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花抗疫史考证及中国人痘接种术的突出历史贡献

资料来源：中医复兴号 2023-01-13 18:27 发表于海南

引言

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接种牛痘在中国终结了天花，教科书也是这么写的，然而，中国最终消灭天花所用的“天坛株”是标准的人痘，而非牛痘；另外，大多数人印象中，是英国人找到了消灭天花的方法-牛痘术，其实不然，牛痘术只是英国人学去的人痘接种术的替代方法，真正找到消灭天花方案的，还是中医。该事件去今未远，证据确凿清晰，稍加调研，就可以还原世界征服天花的真相。

中国人痘接种术最晚于17世纪末诞生于中国，是中国古人在发现终生免疫现象后，产生的主动免疫思想，经历了由选择弱毒株的“时苗”接种法，再到运用减毒传代技术的“熟苗”接种法，安全有效，终生免疫，“百不失一”。18世纪后，人痘接种术西传欧美，英国人爱德华·詹纳于乡间接种人痘25年，但因英国学习的是早已被中医废弃的人浆接种法，而不是先进的减毒传代“熟苗”的经鼻免疫法，具有较强的副作用，因此产生了替代需求，促使爱德华·詹纳发明了“开皮苗”法。与中国人痘接种术相比，牛痘术未使用减毒传代技术，免疫保护期很短，两三年需复种，理论指导缺如，与之比较，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远胜一筹。及至19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为了消灭天花，采用了源于人痘的“天坛株”进行接种，并非牛痘，只是在减毒传代过程中使用了动物（猴、兔、牛），在种痘技术上采用了开皮法。

既然事实如此清晰，人们为何却一致认为是牛痘术消灭了天花呢？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人们认为人痘接种术历史虽长，却没有在中国消灭天花，其实，经历了新冠疫情，我们已经能够理解，烈性传染病的消灭，不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消灭天花在旧中国难以实现；

第二，由于牛痘术是西方技术，获得洋行大力支持，免费为大众接种以推广牛痘，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国人对其容易产生偏好，但其实回传的牛痘也并未消灭天花；

第三，人痘接种术的理论采用中医语言，与现代科学语境不符，大众很难认知到“胎毒”理论所蕴含的免疫学原理，也很难意识到人痘接种术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仅将人痘接种术描述为“朴素的经验”，殊不知牛痘才是“基于朴素经验”；

第四，人痘接种术从诞生至成熟，包含了四种方法，而大众更多接受到的都是早期人痘接种术，即接种患者痘浆，有风险（约1%），这样的宣传混淆了大众视听。事实上清代官方推广的是“水苗法”，是减毒传代疫苗（早于巴斯德数百年），有强大的中医理论支撑和调摄护理方案，该方法极大地提升了全国人口数量，而有风险的人浆法则在清初被明令禁止。而大众往往只知人痘接种术之风险，不知真正的“水苗法”，安全有效，精致高级；

第五，纳鼻免疫的接种方式，大多数人不能认识其免疫方法的先进性，反而认为是落后与愚昧，其实鼻腔免疫相比开皮法免疫，不仅仅可以产生体液免疫应答，还能产生黏膜免疫应答起到更好的预防效果；

第六，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消灭中国天花的“天坛株”，虽然是人痘，但是，在减毒传代的过程中，使用了猴、兔、牛作为传代动物，最后环节使用的是体型较大的牛作为传代动物，导致众人认为是“牛痘”。

上述原因，造成了世人对于中国人痘接种术的误会，一直以为消灭中国天花的是“牛痘”。

中国人痘接种术是世界免疫学和预防学的先驱，这段光辉的历史，国人不仅不知，还饱受诟病。我们首先应当还历史以公道，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发现人痘接种术西传东渐的历史过程，对于当前的中西文化汇通，具有启发意义，使我们可以更合理地看待东西方文化各自擅长的部分，认可以人痘接种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盲目夸大以牛痘接种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取长补短，更好发展科技，更好发展医学，让人类智慧成果更好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

正文

1950年中央发布《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卫生部统一使用中国‘天坛株’毒种生产天花疫苗，1951年至1952底，两年接种人数达5.6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88.9%，政府高效执行接种政策使我国最终比世界提前16年消灭了天花[1]。

而居功至伟的‘天坛株’痘苗，是齐长庆先生于1926年2月（时任中央防疫处第三科痘苗股长）从士兵刘广胜的疱痂中分离出来的，经动物减毒驯化数代后培养出来的痘苗，最终收获牛的疱痂[2,3]。依据世卫组织定义，人痘，即天花患者疱浆内的天花病毒（smallpox virus），来源于人；牛痘即牛痘病毒（cow pox），源于牛[4]。不难看出，“天坛株”是人痘，属于人痘接种术，与牛痘有本质区别。

明显错误却为何在教科书中白字黑字刊印，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笔者对人痘接种术和牛痘接种术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回溯，以期探明历史真相。

