。⑥

五、1934年11月，《现代医药月刊》杂志刊登谢观著《源流论》出版预告，称谢氏“最近掌教于中国医学院，指导学生，著有《中国医学源流论》，闻定年内出书”。⑦

六、1935年元旦，秦伯未撰成《源流论》序，称“武进谢利恒先生，于编辑《中国医学大辞典》后（下文简称《大辞典》），复著《中国医学源流论》。……脱稿业经十载，……近日及门诸子，为先生编印全集”。⑧

七、1935年1月，陈研因为《源流论》题签“谢利恒先生全书”。⑨

八、1935年4月1日，吕先生撰成《谢利恒先生生传》（下文简称《谢传》或《生传》），《源流论》列为谢氏著述的第一部。⑩

九、1935年6月，谢利恒著《中国医学源流考》，由澄斋医社刊印初版。

十、1935年7月，《光华医药杂志》刊登《源流论》出版发行的广告，称《源流论》“曾作中医大学医史教本”。⑾ 8月、9月出版的两期《光华医药杂志》，分别刊有《源流论》畅销、《源流论》将再版的消息。⑿

十一、1936年春《国医文献》第1卷第1期为“张仲景特刊”，谢氏署名刊出《伤寒杂病论考证》一文，⒀此是《知津》第四节第一段节录。⒁同年7月，《上海中医学院年刊》刊登部分《源流论》稿，署名谢利恒。⒂

排列了这11条材料，当我们看到材料中的“谢观述”“谢观撰”“中医大学医史教本”等刊印文字时，立马想到吕先生曾在讨论古史材料的真伪时说过的一个观点：“读古书的，于近人所谓‘层累地造成’之外，又须兼‘逐渐地剥落’一义言之，方为完备。”读古书是如此，辨史事也当如此。一方面是史实在“层累地造成”，另一方面是史实又在“逐渐地剥落”。⒃以当时出版界的情况言，不可能有单独刊印《知津》的机会，长此以往，谢观著有《源流论》经“层累地造成”而变为了大家共知的事实（至少是中医学界所公认的事实），而吕先生著有《知津》的事实，却因“逐渐地剥落”而无人知晓，乃至湮没无闻。想到这一点，我们越发感到把《知津》编入《九种》出版是及时和妥当的。

①吕思勉：《自述》，《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37页。

②《沈阳高等师范周刊》第43号，1921年8月13日，第1页。

③《医界春秋》第13期，1927年7月出版。

④《医界春秋》共分22期连载完毕，分别是1927年第14、15、16、17、18期，1928年第19、20、21、22、23、24、25、26、27、28、30、31期，1929年第32、33、35、36期。

⑤《国医公报》第2卷1期，1934年1月出版。

⑥即1935年第2卷第4期、第2卷第5期、第2卷第7期和第2卷第8期，第2卷第4期为续刊，第2卷第8期文未注明“未完”。

⑦《现代医药月刊》第2卷第2期，1934年11月15日，第35页。

⑧⑨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考》序言，第1页；题签，第2页。

⑩吕思勉：《谢利恒先生传》，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第3页。

⑾《光华医药杂志》第2卷第9期，1935年7月15日，第51页。

⑿《光华医药杂志》第2卷第10期（1935年8月15日，第58页）、第2卷第11期（1935年9月15日，第53页）。

⒀《国医文献》第1卷第1期，1936年春季出版，第75页。

⒁《知津》原稿未分节，下文涉及的该书某某节，都是指吕翼仁等整理时的分节，参见《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

