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 棒棒医生 2019-10-07 13:45；作者：余向东

吴又可（1582—1652），明末清初的著名温病学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因为其独创的温病病因“戾气”学说与现代医学的微生物致病学说接近而享有崇高地位。

2013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的背景的是真实的明末大鼠疫，编剧谢晓东曾无限感慨，说，“明朝郎中吴又可在《瘟疫论》里提出的病毒传播学说比西方早了两百多年。”解晓东不懂医学，更不懂医学史。吴又可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什么“病毒传播学说”，他提出的是“戾气说”。“早两百年”是和19世纪下半叶才用实验证明细菌是传染病病因的巴斯德和科赫比；单就时间而论，确实早了200多年。

中医史学泰斗李经纬对吴又可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戾气学说“距离真正病原体的揭示，可以说只是一纸之隔”，只是因为没有显微镜这个工具，这层纸“尚未捅破罢了”。吴又可如果再活30年，活到显微镜问世（1674年，列文虎克发明第一台光学显微镜），他就能解密传染病的病因吗？

反中医旗手余云岫更极赞吴又可为“我国医界千古一人”，可惜他的戾气说“无实物以证之”，“不然，其功岂让德之科赫，法之巴斯德哉！”。

真的可以这样比吗？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不是医生，我们只比科赫吧。

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比吴又可晚生260年，二人之间，可谓关公战秦琼，本无可比性。但是，既然评价二人学说隔两百多年而具有可比性，就不妨来全面比一比。

吴又可（1582-1652或1644）和其他的中国古代医家一样，生平和教育经历都简略得近乎无。他大约是明末吴县洞庭东山人，有其他说法，我们不纠缠这种无谓细节。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医的，拜谁为师，学的什么内容等等，我们一概不知。《清史稿·列传》中有他的传，只说崇祯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流行，时医都按张仲景的“伤寒”来治疗，没有效果。吴有性看不过去，开始思考瘟疫的病因，得出“戾气致病”的结论，时年60岁。而60岁之前，他的学医和行医经历史无任何记载，他仿佛突然就成了一个大师。《大明劫》中，年轻帅气的吴又可到处治病救人的故事自然都是编著编出来的。

科赫1843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小城克劳斯特，父亲是矿务官员，掌管一方采矿大权，家境非常殷实，他可以说是矿二代了。科赫受舅舅的影响，自小对植物、矿石、昆虫等自然科学极感兴趣。他在哥根廷大学学了一年的植物学、物理学和数学后，转读医学。1866年，24岁的科赫获得博士学位和行医执照，在1870-1771普法战争中当了2年军医，后回自己老家，做了十年乡镇医生。十年乡医期间，科赫在自己的诊所建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一台显微镜、一部显微照相机、一间暗室。在这间与世隔绝的私人实验室里，科赫不断改进制片、染色、照相技术，日复一日地观察记录，终于揭示出一个前人从来没有真正窥及的广袤无比的微观世界。科赫因此而成为病原微生物的开山泰斗，开始从乡村走向柏林，走向世界，彻底改变了医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和传染病的对抗结局，他获得了包括诺奖在内的无数科学荣誉。

吴又可和科赫具体的医学实践和人生经历实在没有可比性，但在医学思想的影响上，二人都是开天辟地式的人物。

《清史稿·列传》评价吴又可，“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这一评价大致是事实，《伤寒论》算不得瘟疫专书。在吴又可之前，中医也认识到传染病与普通病的不同，只是仍然把它归于热病的一种，病因一律是六气，“百病皆生于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因季节感而即发的，冬伤于寒邪的，叫伤寒；春伤于温邪的，叫伤温；夏伤于热毒的，叫伤暑。另有一种不及时发作的，如冬虽然已经伤于寒了，但不及时发病，到其他季节才发，这叫“伏气温热”。春天才发的叫温病，夏天才发的叫热病。不管怎样，病因只是季节的寒凉温热。

但吴又可突破了这一切，他认为，季节气候与瘟疫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瘟疫论·原病》：“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这其实只需要稍微认真的观察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气候异常引起的外感热病如感冒之类，大多是自限性疾病，症状轻，传染性小，病死率极低。而瘟疫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显然，瘟疫另有特别的原因。吴又可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微生物这种东西，所以，他只能想象“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想象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突破了《黄帝内经》和《伤寒论》，可谓千古未发之论，十分难得。余云岫因此称他为“医界千古一人”。