一、中国人痘接种术起源与演进

1. 起源

中国最早记录天花的书籍是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公元283~363），“比岁有病天行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疗，剧者数日必死，疗得差后，疮斑紫黯，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也。世人云，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5]文中所描述疾病与天花的发病症状一致，是从俘虏传染而来。天花是烈性传染病，传播速度快，致死率高，要发明一种有效征服天花的方法绝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这需要众多医家在临床中反复摸索、实践、验证，并进行理论的升华，才能广泛推广，最后方能获得成功。中国古人在实践中，观察到天花具有“一发不再发”的特点，并用“胎毒”理论进行了完美诠释，继而用较小的感染，“引毒外出”而获得终生之免疫，这是主动免疫思想首次出现于人类历史。在该思路指导下，自然而然产生了人痘接种术。人痘接种术起源的准确时间，迄今尚无定论。《痘疹定论》（1713）中是这样说的，“宋仁宗时，有丞相王旦（998~1022），初诸公子俱苦于痘，后老年生子名素，为痘起见，招时之医者……时有四川做京官者闻其求医治，乃请见，而陈说种痘有神医，十可全十，百不失一。”清代官方综合性医书《医宗金鉴》（1742）也支持起源于宋，“自宋真宗时，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而史学家范行准经考证后认为起源于宋代不足信，他认为人痘接种术起源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主要证据为“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辅证为“安庆张氏传种痘法，云已三世。”《三冈识略》（1644年），若以张氏三代从事种痘、每代间隔20年来推算，应始于 1584年，接近隆庆一说。[6-8]虽无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1713年出版的《痘疹定论》是第一部人痘接种术的集大成专著，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痘接种术已形成了一套技术体系，包括疫苗的选择，减毒传代操作与保存，接种对象的选择，接种操作规范，接种后的调摄护理及注意事项，判断接种是否成功，补种等一系列完整、明确的操作程序和步骤，同时对接种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则和标准。本书还叙述了人痘接种术，从不成熟向成熟演变的四种方法。据作者朱纯嘏自述，该书成书于1681年之前，由此，人痘接种术起源于1681年之前，确凿无疑[9]。康熙20年（1681），康熙亲自推广人痘接种术，除皇家子嗣均接种人痘外，“今边49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俱获痊愈。到 1742年，清政府还制定了人痘接种术的官方规范，即《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10,11]。如是，那么人痘接种术最晚起源于17世纪末，准确年代及起源地尚待考。

2. 痘衣法与痘浆法（时苗种痘术）

1）痘衣法：即接触法。“安庆张氏传种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以稀痘浆贮小瓷瓶，遇欲种...取所贮浆染衣衣小儿…着天花患者之衣服，或与轻症患者同起居，或涂痘浆于衣给小儿穿上”，《三冈识略》，《医宗金鉴》均有记录[6,10]。

2）痘浆法：亦称人浆接种，即用棉花蘸痘浆塞入儿童鼻孔内。明《正字通》（1671）的“痘”字条注释说：“神痘法：丸痘汁纳鼻，呼吸即出。”“尝考种痘之法，有谓取痘粒之浆而种之者”。[10,12,13]

此两法有一定风险，后被废弃，《种痘方》清楚地写明了痘浆法有致天花感染风险，“必要用种出之痘，发下之痂、谓之‘种苗’。……若其出天花之痂，谓之‘时苗’。此苗之中有时行之气，若不辨而用之，名虽为种，实与传染他儿天行时痘之气无异。此“时苗”之不可用也。”官方指南《医宗金鉴》指出，“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毁破痘浆,盗以作种,使彼真气宣泄,毒不能解。此忍心害理不仁之事也。同志者切宜深恶而痛绝之。”[10,14]

从现代免疫学角度来看，痘衣法和痘浆法使用的接种材料是经过选择的天花病毒弱毒株，可致天花感染及合并其他感染风险，有一定危险性，但其危险性远低于自然的天花病毒感染。究其原因，弱毒株本致病力弱，且痘浆中不仅有活的天花病毒，还有恢复期人体产生的抗病毒免疫物质，如富含抗体的组织渗出液、血浆和丰富的细胞因子，如干扰素等，能中和病毒毒力，更好地激活免疫应答。同时期史料显示与爱德华·詹纳同时期乡村医生在英国接种人痘（痘浆法）发生死亡率低于1%[15]，远低于天花病毒自然致死率30%[4]。但毕竟有风险，清初已明确废止痘浆法。

3.水苗法与旱苗法（熟苗种痘术）

本着安全有效，精益求精的医学精神，古代医家在痘衣法和痘浆法的基础上，发明了旱苗法和水苗法，记录于《痘疹定论》《种痘方》《医宗金鉴》等多部医书[9,10,14]。

1）旱苗法：“用银管约长五、六寸，曲其颈，碾痘痂极细，纳于管端……对鼻孔吹入之，至七日而亦发热。”

2）水苗法：“一岁者用二十余粒（痘痂），三、四岁者用三十余粒，置于干净瓷钟内，以柳木作杵，研为细末，以净水三、五滴入钟内，春温用，冬热用，干则再加水几滴，总以调匀为度，不燥不湿，用新棉些许，摊极薄片，裹以调豆屑在内，捏成枣核样，以红线栓定，仍留寸许长则剪去，将苗纳人鼻孔。”即把痘痂研细用水调湿，以棉花蘸染，塞人鼻孔内。”