⒂《上海中医学院年刊》（1935年度期），1936年7月，第1-6页。

⒃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378页。

三

《知津》与《源流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那篇写得不太明白的出版前言，最终还是未能逃过学者的“火眼金睛”。先是安徽医科大学的祖述宪撰写《〈中国医学源流论〉真正的著者是谁？——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一文发表于2013年3月的《中华读书报》（下文简称“祖文”）。①“祖文”的观点是：《源流论》的真作者是吕思勉，吕翼仁将《知津》整理发表，为父讨还了公道。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即3月25日，我收到祖述宪的来信并附来《中华读书报》的刊印稿以及他撰写的几本医学著述。次日，又接到他从合肥打来的电话，主要是询问我对他文章的意见，我便向他说明：吕翼仁已去世多年，说她尽心整理《知津》手稿，那是事实，说她“为父讨还公道”，那不符事实。至于事情的原委以及上列编年中的一些资料，我都没对他详说。这是因为怕他会再继续写文章，引起学界更多的讨论。祖述宪长我17岁，是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方面 的专家，也好研究传统的医学与医史。吕先生对传统医学以及当时医家的一些批评，正契合他的看法。他当时正着力于“秋室研经图”真伪的考证，②已写了文章，但总觉得证据不充分，为此托我在上海为他寻找、查对资料，由此我们结成了忘年之交。

5年之后，“祖文”引起了王珂的注意。王珂通过缜密的比勘和考辨，撰成《必也正名乎——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关系辨证》（下文简称“王文”）一文，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③“王文”的主要观点是：（一）比勘二书，《源流论》比《知津》多出“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与“结论”四节，约计四千余字（“祖文”也指出“多了最后的六节——中西汇通、东洋医学、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和结论，约五千余字”），④除此之外，基本相同。虽有措辞上的细微差异，而文义则几乎一致。（二）至于观点评说上的不同，大致多是《知津》贬，而《源流论》褒；而《知津》“有着迥异流俗的见解”（“祖文”也指出，《知津》“是站在学术研究立场上的写作，对中国古代医书的系统考证，究其真伪，辨其是非，察其传承，所以能够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不凭虚拔高，不敝帚自珍”。而《源流论》则缺乏科学的思想与精神）。（三）“王文”选取“中国医学的分期”、宋时“五运六气说与医学的合流”等《知津》中的核心论点，与吕先生其他著作比对，发现这些论点在《论医》《先秦学术概论》《隋唐五代史》及读史札记等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由此认定《知津》确系吕先生的亲笔之作。（“祖文”直接提出《源流论》的真作者就是吕思勉，谢观只是做了一些增补）（四）关于书名，“王文”认为《知津》与《源流论》可并行于世，而后者当署名为“吕思勉撰，谢观增订”（“祖文”则认为：《知津》“即中国古代医书的入门或导引，恰如其分。《源流论》帽子似嫌过大，文体也不相称，内容与书名形成反差”）。

继“王文”之后，上海中医药大学陈腾在2019年10月的“中医稿抄本学术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他撰写的《史家与医家的交锋——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校读札记》一文（以下简称“陈文”）。⑤“陈文”批评《九种》的“出版前言”称《知津》“后未收录《中国医学词典》”说法是“误导了读者”。经他的仔细比对，《知津》与初版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在“医书、医家条目”上的“文字雷同之处所在多有”。“陈文”抄出两书中关于“《黄帝虾蟆经》”的文字，指出《大辞典》“完全是从《知津》之中搬过来的”，其中有“生省”一词，搬写者因不懂“生省”的含义，在《大辞典》中改写为“坐省”，这“正是《大辞典》蹈袭《知津》的铁证”。按“陈文”的论断：在编撰《大辞典》中“谢观及其门生删改《知津》纳为己用”。至于两者对古代医籍评价上的不同，“陈文”将它置于“民国时期的中医存废之争”的大背景下“两种思维与立场的冲突”：

①祖述宪：《〈中国医学源流论〉真正的著者是谁？——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20日。

②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科技史料》第22卷第1期。清末民初，名医陆仲安屡为林琴南诊治，林氏为表感谢，画《秋室研经图》送陆氏，传说陆氏也曾为胡适治病，故胡氏也在《秋室研经图》上题词称赞陆氏。祖先生认为，陆为胡适诊治等事，全是伪造。

③王珂：《必也正名乎——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关系辨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④祖述宪：《〈中国医学源流论〉真正的著者是谁？——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下同。此处列出的“中西汇通”“东洋医学”系《知津》原有的文字，只是未分节，故多算了千余字。

⑤陈腾：《史家与医家的交峰——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校读札记》，见于2019年10月的“中医稿抄本学术研究”国际研讨会暨《上海图书馆藏中医抄本丛刊》发布会的《论文集》，第185-206页。

