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的电视剧《血疑》，伴随着忧郁的主题曲“感谢你”，在全国热播后，引发热议。随之而来的，便是深入骨髓的对白血病的恐惧和无奈。

若是止步于恐惧，科学寸步难行，医学家也不配称人类健康的坚强卫士。获得2020年中国版诺奖——“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的上海血液研究所王振义教授（图1），成功地将人们对白血病的恐惧大幅度降低，他发现的全反式维甲酸攻克了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成为白血病领域迄今为止令人瞩目的明星之一。

图1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教授（1924.11.30-）

回首往事，王振义学过中医，下过农村，当过赤脚医生，搞过病理生理，在多个不同的岗位上奉献青春，但诊治白血病始终是王振义的一块“心病”。

众所周知，这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类型繁多，凶险无比，死亡率极高，素有“血癌”之称。其中又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最为凶险、病程发展最迅速，通常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一个星期，甚至只有两三天。

而白血病的治疗往往不得不依靠化疗消灭癌细胞，借以维持生命，但这种做法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正常组织和细胞也会受到严重损伤，因此，许多病人在化疗后因感染、发热、出血、贫血等反应无法控制而离开人世。看到病患所受的痛苦和治疗效果的不理想，王振义心如刀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医学界提出了“肿瘤细胞在体外可以通过诱导分化，转变为较为成熟的正常细胞”的肿瘤诱导分化治疗的观点。1978年，以色列科学家在小鼠的实验中证明，白血病细胞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逆转，分化成熟为正常细胞。这给了潜心研究白血病治疗方法的王振义以巨大的启发。

启发归启发，让癌细胞改邪归正谈何容易？1979年，王振义把“诱导分化”确定为白血病研究和治疗的主攻方向。寻找到一种可以用作诱导分化剂的药物，是诱导分化研究成功的关键。当时，中国的医药科研事业还未完全恢复，在简陋的实验环境下，王振义带领学生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测试了无数种药品，却一无所获。

尽管如此，王振义仍然这样鼓励自己：“末代皇帝溥仪都能被改造，癌细胞就不能吗？”机会总是垂青努力的人。

就在4年后，美国的一家医学杂志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有学者发现用13顺维甲酸可以转化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的癌细胞，并试验成功。然而，当时国内的厂家只能合成全反式维甲酸，13顺维甲酸需要从美国进口，除价格十分昂贵，国内患者根本负担不起外，其治疗结果也并不理想。短暂的欣喜过后，王振义陷入了沉思。但他却并未动摇对维甲酸的信心，“我不死心，我觉得维甲酸这条路不能就这样被堵上。”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的一位学生黄萌珥，在一次实验中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一种在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化合物——全反式维甲酸（ATRA）可以诱导早幼粒细胞株HL-60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病人身上采集的新鲜的白血病细胞分化。王振义逐渐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具有潜力的药物上。

实验室成功了，临床效果如何呢？

1985年，瑞金医院血液科来了一位5岁的小女孩，她患有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在获得家人的允许下，王振义教授和同事们决定应用ATRA治疗小女孩。奇迹出现了！经过每天口服ATRA（45mg/m２），一个星期后她的体温就降到正常范围，两个星期后竟然达到完全缓解。ATRA/CT的缓解后治疗持续了１年。此后，她一直处于缓解状态，现在已经30多岁了，健康状况良好，事业发展顺利。

受到成功的激励，王老师决定将此神奇的药物应用到更多病人身上，结果进一步证实了ATRA 的疗效。在这次临床研究中，24位病人接受了ATRA的治疗。他们中8位对化疗没有反应或有耐药性，16位未接受过化疗。用ATRA治疗后，全部缓解，而且未出现骨髓细胞减少。这项标志着诱导分化疗法首次在临床上获得成功的工作于1998年发表在Blood杂志。有意思的是，应验了中国一句俗语“好事多磨”，这篇文章曾二度被Blood杂志拒绝，原因是英文写作不合要求，当然更主要还是因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科学研究的固执偏见而对实验结果产生怀疑。幸亏当时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访问的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Samuel Wax-man教授，得知情况后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他严格的修改并致函Blood杂志主编之后，该论文才被Blood杂志接受。论文发表后，分化疗法一下子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极大关注，国际上许多医学研究机构也纷纷开始了ATRA治疗APL的临床实验，进一步证实了该药物的神奇疗效。王振义最初的Blood论文也被众多文献引用，2000年荣获美国ISI引文经典奖。到2010年这篇论文在国际上已被引证了1700多次。

王振义应用ATRA成功治疗白血病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正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竺和陈赛娟心情澎湃、兴奋不已，既为老师的突破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激动，同时也似乎看到了他们自 己未来奋斗的方向。1989年取得学位后他们夫妇二人毅然回国，加入到恩师两年前创立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

图2  王振义院士与他的学生陈竺院士和陈赛娟院士

然而，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光有临床疗效还不够，还需要对其作用机制从理论上加以解释。这时，当时在国际上最先进的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很快，最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与国际上其他三个单位几乎同一时期独立地发现由于APL患者独特的细胞遗传学改变使15号染色体与17号染色体各自发生臂断裂，然后互相交换，形成一个新的融合基因最终导致白血病的发生。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证实，ATRA正是通过靶向结合到癌蛋白的维甲酸受体结构域，重新启动髓系细胞的分化基因调控网络，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成熟。机制的科学阐释使得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彻底信服了，ATRAA治疗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1994年，王振义获了美国凯特琳癌症治疗大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１位中国人。2003年又获美国血液学会（ASH）海姆魏克司曼奖，受邀在ASH年会这一国际血液界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血液学大会上做报告，当时坐在台下的每一位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同仁甚至中国人都深感骄傲和自豪。

现在，ATRA已成为治疗APL的一线首选药物。

雄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王振义的家中挂着一幅尺幅不大的国画“清贫的牡丹”：盛放的牡丹，并非大红大紫，富贵的俗气，而是粉白带红，恬淡清雅。王振义深情的说道：“做人要有不断攀登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种正确对待荣誉和自我约束的要求和力量，对事业看得很重，对名利看得很淡。”这正是王振义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