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水苗“取其和平稳当”，旱苗“虽快捷方式，微觉迅烈…轻吹之则不骤入，重吹之则迅烈难当,且恐流涕过多，苗随涕去，往往不验。”[10]

水苗法和旱苗法与痘衣法和痘浆法已有本质变化，一是使用种痘后收获的痘痂，称为“熟苗”，既非痘浆，更非天花患者之病毒，安全性极大提高；二是选苗后引入了驯化的方法，贯穿了减毒传代的思想；三是增加了蓄苗、贮苗之法，极大地增加了接种的便利性。

4. 选苗、驯化、贮苗

旱苗法，水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创减毒传代方法，是继主动免疫思想诞生后，中国古人对人类医学史的又一伟大贡献，较巴斯德的减毒传代狂犬疫苗（1885年）至少早了200年。相比之下，牛痘纯属“朴素的经验”，既无减毒传代理论指导，接种也只能使用“活牛疫苗”，常常因苗源枯竭而彻底中断。

1）选苗：“苗者，痘之痂也。种痘者，全资乎此…痘之顺者，始终无夹杂之证，种者审之出则尖圆，色则红润，浆则充满，所落之痂，苍蜡光泽，肥大浓实。此得天地阴阳之正气，极顺之苗也，收而用之，效如附应…或不能亲其事而假手他人，亦必令彼身亲目睹方可。否则宁置而不用，切勿滥用”（《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选苗》）[10]

“如果所出之痘不顺,所落之痂黑暗而薄,或小儿有他种疾病…痂皮均不能留作种苗”，“几人之痂混杂亦不用”（《种痘心法·选苗》）[16]

严选‘种苗’，不仅可筛选出毒力低的原始毒株，还可避免病人合并感染导致的不良反应。

2）驯化：《种痘心法》说：“以驯粹之苗引平和之毒，是以计日而发，应候而收，万全无害。”现代免疫学称减毒传代过程为驯化过程，“驯”自此始。

我们来看减毒传代具体描述：“其一为松江派，其法专用种痘之痂以为苗，是名‘熟苗’。种出之痘，稀密视乎胎毒之轻重，轻者，不过数颗，而毒已尽；……良由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即为‘熟苗’不可不知”[16]。

关于减毒传代安全性的描述：“以驯粹之苗引平和之毒，是以计日而发，应候而收，万全无害。譬诸渡江河冲风冒浪，纵巨舰未免沉覆之虞，而风恬浪静，虽小艇亦克济于洪流。”[16]，意思是说天花感染凶险容易使人“沉覆”，而用熟苗则人体免疫反应小，人人都能顺利度过。现代免疫学已经验证，天花病毒经历减毒传代后，既可保证疫苗的免疫有效性，又保证受种者的安全。

3）蓄苗，贮苗：“种痘必资于苗，…若遇热则气泄，日久则气薄，触污秽则气不清，藏不洁则气不正，此蓄苗之法…如遇好苗，须贮新瓷瓶内，上以物密覆之，置于洁净之所，清凉之处。其所贮之苗，在春天者，一月之痂可种。冬令严寒，四五十日之痂尚可种。”《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蓄苗》[10]

“贮苗要用纸包团,放小竹筒或新磁瓶内密复,置于洁净之所。或贴身保藏。春天可保存三四十日,夏天可保存二十余日,冬天则四五十日”《种痘心法·贮苗》[16]

贮苗可达月余，极大地方便了熟苗的保存和推广，其方法类似于现代的低温干燥保存技术，这又是中国古人的一大发明创造。

爱德华·詹纳推广牛痘苗时，使用的是活人贮苗方式，“from arm-to-arm”，牛痘1805年第一次传入中国用的就是“活牛疫苗”，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利用葡萄牙商人许威氏从马尼拉运来的一船接种牛痘的孤儿，沿途再不断招募儿童接种，方可保种不断，这也是牛痘接种免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皮尔逊医生报告说，因广东省接种人数不能持续，屡次使牛痘苗失传，至于为何牛痘采用活人贮苗法，不得而知。[17-19]。