“吕思勉秉承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带着批判的眼光分析中医文献；谢观及其门人则站在保守医家的立场，重视实践经验与医疗效用。”①

又有上海中医药大学裘陈江将吕先生留存的《医籍资料》与《大辞典》比对，也发现有许多词条在措辞上完全一致。特别是有一页抄录《素问悬解》等，内中有“又谓《经络论》乃《脾部论》后半篇；又谓《脾部论》乃十二正经《经络论》之正文”。《脾部论》，按《内经》所记原作《皮部论》，写成“《脾部论》”或是吕氏的笔误，此误后为《知津》所沿袭，②又为《源流论》再沿袭，③甚至《中国医学大词典》也照错未改。④

在《知津》与《源流论》关系的研讨中，张效霞、王振国的看法颇为特殊，他们认为：“谢观的《源流论》也经过吕思勉的润色、加工以及承担了誊写工作。”⑤（下文简称“张文”）这种看法是整个把两部书的承袭关系与成书的先后全都颠倒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一是因为《知津》的手稿本并未注明著述或抄写的年代，而整理工作及刊印出版，都是80年代之后的事，这就造成了《源流论》在先《知津》在后，吕先生为《源流论》润色加工的看法。幸亏王珂找到了民国十三年管文如誊录的《中国医籍门径》抄本（下称《管抄》本）。《管抄》本的末页写有抄录者管文如的识语：“右《中国医书门径》为吕诚之表兄思勉所辑，庚申冬日出以见示，因录一通，近复誊缮一过，计六十日而毕，时为甲子十月。”下钤“管文如”印。管文如写明初见吕先生的手稿是庚申冬日，当时（即1920年冬）即抄录了一遍，那时离吕先生完稿仅一年多，这就否定了《源流论》经过吕先生润色加工、《源流论》早于《知津》成稿的看法。而造成这种看法的另一原因，则是“张文”还是相信谢观能够写出《源流论》这样的著述，而对这一点，笔者则稍有怀疑（见下文）。不管怎样，《管抄》本的发现再次证明《知津》是吕先生所撰。

总之，感谢祖、王、陈、裘四位学者的研究考辩，使我们对《知津》与《源流论》以及《中国医学大辞典》之间的关系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就这几部书的关系而言，似乎已是剩义无多，但相关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

四

首先是《知津》及《源流论》等稿本的源流及演变问题。

上海寓所藏有的《知津》序稿，就是吕先生在1919年为协助谢观编《中国医学大词典》而撰写的有关“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留存的底稿。底稿原题为“中国医籍门径”（下文简称《门径》本），署名“骜牛”。1919年夏季，吕先生离开商务前，照底稿另外誊清一册留给谢观（下文简称《誊清》本）。《门径》本曾于1920年冬“出示于”管文如，管氏抄录了一份，《管抄》本的题目也是《中国医籍门径》，两者的文字基本一致。

观《知津》手稿，我们发现吕先生自存的底稿原本就有一些涂改修改，后来吕先生又在这个底稿上再做过一次修订。后一次的修订时间，笔者推测当在谢氏刊印《源流论》前后，或在吕先生撰写《谢传》之后。将吕先生的手稿与《管抄》本、《医界春秋》本（见下）相比对，可以清楚地辨析出哪些是底稿上原有的修改，哪些是后一次的修订。后一次的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将题目改为《医籍知津》，署名改为“武进程芸”，⑦二是措辞上的改动。如第九节有“实则承河间而渐变焉者也”一句，⑧后修改为“实则承河间而渐变者也”，删去“焉”字；第三十节原有“盖尚未脱宋学之习也”一句，后改为“盖尚未脱宋学风气也”三是删去一些可能是吕氏认为不妥当的叙述、评说，如第二十八节“据理推求所能得”之后，原有注文“以医学发明之始，本根据于实验故”，后来修订时删去。从思想内容上看，主要是删去一些有关中医临症的分析，使其更像一部医籍史，而不是医学史。现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九种》之《知津》就是这个修订本。这是留在吕先生手头上的稿本及其变化：即一份手稿、二个版本。