吴又可的“异气”或“戾气”“杂气”不是自然气候的气，而是一种他想象的自然之气。这个气是物质的，是不可见的，他还没有认识到它是有生命的可以繁殖的生物体。在世界医学史上，这种建立在想象之上的猜想并无特异之处。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学原本·气候水土论》就注意到了腹泻与气候水土的关系，这一基本认识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西医对瘟疫之一霍乱的病因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就是“瘴气”说，即带有某种病原或毒的空气象烟雾一样漂浮在空中，侵袭人体则得病。这和吴又可的“疠气”说完全一样，“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浓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因此，说吴又可的疠气说早西方两百多年，不是事实。

在科赫之前，西医主流以四体液的不平衡来解释一切疾病的病因（类似于中医的阴阳平衡和六气致病）。但不可见的活的生物（吴又可的戾气没有微生物的含义）作为致病原因的思想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早在4000年前的古埃及，就认为疾病是寄生物“看不见的虫”所致，没有抗生素，他们只好借助于魔法和咒语，妄图把虫子驱出体内。

古罗马百科全书家之一的瓦罗（前117-前127）曾经预言：“可能在沼泽地带生长有用肉眼观察不到的小动物，它们经过嘴和鼻子进入人身体而导致严重病患。”这已经是今天的科学认识了。

16世纪梅毒传进欧洲，意大利诗人、医生吉罗拉魔·法兰卡斯特罗（1478-1553，比吴又可早100多年）在《关于接触性传染和接触性传染病》一书中指出，接触性传染并是由一些看不见的颗粒“感染的种子”造成的，并且这些“种子”可以自我复制。这也是现代病原微生物的思想。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德国解剖学家，科赫的大学老师雅各布.亨勒（1809-1885）发表他著名的病理学研究，认为“具有复制能力的，活的生物体是造成接触性传染的原因”。这种思想已经非常明确了，缺乏的只是一个证明。

1857年，伟大的微生物学鼻祖巴斯德发表《关于乳酸发酵的记录》的经典论文，证明了微生物是葡萄酒发酵的原因。之后，很自然的，医学界开始认真推测微菌也可能是传染病的原因。

所以，在科赫之前，实际上微生物致病的思想并不缺乏。缺乏的是证明这一点，微生物是怎样进入人体的，它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少种类，与不同传染病有什么关系？这种证明要难得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并不是给一台显微镜吴又可就可以发现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在科赫之前200多年，列文虎克就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且他看到了微生物。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导致微生物学，尤其是病原微生物学的产生。显微镜必须首先在病理学家手上发挥作用，这成就了莫干尼、比沙、魏尔肖等医学史巨匠，他们成功把疾病从模糊的体液紊乱导向可以定位到病灶的正确的病理和细胞病理学。然后，又有化学家的参与，以染料对标本进行染色和固定，这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显微镜观察的精度。科赫本人在他的乡村小煤窑实验室里就改良过苯胺染色技术，染色前使标本干燥固定在载玻片上，他又发明了固体培养基划线分离纯种法，这些技术影响极为深远。所以说，在显微镜和吴又可之间并不仅仅是“一层薄纸”，至少还有病理学、细胞学、化学，以及照相技术，实际上，隔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完整体系。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医教科书上还把吴又可的“戾气”作为瘟疫病因之一，坚持不修正为微生物，原因也正在于此。它无法接受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一台显微镜有什么用！

仅仅有思想是没有意义的。比如预防的思想（治未病）中西医都有至少三千年的历史。思想配上科学的方法，才有疫苗的系统应用，才消灭和控制了大多数的瘟疫；否则，只有“三伏贴”这种无法证明疗效的全民迷信盲从的“运动”。

吴又可的理论是他用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他认为，疠气之邪侵犯人体的途径是从口鼻而入，之后侵犯的部位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即所谓“膜原”处。这个“膜原”是个像“三焦”一样的奇特概念，按说它应该有解剖意义，但中医并不研究解剖，历来中医家们都是以自己的臆想，对“膜原”进行五花八门的解释。有实指，有虚指；有泛指，有具指。多认为是覆盖于腹、盆腔壁和脏器表面的浆膜，有网膜、系膜和韧带三种。这就很难以理喻了，在现代医学看来，这些膜主要起着支持固定保护的作用，既没有神奇的作用，也不是病原微生物攻击的要害部位。吴又可所面对的瘟疫主要是鼠疫。我们已经确知，鼠疫杆菌可以经皮肤、消化道和呼吸道侵入人体，并非仅仅是口鼻而已。经皮肤侵入后，细菌经淋巴管至淋巴结，引起剧烈的出血坏死性炎症反应，这就是腺鼠疫淋巴结肿大的原因。之后继续发展的话，病原菌进入血液循环，流遍全身，即败血型鼠疫。鼠疫杆菌哪里会只呆在莫名其妙的半表半里的“膜原”呢？可见，吴又可的“疠气”虽然较之前的“六气”有所突破，但是，疠气怎样进入人体，进入人体何处，如何发病等等病理生理过程，他没有任何实验和观察的基础，完全是拍脑袋的产物，这使他的“创新”黯然失色，变得毫无价值。