5. 人痘接种后调摄护理，基于中医理论支撑，应对自如，远胜没有医学理论支撑的牛痘接种术

中国古人十分重视接种人痘后，对小儿严密的护理调摄。“种痘之在调摄，最为紧要，自始至终，不可稍忽，如避寒热、慎饮食是也…此寒热所以贵得其平也…食不过饱，亦不过饥，此饮食所以贵得其平也…凡举止动作,既不可任意骄纵，亦不可过于拂逆，惟在调摄之人…善为保护。不但慎于既种之后，且当慎于未种之先；不但慎之见苗之初，尤当慎之落痂之后。种痘者，宜谆谆告诫，务期详细”《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调摄》”[10]。温度，饮食，情绪及痘苗是否在鼻腔停留充分时间，都要务期详细。不仅如此,多部书中，《痘疹定论》《医宗金鉴》《种痘心法》《种痘指掌》等都详述种痘后各个阶段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处置方式（含药方），为小儿顺利出痘给予了必要的辅助[9,10,16]。中国古人还有预判接种是否成功的标志，称为见“信苗”，即“种痘发热以前，小儿面部上忽出颗粒似痘”，以及接种失败的补种方案，可见整个种痘流程十分完整。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从选取痘痂到减毒传代，再从接种到接种后调摄，都对医生水平要求极高，且“须两三金，方得一支丹苗…设如苗决，又必至太平再买”，因此，价格贵，门槛高，故受人痘法保护的人群较为有限，“种痘之法，由来已久，中土高贵之家，种着十之八九”[8]。不得不感慨，有时政治经济因素对于医疗技术的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 人痘接种术的安全性与效果

1）“苗发之痘，既无客邪鼓动血气，势无痒塌闷乱之虞…脱痂绝无瘢痕，口鼻亦无残废之厄。允为避险就安之捷径。”-《张氏医通》（1695）[20]

2）“次年奉旨选种试苗，俱皆全愈，然后奉旨在大内遇喜处种痘，复又差往边外各蒙古地方，历历俱获痊愈。”《痘疹定论》（1713）[9]

3）“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宁国府太平县…所以相传，并无种花失事者”《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7]

4）“幸古有种痘良法，相传至今，其法简易灵验，至稳至当。盖正痘因外感时邪而发，种痘则种于无病之时，故所出稀疏，轻者不过几十粒，此岂非避危就安之妙法乎？”《种痘方》（1727）[14]

5）康熙《庭训格言》：“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1730）[11]

6）“余遍历诸邦，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若于行时疫，安有如是之吉乎？是以余劝世人，凡有子女，断不能免痘疹；当时疫未临之际，且须请医人种痘，斯为最得计也。”张琰.《种痘新书》（1741）[21]

7）“此诚去险履平，避危就安之良法也…恐后人视为虚诞之辞，相沿日久，无所考稽，使至理良法，竟置无用之地，神功湮没，岂不大可惜哉！”《医宗金鉴》之《幼科种痘心法要旨》（1742）[10]

8）“痘疮无人可免。自种痘之法起，而小儿方有避险之路。此天意好生，有神人出焉，造良法以救人也…况即有死者，不过百中之一；较之天行恶痘十死八九者，安危相去何如也！”《兰台轨范》（1764）[22]

9）据外国传教士鲍尔记载，在中国山西省由于人痘接种术，天花死亡率由20-30%甚至50-60%降为1%[23]。

10）马伯英于1985年作回顾性调查，65岁以上老人653名，种牛痘者511例，成功率96.6%；种人痘者115例，成功率97.4%；未种牛痘或人痘者27例，患天花并留后遗症者24例，占89%.种痘与不种痘有显著差异（P<0.01）.[24]

11）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使清初中国曾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口剧增：“1682年：7000-8000万；1700年：9000-10000万；1750年：20000万左右；1800年：超过30000万。”短短100年间，中国人口从7000万增长到了超过3亿人，而牛痘疫苗1805年方被介绍到国内，康熙自诩他推广人痘接种术“遂全此千万人之生”，并非虚言[25,26]。

仅看史料，无需多言，人痘接种术安全可靠。

7. 小结

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发展历史清晰展现了：1）主动免疫的免疫预防思想，2）减毒传代的‘熟苗’可极大提升接种的安全有效性，3）低温干燥的贮苗方法使得接种便利性极大提升，这些免疫学的理论和技术均起源于中国，奉献于人类，不仅启迪了牛痘，天坛株的研发，还开启了现代免疫学和预防医学，实为中国古人对人类医学之重大贡献，诚如马伯英所言“中国人痘术是现代免疫学的先驱”。

二、西方牛痘接种术的发明过程

1. 人痘接种术西传

16-18世纪，国外天花仍然肆虐，中华大地因人痘接种术而有效控制了天花之猖獗。

17世纪，趁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签订之机，俄政府遣留学生专门来华学习人痘接种术，这批学生回国后很快在俄国推广人痘接种术，详录于《癸巳存稿》（1847年），俄女皇卡特琳娜二世带头接种人痘[27]。18世纪初，俄占领土耳其部分领土，加上中国‘丝绸之路’通往土耳其，甚至还有中国种痘医生在土耳其开业，因此土耳其人也很快学会了人痘接种术[28]。