① 陈腾：《史家与医家的交锋——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校读札记》，见于2019年10月的“中医稿抄本学术研究”国际研讨会暨《上海图书馆藏中医抄本丛刊》发布会的《论文集》，第189-191页。

②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29页。

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第21页。余永燕的点校本，也未见改正（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④《中国医学大辞典》，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1111页。

⑤张效霞、王振国：《效法与嬗变：近代中医创新掠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88页注1。

⑥《管抄》本系管文如在甲子年（1924）抄录，目前为刘建业所收藏，王珂传来他所能看到的十页，故笔者也只能就此十页做对比。《门径》本与《管抄》本文字上只有极小的差异，如“见后”（《门径》本）写为“见后文”（《管抄》本陈文中”（《门径》本）写为“陈文仲”（《管抄》本）等。管文如如果保存了早先的抄本，那么他应该留有两个抄本：一是庚申年（1920）的抄本，一是甲子年的抄本。

⑦“程芸”的笔名，最早见之于1931年。吕思勉的母家姓程，他在医学方面的修养，多受母家的熏陶与影响，署名程芸，显然是为了纪念母家。

⑧吕氏手稿上原无分节，这里所说的某节，均按后来整理者对《知津》稿的分节，见《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那么留在谢观手上的那个稿本，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需要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来讨论。

所谓形式方面，主要是指稿本公开时的署名及对外宣称的稿本属性问题。1919年夏季留给谢氏的《誊清》本，搁置了七八年后，到1927年，谢观便用《中国医学源流论》为题，以他的口述、学生的记录和校对的署名方式，分22期刊布于《医界春秋》上，并称《源流论》的成书是“垂近十年”，“毕业诸同志，以学行相切磋，又因潮流之变迁，慨然有革新之议，……爰述四千年来中国医学系统及变迁，以备同志诸君之采择焉”。这是谢氏第一次向外公布他著有这么一部《源流论》，署名的方式似乎告诉读者这是他在中医专门学校的讲授记录。又隔了6年，即1934年，《源流论》直接署名谢观撰，刊于《国医公报》；同年年底（11月）谢氏即发布《源流论》的出版预告，称“掌教于中国医学院，指导学生，著有《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年，《光华医药杂志》刊出《源流论》正式出版的广告，称是书“脱稿业经十载，曾作中医大学医史教本”。总之，大约花十五六年的时间，谢氏以“述”“录”和“撰”等署名方式，把吕先生原先为《大辞典》编撰的专著，变为他任教中医学校的“中医史”的教本，正式成为了此书的“著作权人”。

再看内容上的变化。如上所述，1919年夏吕先生留给谢观的是一个《誊清》本。之所以说它是“誊清”本，目的是强调这个稿本与吕先生自留《门径》本是一致的，而且1927年谢氏发表在《医界春秋》上的《源流论》（即上文简称《医界春秋》本）是完全按照这个《誊清》本刊印的。换言之，《誊清》本、《医界春秋》本与《门径》本，文字上基本一致。比如，《门径》本第一页有“要其非前无所承决矣”一句，吕先生后来修订时删去了“其”字，但《医界春秋》本与《门径》本一样仍有一个“其”字；又如同页有“传播尤盛”一句，后来修订为“传播其说遂臻极盛”，而《医界春秋》本也同《门径》本一样刊为“传播尤盛”。《医界春秋》本未见有谢氏后来增补的“时代病”“地方病”等四千余字，也未有分节及小标题。一些后来着重删改的评说，此时仍照《誊清》本刊印未改。如第三十节关于日本汉医说“盖中国士大夫之治医术，与专家之笃守传授者截然两途，而日本则医有专官，能世其业，既能收新说之妙，又不失固有之长，故其卓越如是也，然而中国之医家可以知所愧矣”。①最后一句“中国之医家可以知所愧矣”，在《源流论》中谢氏已将它改成“中国之医家所当借镜者也”，②但《医界春秋》本还是照《誊清》本刊印。所以，《医界春秋》本虽在署名上已变为谢观“述”、学生“录”或“校”的刊印稿，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动；后来着重删去的吕氏的批判立场和某些批评意见，此时也都照着《誊清》本刊印。③总之，《医界春秋》本就是按照吕先生在1919年留给谢氏的那个《誊清》本加以刊印，它与吕先生自留的《门径》本及《管抄》本是一致的。