科赫并不仅仅是“想”，他靠的是观察和逻辑，即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两大基石。

科赫最早研究的是炭疽。当时普遍的理论是，细菌只有一个种类，形态百变，具有多形性。科赫用他自己改良的技术一遍一遍地在显微镜下观察，他看到了炭疽杆菌变成芽孢，又从芽孢变成杆菌的完整过程。而炭疽细菌的发现者达维纳从未观察到这种变化。1876年，科赫公开进行实验表演并发表影响深远的论文《基于炭疽菌个体发育的炭疽病原学》，这是人类医学第一次清晰地证明，一种传染病可以由一种特定的可清晰描述的细菌引起。这是现代医学真正的里程碑，历史从这里开始转向。这个里程碑不是模糊的“戾气说”可以比拟的。

科赫继续的观察证明了伤口感染是由于不同的细菌造成的。而外科消毒灭菌术的发明者李斯特当时都认为所有的伤口感染都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的。

非常难得的是，吴又可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象伤口化脓、痈疽、疔疮、丹毒等等，是由于一种“杂气”引起的，而不是之前中医臆想的气血郁滞或火毒之类的原因。尽管这种“杂气”和“火毒”没有本质区别，与科赫的不同种属的病原细菌更不是一回事。但他能不迷信经典和权威，独持异见，也算相当难得了。

仅仅观察到细菌，并不能遽然就断定它是病原体。科赫更伟大之处是他建立了一套验证病原体的逻辑法则，即科赫法则（Koch's postulates）：（1）在每一病例中都出现相同的微生物，且在健康者体内不存在；（2）要从宿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得到纯培养；（3）用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物接种健康而敏感的宿主，同样的疾病会重复发生；（4）从试验发病的宿主中能再度分离培养出这种微生物来。只有满足这4个步骤，才能确认该微生物即为该病害的病原体。这是一个严谨的基于逻辑的法则，诚如科赫所言：“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就能尽早发现苹果树上的酸苹果。”

因为这个法则，科赫继炭疽杆菌后，先后破解了结核、霍乱、阿米巴痢疾、结膜炎、锥虫病、非洲海岸病等传染病的病原体。

因为这个法则，他的后继者们在短短几十年间破解了几千年历史上一切瘟疫（传染病）的病原体。

因为懂得这个法则，汤飞凡成为中国唯一一位破解过传染病病原体---沙眼衣原体的中国医学家。

科赫伟大的医学研究生涯里，曾经出现过一次“丑闻”。1891年，科赫宣布他找到了一种可以治疗结核病的方法。他是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的，给动物注射结核菌素，可以使动物对结核感染具有抵抗力。接着有两位医生也声称他们用这个方法在人体获得成功。但这一次，科赫失败了。他的老对手，伟大的细胞病理学之父魏尔肖用严密的尸体解剖学观察证明了这个方法产生局部严重的炎症反应，并会导致结核播散的严重后果。魏尔肖尽管仍然坚持陈腐的传染病“瘴气”病因说，他因此曾经拒绝接受塞麦尔维斯的洗手预防产褥热理论。但他的病理学观察是坚实可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结果被无效，这是科赫少有的学术“丑闻”。尽管如此，这种结核菌素初次注射和再次注射人体绝然不同的反应却具有特殊的诊断价值，直到今天还是临床常用的方法，这一现象被称为“科赫现象”。科赫就这么牛，即使学术“丑闻”，也是一种科学贡献。

吴又可的“戾气说”没有解决任何传染病的病原体，没有任何传染病的结局因它而改变，它也没有任何的发展，直到今天它还是以原样子被教科书重复着。

而科赫，不仅揭秘了炭疽、结核、霍乱等中药传染病的病原体，还制定了科赫法则，使后世科学家得以揭秘所有老的新的传染病的病原体，传染病之所以从第一致死病因而退居心脑血管病和肿瘤之后，科赫实居首功！论对医学的贡献，医学史上能媲美科赫的，不会超过5位。

吴又可和科赫，这两位被相提并论的伟大的中西医生，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不迷信权威和经典。但他们的不同才是最本质的：一个以自然科学体系为背景，并掌握了科学方法，另一个没有。