中国人痘接种术传往西欧约在18世纪初。1700年1月，英国人约瑟夫·李斯特（J.Lister）自中国厦门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的马丁·李斯特（M.Lister），报告了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及其效果。同年还有英国人哈维斯也在皇家学会做了介绍人痘的报告[28]。1713年，住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医生蒂蒙尼（E.Timoni）向英国伦敦的伍德瓦尔德（Woodward）写信，记述了人痘接种术的情况[29]，1714年，希腊医生皮拉瑞尼（J.Pylarini）也在威尼斯发表了有关人痘接种术的文章，并在英国皇家学会上作了宣讲[30]。另还有其它人痘接种术的报告纷纷从中国、土耳其等地送往英国，遗憾的是，这些报告当时均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1716年，英国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M.L.Montague）用人痘接种术给自己3岁的儿子接种了人痘，英国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医生德贞（J.H.Dudgen）曾就此事记述于《中西闻见录》[31]，另一位传教士医生鲍尔（D.Ball）也在《中国风土事物记》中谈写到“说也奇怪，像其它许多事物一样，种痘术也是由中国传人西方的，这术约八百年前，中国宋朝已经应用。”1719年，蒙塔古返回英国也将人痘接种术带回，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告诉了当时的公主、后来的英国女皇加里斯。1721年，英国天花大流行，迫使英国皇家学会主持了评估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效果及安全性的人体试验并获成功，于是推广全国，正式开始了欧洲的人痘接种活动。在英国还曾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种人痘以防天花的人体试验，将人工接种人痘后的部分儿童移居到天花盛行区居住，通过观察，确认了人痘的预防效果[19,32]。

英国皇家学会的人痘接种试验在西方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创了人体试验的先例，为后来的牛痘苗，狂犬疫苗在人体直接进行预防接种免去了伦理学的障碍。

俄国人又将人痘接种术传至非洲，首先在突尼斯，后为扩展黑奴贸易，黑奴贩运到美国使美国人发现了人痘接种术的价值。1721年，美国波士顿流行天花，据马特（Cotton Mather）牧师统计，已有人痘接种术施行。同年，波尔·斯东医生为自己的儿子和两名奴隶种人痘，1777年底，华盛顿说服大陆会议，使接近四万大陆军官兵，全部接受了人痘接种，感染天花人数从17%降低至1%[28,33]。

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在《哲学通信》‘谈种痘’中批评法国人不善学习和没有及时引进人痘接种术，他写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34]

亚洲地区的人痘接种术多由中国直接传去，1744年，李仁山始传人痘于日本，大约于1763传入朝鲜[8,35]。

人痘接种术西传的过程中，由于西方人只使用了中国早已废止的痘浆法，鼻腔接种人痘可能导致面部留下难看疮疤，因而产生了替代方法的需求，从而导致用开皮苗法替代了鼻苗法。

2.爱德华发明牛痘术（1798年）

詹纳在自己的论文《论牛痘接种术起源》中，叙述自己在乡间种人痘25年，后试验并最终试种牛痘成功。他验证牛痘是否能预防天花的方法是，给种牛痘的小孩隔一段时间再接种人痘，观察接种者接种天花脓汁后仅出现急性皮肤红疹，而不再出现常规的免疫反应，由此推导牛痘可预防天花[36]。由詹纳自己的叙述可知，不论是‘主动接种’思想还是验证牛痘接种是否有效的技术均来源于中国人痘接种术[37,38]。

1805年，牛痘法回传至澳门、广州，“洋行”不仅派中国人去“洋老师”那里学习，并全部免费接种，因此获得成功[17,39]。“洋行”不仅免费种痘，还“对穷困人家小儿种痘给予”菓金”，以及“留浆保苗”的制度，使得种苗不致间断，英国人皮尔逊医生编写的牛痘英文讲解被翻译成中文《新订种痘奇法详悉》，没有医学背景的邱熺等人，由十三行（“洋行”）派出学习该术，后在中国推广，其中，邱熺撰写的《引痘略》，将牛痘法错误地与中医理论结合，以此来加速中国老百姓对于牛痘的接受度。牛痘在中国成功传播的消息传到詹纳耳中，詹纳表示了由衷的高兴[8,35,39]。

3. 牛痘术采取开皮种痘的原因

结合历史资料笔者推测，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外国人种痘如果采用落后的痘浆法直接在鼻部接种，容易造成面部疮疤[20,40,41]，其二，牛痘的反应性比人痘差，必须采用开皮接种效果才好。

三、比较

1.人痘与牛痘的区别

世卫组织撰写的《Smallpox and its radication》报告中，明确了人痘即患者疱浆内的天花病毒（smallpox virus），源于人，牛痘即牛痘病毒（cow pox），源于牛，对人致病性差（harmless virus obtained frow cows）[4]。

2.人痘接种术与牛痘接种术的区别

人痘接种术包含四种方法，分别为痘衣法，痘浆法，水苗法，旱苗法。在世卫组织报告中提及的是中国人痘接种术早期的痘浆法（Variolation），于清代被明确禁止，这也是英国人学去人痘术，还启发了牛痘术的诞生。而清代医书中记载的人痘接种术是水苗法和旱苗法（Chinese Attenuated Smallpox Vaccination），安全有效，百不失一，使用熟苗（种痘后收获的痘痂），包含减毒传代思想，远胜于人浆法，不可混为一谈。成熟的中国人痘接种术不仅有终生免疫保护效力，还有胎毒理论的理论支撑，有选苗、蓄苗、贮苗（月余）方法，有接种前、中、后的调摄护理方法及外用、内服药物，不惧接种后不良反应，有信苗法可判断接种是否成功。