谢氏对吕先生留给他的誊清稿做有意识的修改，始于1934年前后。1934年1月，《源流论》以“谢观撰”的署名方式刊于《国医公报》第2卷第1期上。查此期的刊出稿，已是《源流论》的续稿，那么《源流论》以“谢观撰”的署名刊出，当在1934年1月之前。④1935年，《源流论》仍在《国医公报》第2卷第8期上连续刊登，文末注明“未完”。⑤然笔者所能见到刊有《源流论》的《国医公报》仅有5期。将这5期《国医公报》本与《门径》本对比，也未见有分节和小标题，但已有前后段落的调换移置，如第十一节有“宋学末流之弊”接“唐以前之医家”的二段文字，在《国医公报》本上已与后来《源流论》一样，调换为“唐以前之医家”接“宋学末流之弊”的顺序。

①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68页。

②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第5页。

③比对各个版本，《医界春秋》本在刊印时似有一处增文，即《源流论》之十，在“惜无注不易晓”之后，增写“近今张秉成之《本草便读》，尤为新颖适用”一句（《医界春秋》第22期，1928年4月出版，第8页）。不过增写的这一句，在稍后《国医公报》刊出时又按原稿改回（《国医公报》第2卷第7期，1935年5月出版，第42页），到1936年刊印成书的《源流论》中，再 次 改 成“近年此类文字数见不鲜，无非为课徒起见，虽各有剪裁，并无发明处，音韵亦欠调协”（《源流论》第29页下第12行到第30页上第2行）。

④1934年1月出版的《国医公报》2卷1期刊登的《源流论》，始于《知津》第七节，如果前面第一至六节也在《国医公报》上刊登，那么刊出的时间当在1933年。

⑤即1935年第2卷第4期、第2卷第5期、第2卷第7期和第2卷第8期。

不过，与《源流论》相比，无论是措辞，还是段落的调换移置，谢氏的增补修改工作似乎还未完成。①因未能见到《国医公报》上的完整刊印稿，②不能断定“时代病”“地方病”等内容此时是否已经增写，只能说谢氏对稿本的修改还 在进行之中。到1934年11月，《现代医药月刊》刊登谢观《源流论》的出版预告，推想《源流论》中“时代病”等四千余字的增补应该在此时已经完成。

那么，刊印成书的《源流论》，究竟做了哪些增补与修改呢？这大约可以归纳为六种情况：一，分节、加小标题。二，增写了“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结论”四个小节。三，在部分小节，增加了晚清或当时医界的新动态（如导引、养生、医史、医话等小节）。四，部分段落的位置调换或合并。五，措辞上的修改。六，原稿上凡对中医所持批判态度的陈述，或是删节、或改为中性、甚至改成褒义的评说。

总之，留给谢氏的稿本，也有几次变化、几个版本：一是留存时的《誊清》本，二是内容未改但署名已改的《医界春秋》本，三是以《誊清》本为底稿进行修改、增补而成的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将《源流论》与吕氏《门径》本比对，除了增添的“民国医学”“时代病”等几个小节，文字上的差异其实并不多，③而最大的不同则是著述者的立场及思想倾向的变化，那就是上面“陈文”指出的：《源流论》将“吕思勉秉承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带着批判的眼光分析中医文献”的精神删去了，改写成“站在保守医家的立场，重视实践经验与医疗效用”的思想倾向。

Ａ：《门径》本；Ｂ：《誊清》本；Ｃ：《管抄》本（Ｃ一，庚申抄本。Ｃ二，甲子抄本）

Ｄ：《医界春秋》本；Ｅ：《国医公报》本；Ｆ：《中国医学源流论》；Ｇ：《医籍知津》

附图：《医籍知津》版本演变示意图

五

自1919年留在谢观手头的稿本，何以要搁置七八年之后才拿出来公开和发表呢？而且署名也经历了一个“述”“录”“校”到“撰”的过程呢？这大约与当时中医学界对谢氏医籍素养的认可度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谢氏在35岁前，即1915年前，既无学医的经历，更不以医为业。他之所以能承担《大辞典》的主编，全是“以其祖父（谢润）没有刊行《医学经纬》原稿为蓝本”，而他能动员参与编撰的也都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在校学生，而非当时中医界的学者。④简言之，谢氏之所以敢承接《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还是凭借着手头有一部祖父留下的《医学经纬》。以谢氏当时学术素养和他在中医学界的认可度，还不宜在《大辞典》出版之后，马上公布自己撰有《源流论》这样的医籍著作。