牛痘接种术（Vaccination），爱德华·詹纳发明，疫苗源于感染了牛痘（cow pox）的患者的疱浆，以二叉针沾取疱浆后划破被接种者的表皮（微见血），不良反应率高，免疫保护期短，两三年需复种，疫苗的储存和传播为“arm-to-arm”,也称“活牛疫苗”[42]。

“天坛株”接种法，毒株来源于天花病人，只是减毒传代中使用了动物（猴、兔、牛），最后是从牛身上收获痘痂，制备疫苗，那如果最后是从兔子身上收获痘痂，难道就叫兔痘了吗？

可以看到，三种接种技术中，仅人痘接种术是有中医的理论支撑，包含全套的调摄及护理方案，从饮食起居、精神照料到内服和外用药物，是基于中医总结出了天花需“凭气血逐毒外出”的核心治疗思路，并在该理论指导下取得了较好疗效，善于处理各种不良反应，可以做到“百不失一”，这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牛痘接种术，和 “天坛株”接种术，都没有企及的高度。另外，中国人痘接种术和“天坛株”是主动使用了减毒传代的方法，而牛痘则是被动的经人传代。

3.天坛株接种法，属于人痘接种术还是牛痘接种术？

“天坛株”是1926年2月，齐长庆从患天花的士兵刘广胜的疱痂中分离出来，“首先将患者疱浆接种于猴皮肤，待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又将从猴体上取得的疱浆，接种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于牛犊皮肤上连续传三代，分离出的毒种经传代减毒后，该毒种的发痘情况与日本毒种相近。”由于这株毒种诞生于天坛神乐蜀，故名为‘天坛株’[43]。

从世卫组织定义来看，中国消灭天花使用的“天坛株”毒种来源于人，是人痘无疑，“天坛株”经动物减毒传代，有人认为这是学来的科学技术，其实不然，天坛株的发明人齐长庆同志明确告诉我们，获得减毒传代的根本思想来源是中国古代的“熟苗法”，只不过熟苗是经过人的减毒传代，而受西方人启发，齐长庆改用动物传代。至于接种方式选择了西方的开皮苗法，一来是开皮苗法操作更为简便，易于推广，二来当时中国已经全面落后，崇拜科学，因而选择了西方看似更为直接的开皮苗法，关于鼻苗接种法与开皮苗接种法的优劣比较，稍后论及。

可以确认，“天坛株”源自人痘，减毒传代用了动物，在种痘技术上采用了开皮法。

其实，不仅中国的“天坛株”来源于人，20世纪初牛痘推广至英、美后，在大范围使用中发现，牛痘病毒制造的疫苗毒力变弱，效果不佳，于是各国又回溯到中国古代接种人痘的思路上来，逐渐从人体上分离出不同于牛痘病毒的痘苗病毒，经动物（或人体）减毒传代最终制成第一代天花疫苗[43]。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原副所长董树林曾说：中国消灭天花，完全是靠中国的天坛株疫苗的预防接种，与詹纳的牛痘苗没有直接关系[43]。”而且不但中国，就连世界各国消灭天花包括詹纳所在的英国本身使用的Lister疫苗，也是来自于人的天花病毒减毒株，而不是詹纳的牛痘苗，据WHO估计，Lister疫苗是世界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而美国惠氏生产的牛痘疫苗经基因分析属于混合毒株，亦非牛痘[4,15,43]。

更为惋惜的是，在全世界消灭天花后，世卫组织的记录中仅有中国人痘接种术的雏形—人浆接种法（variolation），而清代登峰造极的人痘接种术以及人痘接种术对于消灭天花的重要贡献，沉没于历史。

4. 人痘接种术与牛痘接种术的优缺点

首先，人痘接种术运用了减毒传代思想；再者，人痘接种后有终生免疫保护；其三，诞生于中医理论，可应对接种前后的各种不良反应；其四，经鼻接种属于黏膜免疫，对于呼吸道传染疾病效果优于皮下免疫；其五，干燥低温贮苗可保存疫苗达月余。而牛痘苗以痘浆接种，不仅每隔几年需复种，还不断需要人体贮苗，否则濒临失传之风险[8,35]。当然，牛痘苗的亦有其三个优点，首先，牛痘病毒接种于人体后产生的免疫反应小，对接种后护理要求降低；第二，开皮苗的操作更为简单，利于推广；第三，验证了动物与人之间的交叉保护。

四、错将天花消灭归功于牛痘术的原因分析

事实如此清晰，可人们为何都一致认为是牛痘术消灭了天花呢？笔者试着归纳以下四点原因，以供参考。

1. 人痘接种术历史很长，然而，并没有在中国消灭天花。

历经3年新冠疫情的洗礼，世界上抗疫最成功的国家非中国莫属，是因为我国的疫苗比美、英好吗？显然不是。大家已然明白，抗疫不单纯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

同样，消灭天花的过程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实现。旧中国虽然实行义务种痘，但普种率不高，1946是种痘人数最多一年，也仅有700万人种痘，1950年1~8月，中国有44211例天花患者，死亡12509人，形式严峻。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致力于改变天花肆虐的状况，开始有计划地部署和推行全国范围的种痘运动。