①《医界春秋》《源流论》之六，有“如《素问》之驰骛玄谈者”一句（《医界春秋》第18期，第8页），《国医公报》上照刊未改（《国医公报》第2卷第4期第27页），而《源流论》则改为“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第21页上第7行）。又如第十节“宋学末流之弊”一段，后来《源流论》已整段移后（《源流论》第19、20、21页），但《国医公报》上仍与《医界春秋》本一样照原文刊出。

②到第2卷第8期的《国医公报》，刊出的《源流论》仅约为二分之一的篇幅，该期出版于1935年6月，而此时《源流论》已正式出版，故《国医公报》上的《源流论》可能未能全部连载刊完。

③如上所述，《知津》是吕先生对《门径》本的修订版，《知津》与《源流论》的一些差异，有些是因吕先生的修订而造成的，如将《门径》本与之比对，两者文字上的差异不多。

④张效霞、王振国：《效法与嬗变：近代中医创新掠影》，第185—190页。

按照谢氏的对外说法，《源流论》是他在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时用的教本，这恐怕是事实。但将吕先生留下的《誊清》本用作教科书，也非行家里手不能胜任愉快。即使是行家里手用此为教科书，似也不必一字一句地照本宣科，在实际的教学中，可以适当加入某些补充资料，诸如古代医书的成书原委、各种版本渊源和翻刻的经过、甚至还有些医家的奇闻趣事等等，这才能把课讲得张弛有道、生动有趣，且加人的这些资料，都可以有选择地通过“述”“录”“校”等环节加以补充正文或注文之中。所谓教学相长，十余年间因授课的需要，谢氏尽可对吕先生的《誊清》本一再修订、一再扩充，这既可以大幅增加书稿的字数篇幅，也可以避免太多的内容或文字上的雷同，甚至可以另外编出一部《源流论》！无奈这样的工作，也非行家里手不能愉快胜任。①《国医春秋》上的刊出稿，虽署名“述”“录”“校”，但文本却与《门径》本完全一样，那是否说明所谓“述”“录”“校”， 实在就是将《誊清》本抄录一遍？因为只是抄录了一遍，所以后来删改时改错的地方，此时都还未出现。②然而，真是这个实际上只是抄录一遍的“述”“录”“校”，开始了史实的“层累地造成”与“逐渐地剥落”的演变。

按吕先生《自述》所说：“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即谢观——引者注）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可见撰写“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或是谢观分给吕先生的任务，或是由谢、吕两人所商定。任务于“暑假中”完成，吕先生自留了底稿，并誊清一份给了谢观。读上述引文，看不出吕先生有把稿子赠送给了谢氏的意思，甚至连“给了”“留下了”的词句也没出现。况且，即使写明“给了”或“留给了”谢氏，也不等于就是“送给了”谢氏。所以笔者怀疑，自1919年夏完稿到1935年4月撰写《谢传》，其间十六七年，大约吕先生始终没有清晰明白地向谢观表示这份《誊清本》是送给他了。

六

如上提及，吕与谢是世交，谢观的父亲谢钟英，是吕先生的老师，对吕先生的影响极大，吕先生自言“于先生最服膺”，他说：“十七岁，始与表兄管达如（联第湘见，达如为吾邑名宿谢钟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观），间接得闻先生之绪论。先生以考证著名，尤长于地理，然我间接得先生之益的，却不在其考证，而在其论事之深刻。我后来读史，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而不为表面的记载所囿，其根基实植于此时。”