1950年10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周恩来总理签字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普遍种痘，全民免费接种，并要求3~5年实现全民普种。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会议决定统一使用中国‘天坛株’毒种生产天花疫苗。到 1951年底，全国已有约3.05亿人接种‘天坛株’，约占总人口的54.2％，1952年，全国接种天花疫苗人数已达5.6亿，约占总人口的88.9%，这样的成绩在解放前是难以想象的[1,44]。

不难看出，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坚持免疫策略和实施有效的管理办法，才真正发挥了人痘苗‘天坛株’的威力，使得中国早于世界16年消灭了天花[4,44]。

2. 牛痘术是西方技术，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容易产生偏好。

牛痘术是西方技术，19世纪初泊入我国时，正值中国至黑至暗的特殊历史时代，国人畏惧西方的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与西方的重大差距，过大的差距让我们产生了“西方文化是先进文明”，“科学是判定事物的唯一标准”等心态，这是时代产物，不禁使国人抛弃传统医学，而崇拜泊入医学技术。加之洋行资助与大力推动，以免费接种，被百姓广泛接受。

3. 人痘接种术的理论，采用的是中医语言与现代科学语境不符，普遍认为其不合理。

自天花病毒被发现后，天花的中医“胎毒”学说即饱受诟病，这也是大家普遍认为人痘接种术不科学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虽尚无关于“胎毒”理论发展与人痘接种术发明关系的详细历史考证，但天花的治疗和预防（人痘接种术）都是源自中医理论，这一点确凿无疑，后人不可因其不符合科学语境而贸然否定之。

以“天花胎毒说”为例，与字面理解不同，明代万全、王肯堂、聂尚恒等已明确否定“胎毒”为胎儿时期摄入“秽毒淫血”[45-47]。之所以一直延用“胎毒”阐述天花病因，首先，胎毒可描述终生免疫现象，“昔人皆曰胎毒，言之诚是盖以出一次则不复出，其为胎毒可知”[48]，二来，胎毒一词可表达人体先天的免疫“缺陷”，缺乏对于天花病毒的免疫力，而缺失原因是从未感受“时令之气”（接触病毒）[9,21]。明代聂尚恒在前人基础上提出 “胎毒可逐而不可解”的理论，即逐毒外出方能协助免疫应答过程顺利完成，引导中医从预解胎毒的思路转向了“引毒而出”的主动免疫思路，这也是人痘接种术的核心思想，指导了明末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在免疫学理论方面，除了终生免疫现象，中国古人还总结了天花的外因是“感时而发”（内因为胎毒），以及特应性免疫应答现象， “感痘之气而为痘，感疹之气而为疹也”[9]。

从“胎毒”涵盖的终生免疫现象，到“感时而发”，“毒可逐而不可解”的免疫应答规律，再到“引毒外出”的人痘接种术原理，以及人体先天缺失对于天花的特异性免疫力，每一条都是免疫学理论的祖先级认知，怎可说中医“胎毒”学说不科学，不高级？

4. 接种方法和部位的特殊性，以至人们不能认识其先进性，反而认为是落后与愚昧。

牛痘采取开皮免疫，人痘则是纳鼻免疫。经鼻免疫究竟是更高明，还是挺落后？随着免疫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疫苗都希望能开发成鼻剂型，因为选择黏膜为免疫部位不仅可以产生体液免疫应答，如血清抗体和记忆性免疫细胞，还可产生开皮法所欠缺的黏膜免疫应答，包含黏膜分泌型抗体IgA和黏膜免疫记忆，这对于呼吸道传播疾病才具有真正的防护意义[49-54]。

中国古人选择纳鼻免疫是非常高明的。首先，古人认识到天花经呼吸道传播，“如遇痘疹之气，鼻闻其气则传于肺”，因此也从呼吸道预防：“今种痘之法，慎选良苗，种于鼻孔。鼻孔为肺之窍，又督脉所系，由上而下，直贯命门，引毒而出，使无伏里，岂非至妙之理？”[55]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医认知人体的方法论。鼻属肺系统，肺系统包括皮肤和皮毛，全身黏膜，鼻、气管支气管和肺，主气司呼吸，主气的宣发可将卫气和气血津液输布到体表，以温养和润泽皮毛，起到防御作用，亦称肺卫，相当于现代免疫学定义的第一道防线[56]。而鼻恰好是给药无创伤、方便、且效果最好的地方。

古人有许多通过鼻腔免疫治疗的经典方法。《伤寒总病论》（1100年）记录乌头赤散纳鼻可防治天行疫气病[57]，解放后，多地运用雷击散（源于《急救异痧奇方》）预防麻疹效果肯定，1957年上海崇明，1958年兰州、河南新乡和1959年福建省惠安县麻疹爆发时，预防人员均采取雷击散喷鼻或滴鼻预防麻疹，不但效果显著，而且用药手续简便，药后无不良反应[58-61]。

5. 对于天坛株是牛痘的误解

天坛株来源于天花患者，在减毒传代中使用了动物，最后从牛身上收获疱痂，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理解，即天坛株为牛痘，实则不然，如果是从猴身上，或者兔子身上收获疱痂呢？这是其一。其二，牛痘回传中国后，虽然由于“洋行”的资金支持进行免费接种，操作相对简单，惠及了更多穷人，使得牛痘的概念广泛传播，但事实上并未根除中国的天花。

五、中国天花抗疫史考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 还历史以公道

在天花抗疫史上，中国古人经历了发现临床现象，建立思考模型，大胆提出假设，实践不断修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座座山峰自古而来，延绵不绝，历经西传与回归，直到“天坛株”的诞生，形成最高峰，在中国彻底终结了天花疫情。

华夏文明5千年，是中国人用汗血书写的历史，而对于历史的研究不深透，错误的下结论，首先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同时，也会错失先人宝贵的智慧成果。

历史是由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件堆叠而成，不是凭空想象和捏造，尊重历史，尤其是尊重学术史的演变，厘清学术发展的脉络，可以知往鉴来，激励后来学者踏浪前行，推动学术进一步发展。同时，对于历史的研究，还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具体而言，对于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我们应该给予正当的评价，让在人痘接种术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受到后世子孙的敬仰。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其历史功绩，绝不亚于巴斯德发明狂犬疫苗和霍乱疫苗，最起码应该享有类似或者更高的历史地位。

2. 明确中国古人对于人类医学的卓越贡献

医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当属疫苗，人类唯一消灭的疾病是天花。在人痘接种术的历史回溯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消灭天花之法始于中国，始于中医。

天花肆虐全球，是中国古人观察到患天花可获得终生免疫现象后，产生了主动免疫思想，在实践中，为使免疫过程更为安全有效，清代实施人痘接种法时均用了减毒传代的“熟苗”。我们切不可因为东西方文化话语体系不同，而厚此薄彼，片面否定中国古人的智慧成果。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中医理论，就没有中国人痘接种术，就没有牛痘术，也没有“天坛株”等后来在世界范围消灭天花的疫苗。人痘接种术所蕴含的各种免疫学思想，应该彪炳史册，应该写入教科书。

3. 对当前的中西文化汇通有启发意义

当前，中西方文化交流势不可挡，然而中西文化差异不可回避，如何在中西方文化汇通中，取长补短，西为中用？其实，从人痘接种术的西传，到西方发明牛痘术，再到齐长庆研发“天坛株”，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只是我们的研究还很欠缺，还很不深入。笔者粗浅总结以下3点：

第一，对待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技艺，要保持开放态度，不要也不能轻易否定。由于我们今天的主流话语体系是基于科学的话语体系，因此，对于象学知识体系的中医，虽然很多人从情感上是认同的，但是，在实际做法上，很容易因为中医的说法“不科学”，而简单粗暴的否定。可是，从人痘接种术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中终生免疫现象的确定，主动免疫方式的发明，减毒传代的思想，以及选择鼻部无创接种的方法，都远远早于现代免疫学。我们不能要求古人用现代“科学”的话语去叙事，相反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去研究古人的行为。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国除了科学的话语体系，还有咱们传统的象学话语体系。

第二，对待西方事物，不能盲目夸大抬高，而是要理清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明明是人痘接种术彻底在中国乃至世界消灭了天花，却把功劳安在牛痘术身上，事件脉络清晰，证据确凿，从学术的角度是说不通的，那么，只能是人文的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救亡图存的年代，新文化运动就像一剂猛药，启发了国人，崇洋崇外，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在当时具有时代意义，但是，终究实事求是才是正确的学术态度。

第三，合理看待东西方文化各自擅长的部分，取长补短，更好发展科技，更好发展医学，扩大和巩固人类智慧成果。中西方文化差异确实存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比如中国人讲究精益求精，因此，熟苗制备、接种方法以及种苗后的调理，都有许多规定，这就导致了疫苗推广费用高，接种难度大，而西方更多讲究标准化，采用开皮接种的方法，简单粗暴，并且加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结果接种迅速推广。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范行准先生1952年写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自序中的文字“尤其像我国文化历史这样悠久的国家，在预防医学方面更有卓越的贡献，因为在预防医学史上占头等重要地位的免疫学是我国首先发明的。我写本书时，不禁为先民有此贡献而感到骄傲，因他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是太大了。但像这样光荣的事迹，过去也被帝国主义者掠夺而去，这种损失并不比失去一城一地来的小，我们必须用历史的事实把它光复。”

文化复兴，当始于历史光复，中国消灭天花使用的是人痘还是牛痘，牵扯到对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历史评价，不可小而视之。虽然关于人痘接种术的学术论文及出版物数量不少，但能明确是人痘消灭了中国天花，是中医找到了消灭天花的真正方法，继而还原其对世界医学史的伟大贡献，提炼其中闪光的免疫学思想发端，使国人真正明白祖先的智慧与贡献，并为此产生民族自豪感的相关研究，目前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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