这是讲治学方法上的影响。又说：“钟英先生者，利恒君之父，予识利恒君，亦在此时也。钟英先生亦治史学，以考证名，而实好谈旧日之经济。其言治道，信法家及纵横家之学。予自达如君获闻其说。惟予与达如，均不信纵横家，只服膺法家耳。”这是讲学术思想上的影响。③吕先生与谢观的相识也是在17岁时。谢观生于1880年，长吕先生4岁，但谢氏所交往的朋友如蒋维乔、孟森等人，④都是吕先生的前辈，如对蒋维乔，吕先生就自称晚辈或乡后学。⑤这是我们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需要顾及的背景。

自1927年7月开始，谢观的《源流论》分22期连载于《医界春秋》，这就等于分 22 次反复向学界宣称谢观撰写了《源流论》这本著述。1934、1935年之交，谢氏学生着手为谢氏“编印全集”，秦伯未撰写《源流论》序言，特别是1935年1月陈研因为《源流论》题签。陈研因是吕先生的挚友，二年前刚为吕先生的《先秦学术概论》作序。而陈氏与谢氏又有姻亲关系（谢观的夫人即陈研因的姐姐）。换言之，对于吕先生周围的人来说，谢氏撰有《源流论》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吕先生撰写《谢传》时，无形之中承受到的外界压力。所谓“事莫恶于挟势以相临。挟贵，挟贤，挟长，挟有勋劳，挟故，其实皆挟势也。挟众亦然”⑥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形格势禁”吧。

吕先生擅长用文言写小传、行状或寿序之类的文章，《吕思勉全集》收录的此类文章有30余篇。⑦这些文字都是传主去世后（除了寿序外），受传主家属或后人请托而作，如《刘君脊生传》《张寿镛先生传略》《庄仲威先生传》等都是。《谢传》全名《谢利恒先生生传》，称之为“生传”那是为活着的人作传，这是吕氏所写此类文章中仅有的一篇。对于传主家属或后人而言，“乞文于人”，总要向撰写者说明“乞文”的理由或目的，同时还要向撰写者提供传主的生平履历、著述成果等材料，《生传》的撰写也不例外，而这些都应该由谢氏事先告之、事先提供。《生传》的撰写于1935年4月1日，纯是为了用在2个月后《源流论》的出版。既然明白谢氏所请托的《生传》是要放在即将出版的《源流论》里，既然提供的资料里或许已经列入了《源流论》（此点当然也是推测），那么吕先生除了接受认可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正是因为这篇《生传》，《源流论》便借了吕先生之笔坐实了它是谢氏的著述——史实的“层累地造成”与“逐渐地剥落”又进一步演变。

①比对《源流论》修改增补的部分，多限于现当代的内容，如导引部分增写外壮炼力图说、八段錦等，养生部分增写少林拳法、张三丰静坐之类，而较少在传统医籍部分改笔。

②《源流论》在传统医籍部分的修改，有误改而反而致错的情况，如《知津》第十三节叙宋以后针灸学有“如宋窦汉卿之《针经指南》”一句。《源流论》因分“古代针灸经”与“针灸学”二节，特将此段辑出与后文“隋唐间针灸书籍”一段合并。但因误认窦汉卿为汉时人，便把 “如宋窦汉卿之《针经指南》”改为“惟汉窦汉卿之《针经指南》存”，将窦氏及其著作移到“古代针灸经”的结尾处。再如上文提及的《黄帝虾蟆经》的“生省”一词，经过“述”“录”“校”的《医界春秋》本已照着《誊清》本刊印为“生省”，但在《源流论》中却又错改成“生长”。

③ 吕思勉还写过一则短文，记谢钟英的轶事，说谢氏“自言生平有三快：一吃饭，二走路，三读书也。然先生卒以胃病死，盖亦暴食所致。大抵饮食忌多忌速，多食者不必速，快餐者恒易多也 。”（吕思勉：《谢钟英》，《吕思勉全集》第26册，第100页）谢氏去世于1901年，《全集》系于1900年系谈。

④1896年，谢观在常州龙城书院就读，同读者就有蒋维乔、孟森、吕景枬等，都是吕思勉的乡前辈。（见叶舟、陈吉龙：《清代常州文化系年》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8、1464—1465页。

⑤叶百丰：《忆诚之先生》，《蒿庐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80页。

⑥吕思勉：《鸣鼓众质》，《吕思勉读史札记》下，第1405页。

⑦新发现而未收入的还有《蒋颂孚先生七秩寿言》《恭祝蒋颂孚先生暨德配蒋母姚夫人六旬晋四双庆》《蒋母史淑人传》。

那么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是否有人知晓《知津》是吕先生所撰，谢氏的《源流论》是以《知津》为底本的增订本呢？应该是有的，那就是上文提到抄录《门径》本的管文如。管文如是管达如之弟，其父管凌云，吕先生称其姨丈，故与达如、文如是表兄弟关系，且自小就关系密切。管文如精通中医，吕先生常就中医药方等事向他请教。管达如是谢氏父亲谢钟英的学生，管氏兄弟与谢氏也相熟。管文如长期在北京开业，是京城的名医，对中医界和谢氏《源流论》的出版应该都有了解。所以，管氏兄弟至少是管文如应该是知道此事的原委。但这是不便向外明说的事。

试想，管氏当时如把真相和盘说出，谢氏如何还能在中医界立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对于管氏兄弟与吕先生也是另一种“形格势禁”。管氏兄弟去世以后，①知情人是越来越少了。一方面的史实已经“层累地造成”，另一方面的史实又在不断的“逐渐地剥落”据李永圻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谢先生（即谢观）还请老先生、吕先生（即吕思勉与吕翼仁）和我三人在八仙桥青年会吃了顿西餐。谢先生大约是1951或1952年逝世，②我还陪老先生到梅福里谢家在谢先生灵前行礼。谢先生亦如张寿镛校长一样是极有才干的人，值得佩服。”但这两次，吕先生均未向女儿、学生说及过一点《知津》及《源流论》的事。要不是他留有《知津》的手稿，还在《自述》之中留下了“片言只语”，“逐渐剥落”的《知津》真相真会身世难明了。

以上涉及的几点，有些是我的推测。如果吕翼仁、李永圻在世，他们一定不许我做这样的推测，也不许我写这样的文字。但我是学历史的，总觉得事实是神圣的，弄清事实的真相比什么都重要。上面所述当然不是全部的真相，但总是逼近了真相，而不是掩饰、回避甚至伪造真相。（感谢王珂向笔者提供《管抄本》的资料，也感谢牟发松先生对本文的修改指正）

附记：2016年的春夏之交，祖述宪正在为《胡适对中医的态度》一文找补充资料，他始终认为：所谓陆仲安为胡适治病，以及胡适为《秋室研经图》题词等，都是子虚乌有之事。他来电要我在上海帮他再找找资料。6月初，祖述宪的学生来电，说祖老师身体不佳，已入院治疗。其时，我正好看到相反的资料，即罗尔纲说胡适对此事有意隐讳。那几天我总有点夜不能寝的样子，内人问及，我说祖先生已患病，而我只找到与其结论相反的资料，如何能交代？6月3日一早，电话铃声把我叫醒，电话那头是祖述宪的学生肖有铖，他略带哽咽地告诉我：“昨晚祖先生去世，临终前交代，尚有遗稿若干，尽托付于上海的张先生。”

难道这几夜之转辗难眠，正是祖先生在临行之前对我的托付？数月后，我读到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上一段话：“（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晚饭时，先生谈起‘今天《民族晚报》又有一篇写我曾患糖尿病被陆仲安医好的文字，标题是《陆仲安善医消渴》。又说西医俞鸿宝曾设法抄送药方登在丁福保的《医药杂志》里，也是瞎说——将来真需要写一点糾正的文字了’。”③这正是祖述宪所要的材料！我本能地取出纸笔将这条材料抄录下来，然后，写完的纸片寄给谁呢？我临窗点燃了一炷香，将纸片化作一缕青烟，灰烬随风散落，想必九泉之下的祖先生会有些许的欣慰。谨以此文纪念我未曾谋面的忘年交祖述宪先生。

初稿写于2016年8月，2021年4月改定

①管文如去世于1936年7月28日，管达如去世于1941年10月21日。见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第618、495页。

②此处记忆有误，谢氏去世于1950年。

③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